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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2007年前，大望的热闹绝对不输于她的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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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一时的家庭小作坊于1995年自然形成。“整个村就是一条生产链，一个小作坊就是一条流水线。”大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何雨聪形象地描述，如果傍晚时分布匹拿进大望村，第二天早上就会是成衣出去。辉煌一时的小作坊主要从事制衣，私人制衣作坊源自1995年，湖北天门人首先在此租房制衣供应给当年刚开业的东门白马服装市场。一年后，来自全国各地的私人老板走进大望村租房，村民将房子一层层地出租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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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作坊顿时让大望村人气大涨，房子好租不说，租价也跟着上涨，最好时，1平方米可以租到15元，小小的村庄热闹得很。但热闹的不仅仅是人，还有小作坊里传来的轰轰机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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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望一样，大磡人当年建水库，大磡人奉献了土地；保护水源地，大磡人丢掉了淘“第一桶金”的机会……连通向村里的公路、电线、通讯线路都是大磡人自己折腾出来的，因此欠下一屁股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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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3月，大磡与西丽湖度假村等有关单位协商，贷款1600余万元，将西丽湖至大磡的公路拓宽；2008年9月，大磡人才喝上自来水，村里为此贷款投了200多万元，但直到目前仍未抄表到户，损耗都归村里，而且这里的水每方5元多；又贷款120万元修建从西丽湖到大磡的通讯、电力设备；贷款150万元修建排污管道通往麒麟生态园方向，以保证污水不直接排放入西丽水库，又贷款400多万元修建了引水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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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磡如何发展？大磡如何脱贫？市、区人大代表早在1996年就已关注。当年，人大代表曾指出大磡发展的“绊脚石”——商业街排洪排涝问题未解决，统征土地不能发挥作用，征地费、青苗补偿费没有到位等。为解决大磡窘状，市、区曾高度重视。1996年，大磡被划为“同富裕工程”扶贫对象，虽然供电、通讯、路灯等基础设施初步建成，建起一些厂房，但是，由于处于水源保护区上游，导致工厂营业执照等手续还是难以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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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秋生说，到2009年止，大磡村共有工业企业300余家，个体工商门店500余间，种养场4个，外来安置区2个，种植优质荔枝树3000余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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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关内的其他村相差15到20年。”林秋生说，水、电、路都是村里自己贷款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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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戏称自己背上压着“三座大山”，“三座大山”指的是大磡位于水源保护区内、位于生态控制线内、虽名归特区但大部分土地在二线关外。村民们说，受三条线约束，大磡发展经济是戴着镣铐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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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岁的大磡物业公司总经理老詹，生于大磡二村。19岁高中毕业后，没有什么工作，他就去学开车。老詹说，蛇口湾厦靠海，开发搞得早，很多人买车拉运建材赚运费，比大磡村富得多了，老詹就跟着湾厦的私人老板打工跑车，这一做就是4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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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南山区的其他村渐渐富裕起来，老詹心里又“痒痒”了，他放弃了跟人跑车的活计，投身商海做起了销售。两年后，老詹又回到村里，承包福利农场搞鱼塘、种荔枝。小赚了一些，可5年时间一晃而过，承包到期后无法续租，老詹又没活干了。好在“三来一补”企业进了村，老詹借钱买了车，专门帮这些企业拉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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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丽水库挨着我们村究竟好不好，我真的找不出答案来证明有好处。”老詹唉声叹气说，因靠近水源保护区，很多已经红红火火的企业办不到环保许可证，不少企业走了，他的货运生意也就没得做。2000年，大磡成立物业公司，他进公司做了名管理员。像老詹一样土生土长的大磡二代，仍有大部分留在村里服务。“外面找工困难，再不给村里年轻人一个工作机会，就怕这些孩子学坏了。”老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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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茂祥，大磡实业股份公司办公室主任，2009年刚满30岁，2002年从深圳高职院毕业后，已在村里服务7年了。学的就是物业管理，可林茂祥毕业时并没有一心一意回村上班，因为“村里太穷了”。“我毕业前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实习了半年，老板很喜欢我，要带我去四川发展，可老爸劝我留下，那年居委会正好搞选举。”林茂祥最终决定如果选上就留下，最后果然被选上，在村里一干就是7年。但在7年中，他思考最多的还是村里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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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水源保护区之内，大望与大磡在谋求发展过程中，只能一步步地触碰生态环境的底线。但底线就在那儿，你不停地拨弄政府的敏感神经，那政府的反应，早晚都会出现，大望人很清楚这点，但人类谋求富裕的愿望是朴素而本能的。一场政府与村民的拉锯战，终于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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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为保护水源水质，大望村兴办的所有工业向外迁移作异地安置，在龙岗区平湖镇兴建了平湖大望工业区，成了“外嫁女”。家庭小作坊伴随着安全隐患、卫生、噪音等问题，遭到政府坚决取缔。在近10年的打击中，死灰复燃地循环着。2007年11月底，1300家家庭作坊最终集体迁离。而在此打工的13000多名工人，也跟随作坊一齐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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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保护环境而遭“釜底抽薪”的大望社区，立刻陷入困境。居民突然发现，原本住得满满当当的出租屋，突然之间找不到租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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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害怕听到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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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望人来说，他们最害怕听到的两个字就是“搬迁”。大望村后面是梧桐山风景保护区，前面是深圳水库水源保护区。水域面积达3.65平方公里的深圳水库承担着香港总用水量70％和深圳总用水量43％的供给重任，被喻为“深港大水缸”。为了保护围绕大望的生态环境，大望人不单单付出经济上的代价，差点需背井离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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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深圳水库1958年兴建和1965年扩建时，大望两次被搬迁人数共75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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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为了深圳水库水源不受污染，市政府决定大望村整体异地搬迁，这一消息就像地震一样在村内引起了动荡。“政府专门在布心建了鹏城花园来安置大望村民，但大家都不愿意搬。”何雨聪说，大部分村民都不愿意离开这祖祖辈辈居住的家园，加上政府规划搬迁用地不够用，差额太大，致使村民有怨言，与政府展开了拉锯战。然而1989年至1992年间，特区内外已沐浴在改革的春风中，由于搬迁政策，政府对大望村的建设实行严格的限制和制止，村民建房的要求遭到政府拒绝。耐不住的村民自发利用“自留地”兴建楼房，关于搬还是不搬足足讨论了三年多，1993年，市政府最终决定，只搬工厂，村民不搬迁，同时对村民的住宅用地划红线，严格控制，在红线范围内建围墙，防止乱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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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欠大磡的。”1991年便到大磡一村做生意的林佩璇直言不讳，她与大磡人一起生活了快20年了。初次来到大磡时，大磡仍是荒郊野地，从上海宾馆到大磡要坐大半天车。还没来得及擦干净脸上的尘土，林佩璇就被大磡人的热情打动了，不久，她的长城玩具厂开业了。林佩璇投资1000万元左右修了3栋厂房、1栋宿舍，玩具厂红红火火开起来了，可没多久，她就感觉到在大磡做生意的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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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磡地处水源保护区，又在生态保护线内，环保、消防等的审批异常严格，基本上办不下来。”林佩璇介绍，困难不仅如此，从麒麟山庄到大磡的路都是土路，政府没有给大磡投资修市政设施，水、电、通讯等很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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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林佩璇曾动念头离开大磡去惠州发展，但面对朝夕相处的大磡人，她不舍得，所以，只能关了玩具厂，把厂房、宿舍租给其他人办厂，自己就收个租金。如今，林佩璇的厂房、宿舍只有两家企业用，每平方米每月租金才几毛钱，仍有一大半厂房、宿舍空着。林佩璇深有感触地说，为了留住企业，大磡人自己贷款修了路，拉起了电线，做好了通讯网络，接通了自来水管。对于大磡的未来，她很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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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不行，我们也想走了，但我对大磡很留恋，毕竟当初我来这里时还是一个穷光蛋，现在赚了一些钱，我要报答这里。”位于大磡村内的深圳市铭和实业有限公司老总黄先生说。1992年，他就来到了大磡办皮具厂，当时是个小作坊，如今，他修起了5栋厂房、4栋宿舍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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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在大磡办企业都有限制，拿黄先生的话说就是“想发展，但发展老是遇到障碍，主要就是靠近水源保护区”。如今，高科技企业也很难在大磡发展。黄先生说，目前，他的厂房空置了2万平方米，宿舍空置了5000余平方米。大磡人费尽周折，才将两家企业留在了黄先生的厂房内。一家是五金制品厂，一家是电子设备公司，两家企业都是2006年进驻的，但环保审批直到2009年初才办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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