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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福田、罗湖的原住民在城市化进程中洗脚上田,在城市变迁中成为另类富翁时,径口村人却在平淡中适应着深圳的变迁,与大名鼎鼎的岗厦、福田相比,小小的径口村安静得几乎默默无闻,甚至连许多在深圳生活了十几年的“老深圳”,在听到这个名字时,都要先问,“在哪里?是在深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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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村人现在都不住在这些老屋里了,主要是租给外地人。”2009年11月底的一个下午,盐田沙头角街道的宣传负责人李海友带上相机,准备给这些老房子拍几张照片,这些零星散布的瓦房,如今被包围在村民新建的水泥房中,不少已经成为了危房。每次台风暴雨,这些瓦房都成为街道和社区的“心头病”:因为还住着人,总是担心漏水、倒塌,或者发生其他什么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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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口村人姓刘,祖辈在乾隆年间获封侯,“是清朝初年的贵族,娶了两房老婆,我们这一脉是小老婆生的,传到第10代时,从兴宁来到这里,开荒种地,就在这里安顿下来,到现在已经传到了26代,有四五百年了。”87岁的老村长刘德才,是村里为数不多还能对历史如数家珍的人,老人说,径口村的祖辈迁移到沙头角后,在荒地上种田、建房子,此后四百多年的时间,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耕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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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口就是梧桐山的盘山公路,五六米宽的道路南侧,围上了一圈铁丝网,刘伟荣说,铁丝网的另一边,就是香港,如此近在咫尺,以至于至今,村里还有一块土地被圈在了铁丝网那边的港方境内。刘德才小时候,村里还有人到界碑另一边去耕种那块田地。如今,径口村门前小河旁的界碑已经难寻,圈在香港界内的那块径口村土地,在耕种了四百多年后,也被荒废在香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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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荣说,关于那块土地的资料,现在香港土地部门的资料库中,都还可以查到。独特的深港边境位置,还让小小的径口村一度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东江纵队的地下联络站所在地,那时候,东江纵队从事地下工作的战士,经常沿着径口村前的小河往来于深圳和香港两地,而径口就是中转站,刘德才和村里其他差不多年纪的老人,当时还年轻,就负责给战士们做饭、打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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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祖辈辈种了四百多年地的“农民”,正在融入现代深圳的生活状态。村子里的人大部分和外来人一样,过着每天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活,极少有岗厦、福田等城市中心地带的城中村原住民里的“包租公”、“包租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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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工业区,村里也没有厂房等物业出租,走上一圈,没有麻将声、打牌声、做生意的吆喝声和讨价还价声,只有不同于市区城中村喧嚣嘈杂的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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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地少,位置不能跟中心区的那些村比,大部分(村民)都是出去工作的。”对于两种风格迥异的原住民生活,刘伟荣言语中并没有任何抱怨,“径口人从来就很简单、纯朴。上世纪80年代政府征地,到1985年差不多征完,该怎么生活,还是怎么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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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口人,祭祖等等许多宗族仪式也没有大家族的浩大规模,每年祭祖时,刘伟荣他们都会通知海外的族人,但真正能够回来的,往往并不多。这个山脚下的村子,四百多年的历史,在30岁新深圳的城市化步伐中,渐渐被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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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径口未来的等待中,四百多年的小村故事,如今在村中早已被后生仔们遗忘,在一栋新建的院落前,拦住两个背着书包放学回家的女孩子,问到村子的年龄,小姑娘们瞪着大眼睛安静了半晌,咧开嘴,害羞地边摇头边跑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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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只记得从小就住在老房子里,祠堂塌过一次,地基还有,也就大概还知道在哪个位置,真要问村子的历史,那就得问老村长他们那些老人。”刘伟荣说,径口村的祖辈是深圳最早的移居者,许多祖辈的故事,现在也只有80岁以上的老人口头讲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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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炮楼、围屋、古树、碉楼,连这些一般城中村中有形的历史记忆,在径口村都难觅踪迹。这个如今只有一百多人口的小村子,也没有专门整理保存这些家族历史的宗亲会,将来老房子拆迁后,径口村能够剩下的,也许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漫长的家族故事,还会在谁的脑海中鲜活地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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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珍珠,两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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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远小村——径口依然在等待,等待春风吹拂到盐田的这个偏远地方。相比径口,湖贝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又是幸福的。湖贝人的幸福感,与这座城市的发展脉络不可分割,地处深圳最早发展的罗湖区,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使得地处罗湖闹市的湖贝人,能更早地在人口迁徙过程中收获到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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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8日,正好是重阳节后的第二个星期天,罗湖区湖贝村举行了盛大“秋祭”。每年重阳节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村民们集体前往香港南涌拜祭,第二个星期天则集体前往深圳大鹏湾华侨墓园拜祭。秋祭活动由水贝村、向西村和湖贝村三个村轮流做“山头主”,重头戏是“大盆菜”,几百个大盆在湖贝文化娱乐中心一字排开,村中男女老少都可大快朵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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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贝村的社区活动相当丰富。每年12月15日,是湖贝村一年一度的“老人节”。股份公司请来乐队为老人唱粤剧,晚上还要摆下35桌酒席。最隆重的莫过于给村里70岁以上的老人发带有“寿”字的纯金金牌,村里一位老寿星活了103岁,前后获得了四枚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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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30日,湖贝村,抬头可见外面精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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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传统活动外,湖贝村近些年还成立了颐年会和常青会等组织。颐年会不定期组织村里老人省内旅游,常青会则面向中青年人“以球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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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公司从1992年成立起,就设置了奖学金鼓励后代读书。如今湖贝村已走出了100多个大学生。腾讯公司现任首席技术官兼执行董事张志东就是湖贝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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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门乐园路的“海鲜一条街”,将整个湖贝划分成湖贝旧村和湖贝新村。新旧之间,一个转身,时光一下子跨越了十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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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贝新村的房子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起初建的是三层半高,上世纪90年代后期村民们进行了七层楼的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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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贝股份公司董事长张齐心说,早年居住和往来的都是有钱人,住在新村被视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新村的房子80年代中期就开始旺,那时候从香港过来采购和做水客的特别多。由于没有房地产开发公司,外来的人都只能租住在农民房内。”张齐心说,湖贝新村的房子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两房一厅的房租每月高达3500元,如今同样大小的房子每月才能收到1500元的租金。“我有个朋友1990年开办租房中介,每介绍成功一套房子收取5000元的介绍费,一年下来就能挣到上百万元。”张齐心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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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有钱人纷纷告别农民房,搬进来的大多是底层打工的人。在董事长张齐心的极力争取下,罗湖区2005年7月将湖贝新村列为全区旧村改造示范单位,罗湖区政府补贴300多万元,村民们自筹资金近1000万元,对湖贝新村的地下管网、供电网络进行重新铺设,做到电视线、电话线、电缆线“三线落地”。并完成了声势浩大的“穿衣戴帽”工程。物业出租率和租金水平也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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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仄的楼梯,狭窄的巷道,满街小摊小贩的叫卖声,过道绳索上吊满裤衩,到处都是脚穿胶鞋的人……眼前整齐的青砖瓦房让人恍惚中回到过去,但没有了古村落的宁静,到处都充满了喧嚣。这里就是湖贝旧村的南坊,老屋中的主人早就搬走,现在住在屋子里的大多是在东门市场做小生意的人,每天早上6时到8时,那些做水产生意的人忙着拉货,将原本狭窄的巷道堵得水泄不通。即使是艳阳高照的天气,地面上仍旧积水很深,行人不穿齐小腿高的胶鞋根本没法穿过。空气里弥漫着浓烈的海鲜的腥味、垃圾的恶臭味,初来乍到的人不得不小心翼翼掩鼻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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