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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河被污染得厉害,不能种蚝了。”潘玉国说,另外村里的水田也被征用去建工厂了,村里人也没法种地了。上世纪80年代,20岁出头的潘玉国开始搞起运输,“开车,小巴、的士、泥头车,什么都干。”那时候,整个深圳到处是工地,潘玉国很容易找到运土的活,“一天也能挣三四百块钱,但很累。”石厦的其他村民,也各自找门路挣钱,如潘玉国一样搞运输的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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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不少老石厦人依然在怀念当年种蚝打鱼的日子。“没被污染的河水种出来的蚝,那味道好啊,现在根本没法比的。”他们感叹,如今吃海鲜之类,往往只是图个虚名,要论口味,再也找不回来当年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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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石厦的经济支柱就是出租物业。根据石厦社区工作站提供的资料,该社区出租屋453栋12639间。“原村民的收入主要就靠出租房。”社区工作站党支部书记赵建伟说,有少量村民做点生意,村里股份公司和社区工作站也吸纳着较大一部分原村民的就业。赵建伟也是土生土长的石厦原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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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厦股份公司担任人事部长的赵雪莲是村里走出的大学生之一。1997年,她从广外毕业后轻松进入深圳一家大型国企,到2001年又回到石厦村,在股份公司里工作。“我很恋家。”赵雪莲的口音里,几乎听不到广东本地人的腔了,更无法分辨她的石厦土著身份。近些年,从石厦村里走出的大学生越来越多。“现在村民的就业成问题啊,村里就有很多土生土长的大学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潘玉国说。1992年,石厦成立股份公司,潘玉国开始在股份公司里任职。随着结婚生子,石厦原村民从上世纪80年代的两三百人增加到90年代的500多人。人数依然不多,就业却在眼下成为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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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为外人知的是,石厦在境外的村民有3000多人,足足是在老家人数的6倍多。据石厦股份公司副总经理赵玉桥介绍,村民足迹遍布美国、欧洲、香港等地。在香港人数尤其不少,多在元朗一带居住,其中有七八人还曾在港英时代被授予太平绅士称号,相当显赫。香港设有一个石厦村民的老乡组织,名为“众孚堂”,这个组织号称已有400多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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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每到春节,香港的“众孚堂”都要联系深圳这边的石厦村民代表过去举行联欢活动。在石厦村里,“众孚”的痕迹很多,众孚学校、众孚大厦、众孚……这两个含义晦涩的字已然成为石厦村的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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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姓杂居600年古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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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玉桥解释说,众孚是团结一心的意思。在石厦的立村史上,“众孚”由来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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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厦周边的村子里,岗厦原村民以文氏独大,皇岗则是张姓居多。不过,石厦从来没有一姓独大,有着600多年的立村历史中,尽管村民数量只保持数百人,却罕见地分布着“赵、潘、莫、陈、李、张、龙、岑”八大姓。现今的石厦社区位于深圳市福田中心区,与福田区政府紧密相邻。隶属今年7月新成立的福保街道办事处管辖,是辖内惟一的城中村社区。面积为0.23平方公里,社区内有3个住宅小区、天虹商场、众孚小学和石厦中英文幼儿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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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石厦村整理的材料,在600多年前的元末明初,在现在福田区南部深圳湾畔,有一处隆起的浅丘地带,人称“打锡岭”。该处正处在深圳湾和深圳河的交汇处,海水咸淡适中,鱼产丰富,临近县乡的渔民经常来这里打鱼,打锡岭在岸边,成为渔民歇脚之地。后来一些老渔民在岸边建房居住,久而久之成为一个小村落。此即石厦的最初发源地。渔民来自四面八方,姓氏各异。到明朝中叶,又有两个较大家族:赵氏和潘氏携妻儿来到这里。至明朝洪武年间,石厦的八大姓氏雏形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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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八姓在周边村庄中绝无仅有。经历了明末的动乱和清初的清海迁界,到了雍乾时期,社会秩序恢复稳定,深圳湾畔的各村结束了草创阶段,开始向周边扩张。石厦村民种蚝养鱼,比起临近靠种地为生的村庄较为富裕,因之毫无悬念地进入了周边强村争夺的视野。此时,八姓杂居、人心不齐的石厦犹如一盘散沙,无力抵抗外人。严峻形势下,石厦旧围、上旧围、新屋三个村的八姓村民联合了起来,“众孚”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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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人心,精神先行。八姓村民共同商议,集资建起了石厦村历史上第一个祠堂——敦睦堂,还建起一座庙——杨侯宫,纪念北宋抗辽名将杨六郎,通过杨家将的威名,凝聚全村人心,保卫家园。当年村里风俗,凡男丁举办婚事,先拜杨六郎,再拜敦睦堂,最后才是到自己本家族的祠堂祭拜。眼下石厦正在着手整理自己的600年历史,并花重金请一个专业公司修村史,有关资料已经搜集了厚厚一摞。石厦还准备在村里建一个文化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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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此时,八姓杂居的石厦村民已经摒弃了狭隘的姓氏偏见,把村庄的团结放在个体姓氏家族的利益之上。而在当时深圳湾畔的村庄,几乎都是大姓主导,排斥外姓。石厦这个小村显现出一种难得的包容精神,石厦的建村先辈们没有人会想到,这种精神竟成为数百年后崛起于深圳湾畔一座传奇城市的重要气质。同时,“包容”也一直在石厦村身上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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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凝聚先人精神的“杨侯宫”在石厦村的高楼掩映之下,香火依然旺盛。上香朝拜的人除了本村原村民,还有新栖息石厦的外来工。看守庙宇的,也是一个来自广东茂名的“外人”。这位60余岁的老者,帮忙看守这座石厦原村民的精神堡垒,一晃已经十多年了,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石厦村的宁静以及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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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包容不仅仅体现在八姓杂居600年,对于外地来的居住者,石厦也接纳并和睦相处。“住在别处的老乡都羡慕我们,说我们找了个好地方。”刘爱敏笑着说,仅在石厦居住的攸县人有着高度稳定性。他说这还不是奉承石厦,这个小村曾有一个对于攸县人的利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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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4年开始,在上午11时到中午1时之间,石厦对进村的的士免收停车费,并规划出停车位置。这对于以的士为主业的攸县人来说,是个大好事。刘爱敏计算,一般村子对进村的士要收取每小时5元,石厦中午停车免费,极大方便了攸县的哥回家吃饭和稍作休息。“这一点,其他村都做不到。”刘爱敏说,到今年8月,因为村里拆迁改造,车位十分紧缺,村里取消了中午免费停的士的政策,不过攸县的哥们都能理解。为这个事,村里召集了的哥代表开会。石厦攸县新移民在2003年成立了一个流动党支部,刘爱敏是现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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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在石厦住了11年的攸县老移民,对村里公共事务有很浓的参与兴趣。而石厦也恰好提供了一个平台。刘爱敏曾率领他们的党员老乡,戴着沙头派出所发的红袖章,几个攸县人轮流在石厦村里值班,维持这个村庄的治安秩序。攸县人的到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石厦,甚至也在悄悄影响着石厦的原村民。社区工作站党支部书记赵建伟这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最喜欢吃的菜却是湖南攸县的剁椒鱼头。而在石厦村里的大榕树下,本地的老人也能跟湖南来的老汉扯上几句湖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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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岁的老张每天都会到石厦的大榕树下静静坐一会,看看热闹的人群。两年前,在打工的儿子再三催促下,他从湖南攸县老家来到石厦。原打算不习惯就回去,老人没想到,自己竟能很快适应这里,傍晚摇着扇子在大榕树下乘凉,就和坐在攸县老家村口石墩上喝茶一样自在,只是很快随着旧村改造的启动,攸县老乡很有可能要离开。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丁未长期关注石厦村,并对村里攸县部落的研究已经有两年了。“或许祠堂、杨侯宫之类会保留,但当周围都是林立的高楼大厦的时候,这些代表传统的建筑的外壳没变,实质却完全不同了,原有的意义和内涵很难保留下去。”丁未认为,也许只能作为一个符号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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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面积成堆迁移到某个村子,已经不可能了。”刘爱敏有些伤感地说,石厦的攸县人会有一个重组的过程,或许会去关外或向别处扩散。丁未说,攸县人完全在石厦构建了他们的第二个故乡,当改造后,房价提高,攸县人肯定会选择离去,向郊区迁移,这种迁移是被迫和无可奈何的。她建议,政府、开发商、原村民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应注重保护这些为当地经济做出贡献的外来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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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没有城中村:一座先锋城市的拆迁造富神话 第四章Chapter 4 潜龙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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