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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以磨剑比喻旧改艰难，岗厦这柄剑，磨了10年。深圳城中村的矛盾与问题在岗厦村身上集中体现，而在所有问题中，拆迁中的博弈首当其冲。1998年，深圳市政府就决定对岗厦河园片区进行全面改造。2002年，深圳市政府将改造任务交由福田区政府组织实施；直至2006年7月，深圳福田区政府、岗厦股份有限公司和金地集团才最终签订了框架性协议，正式推动岗厦河园片区整体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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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3日，岗厦河园片区改造举行集体物业签约仪式；改造正式启动，进入随后的私人物业谈判，却遭遇蔡屋围拆迁带来的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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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珠祥、张好莲夫妇一度成为这座城市瞩目的焦点。1997年，夫妻俩在宅基地上建起了六层住宅，自住并出租，建造花费120万元，每月万余元的租金此后成了这个家庭的主要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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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15日，蔡屋围集团公司与京基公司签了房地产开发合同，近4.6万平方米土地（包括宅基地）全部被卖掉，蔡的房子亦在其列。他要求按1.2万元／平方米进行现金补偿，遭到了京基公司的拒绝。京基公司于2006年9月请中介机构对蔡氏夫妇的楼房进行评估，评估价为3998元／平方米，当时周边的房价为1.2万元／平方米。京基后将补偿价提至9000元／平方米，仍未获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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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国土部门裁决，蔡、张夫妇必须搬出房子；同一时期颁布的《物权法》成为蔡珠祥的武器，尽管在上诉过程中屡屡失败，蔡珠祥拒绝离开自建楼。8月，深圳市国土局向法院申请强制拆迁，对蔡珠祥来说，形势危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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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旬的一纸公文颠倒了乾坤——国土部要求各地禁止行政命令强制拆迁——国土部门失去强制力后，蔡、张夫妇重新开始了与开发商之间的议价。2007年正是深圳房价不断飙升的时期，蔡屋围周边房价已涨至约2万元／平方米；夫妇俩提出，补偿应在1.8万元／平方米。网友惊呼，按这一要价，开发商补偿款将达14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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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强制力后，斡旋成了主要协调方式。罗湖法院召集双方调解了4次，双方于9月21日签下协议，次日，1200万元补偿款就打入了蔡珠祥账上。蔡珠祥用它购置了几套房产，有的自住，有的出租，而在拆迁后的宅基地上，深圳新的地标正在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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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京基大厦一同长高的，还有深圳原住民对于城中村拆迁补偿的心理预期。蔡氏夫妇拿到的1200万元，在当时冠绝全国，被称为天价补偿，还有人谴责当事人漫天要价，近乎赖皮。但很快地，更具有震撼性、爆炸力的赔偿纪录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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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在向市长汇报改造情况的会议上，福田区政府有关负责人称，蔡屋围“钉子户”获得高额赔偿后，岗厦认同原定赔偿标准的原村民从85％下降到50％。岗厦改造再次陷入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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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拆迁风声既起，抢建风潮则来。在岗厦改造成为定局之后，岗厦村内出现了大量抢建私房的行为。有一段时间，这个村子甚至成了一个大型施工工地，无论是东一坊、东二坊，还是东五坊，每条路上都堆满了黄沙、水泥、钢筋等建筑材料，运输车辆进进出出，使得本不宽敞的道路越发狭窄。化解谈判僵局的同时，政府还要对违法私房抢建潮保持高压严打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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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不久后的大冲，甚至有大冲村民去岗厦取经，了解怎样改建才能为自己多争得几平方米的收益。主政者在这样的循环中明白，旧改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每一次旧改并非孤立，它深刻影响着将面临相似命运的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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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硬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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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环环相扣中，蔡屋围、岗厦、大冲无疑是3个最引人注目的节点，共性是谈判的艰难。不计其数的协商，争议、解释、说服，关乎利益，巨额利益，任谁都难以举重若轻，补偿标准之争作为利益争夺的外在表现，成为每次旧改必经的荆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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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厦改造的拆迁补偿方案几轮磋商方才尘埃落定。相较于蔡屋围，岗厦方案更为成熟、全面，选择面也更广。村民们可以选择全额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全额实物（住宅、公寓、商业物业）补偿，还可以选择货币、实物相结合的补偿方法。开发商尝试创新，以前改造方案拆迁返还补偿标准只有一种选择，即首层按1∶0.82赔付集中商业物业，二层以上按1∶0.88赔付住宅或公寓计算，但现在经与村民多次协商，共有两个标准、三种模式、六种选择。两个标准，一种是按面积划分：480平方米以内按1∶1补住宅，超过480平方米按1∶0.88补公寓；另一种标准按层数划分：首层按1∶0.9补集中商业物业，二层以上按1∶0.9补住宅或公寓。三种模式，即一是选全部实物补偿，二是选全部货币补偿，三是可选实物和货币补偿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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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标准加三种模式，即产生六种选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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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新方案，如果选择货币补偿，住宅公寓按每平方米1.28万元计算，集中商业物业则按每平方米2.38万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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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厦改造开发商、深圳市金地大百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卫明认为，将价值每平米约23800元的集中商业物业计入其中，“村民获得的实际利益已经高于1∶1补偿住宅的价值”。村民则不能理解，补偿比例为什么会低于1∶1？且阳台楼道只算公摊面积，以0.5计算，也让他们无法接受。不少对内地法律不了解的侨胞、港澳籍村民更有不解、争论，郭鹏生认为，对土地性质的辨析可以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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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屋围风波更加重了这种不满，谈判如何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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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房子建得凌乱，握手楼多，电线、水管交错复杂。拆迁又不是一天的事，会出现这栋签约拆完了，那栋突然断电的情况。所以，我们首先花了400万元，把村里的水电网络重新拉了一遍。”胡卫明分析说，这是金地大百汇表达对村民权利尊重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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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鹏生则将拆迁中对权利、历史、事实的尊重归纳为对4项权利的保证——知情权，信息对村民公开透明；自由选择权，村民可以在现金补偿和房屋置换中任意选择；此外，还有经济保障权与自由表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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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村民拿到的补偿协议，就经过了合作改造三方不下20次的商谈、修改，依照议定的补偿标准，给出各种不同的支付方式、条款。胡卫明透露：“因为拆迁，原本以收租为主要收入的村民没了经济来源，我们给予每平米每月30元的租金补偿；对于面积120平方米以上的，还有额外租金补贴，这在之前的操作中少见。”有村民私下说，，在他们的理解中，这与市场上讨价还价的过程并无二致；自己起初喊个高一些的价格，此后谈判的空间也就相对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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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厦村民的自建建筑大多远远超越了政府当年所允许的高度、面积，政府此后默许了这些当年的“违建”，在商谈补偿过程中，金地大百汇也认同了这种态度，但究其本质，村民们的建筑并非全无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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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参与岗厦规划的人士指出，“人有人的运气，城市有城市的运气”。整个城市的升级带动了岗厦价值的提升，岗厦原村民早已成为了最大的获益者。“实际上，彩田路以东的岗厦楼园片区也向岗厦股份公司董事会强烈提出要旧改，而且要按河园标准改造”。郭鹏生“爆料”说：“所以，在谈判艰难进展的时候，就有楼园的人找到河园的人，问他，‘换不换？我的房子位置更好，面积也差不多’，没一个河园的业主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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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卫明认为，由此可见，岗厦拆迁的博弈主要在利益层面，“这么大的一个项目，投资超过百亿元，其实一家一户多给一些并没太大影响，但我们害怕的是破坏秩序，所以抱定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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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单纯村民自建房更复杂的，还有村里的合作建房。建楼潮中，一部分缺乏资金的村民提供土地，村外的合作建房者提供资金和施工，合作建起农民房后，再进行利益分成。一般签约时会约定，房屋的使用权50年（此后改为60年或70年）属外来建房者所有，这样的投入结构也注定了拆迁变局降临时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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