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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51 此外，城市现代化（特别是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还有一个如何处理和中国传统关系的问题。这是因为，“现代化”这个概念并非源于中土，乃是舶来品，来源西方工业文明。而工业文明的发端必须有它合适的社会温床，在历史上西方曾经提供过这样的温床，但中国从来没有提供过，这种状况直至近代以后才被打破。在向西方这一被动的“学习”过程中，中国社会处在激烈动荡之中，新社会逐渐酝酿产生，逐渐摆脱了传统发展模式的轨道，对传统构成了威胁。可是，强大而落后的传统文化（包括政治文化）根深蒂固，一旦社会正常秩序得到恢复，旧传统便会卷土重来，中国人并没有因一种由外涌入的科学、理性的文明而改变自己的思想(3)。近代土耳其、埃及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一些新兴的自治国家里，往往有传统重新兴起的现象，原因是新的政府试图塑造一个与前政权有区别的新的社会特征。(4)在这一点上，国民政府也不例外。国民政府建立后，新政权并没有将旧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完全扫入历史，革命成功后出现的很多问题实际也变成传统文化、旧的政治传统在新时期的延续，西方影响并不对占统治地位的党国权力体系产生什么大的影响，它和权力和个人的成功没有任何直接联系。传统的这种坚韧性在城市现代化的变化中同样有所体现。一方面党国希望用西方的知识和技术使中国城市迅速变得摩登起来，另一方面在精神层面，又视城市为民族精神的载体，对传统精神价值推崇备至，希望用中国传统文化为原则指导城市建设。因此，国民政府并没有完全接受和消化西方以科学、理性为本质特征的现代化精神，价值观上仍坚持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质，即一方面接受世界现代知识结构，另一面又把已经断裂的中国传统延续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在象征“现代化”的都市营造中的作用如何，崇古的民族文化观、帝制时期的中央集权体制、人际间的裙带关系通过哪些途径影响城市现代化等问题进入了我的视线。本书即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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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53 最后，自民国“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研究方法问世后，历史研究的传统路数渐趋改变。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西方社会史的概念传入国内后，“小历史”、“微观历史”在国内大行其道。如何从一些事情的具体层面把握历史的发展变迁，成为人们思考的问题。作为史学界的后生晚辈，我也希望在自己的研究中体现出这种“以小见大”的研究路径，并试图把1927—1937年南京城市现代化放在一个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背景下去看待，即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和转型在城市变迁这一场域中的体现，通过考察南京首都建设，使之成为折射战前现代中国政治、现代国家建构和社会转型的一个侧面。在这方面，笔者特别关注的是，作为民国政府首都，南京城市规划的出台及其文本是如何打上民国政治和党派斗争的烙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怎样影响首都营造的发展？党国高层人际关系的变动、未臻完善的国家体制和波澜频生的地方纠纷对南京首都营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社会普罗大众在首都建设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换言之，从广阔的“国家”、“政治”和“社会”的视角，看南京城市转型是如何展开的。我希望通过这些细节化的描述，使我们对历史的认知更细致一点，这也是本书创作的一个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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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58 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1704045363]

1704045759 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二、学术史回顾与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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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61 1．西方的中国近现代城市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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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63 对一个新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对既有学术研究的梳理。回顾西方的城市史研究，有助于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拓展本文的研究思路。就笔者观察，西方城市史最早的开拓者似以马克思（Carl Max）和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为始。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对城市及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做过研究，并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论住宅问题》、《反杜林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对于城市的起源和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有过丰富、精辟的论述。他们从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说明城市所具有的不同社会性质和特点，揭示了城市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趋势。他们认为，城市不但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且其近代以来的发展和壮大，也是商品生产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5)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单纯研究城市现象的兴趣并不大，他们对于城市发展变迁的思考，主要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变化的角度来论述城市问题。另外，受历史条件的束缚，马克思、恩格斯也不可能集中、系统地研究和阐述中国城市发展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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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65 继马恩之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西方另一位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他在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都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对于中国城市的研究方面，韦伯也有自己独到的认识。不过，正如其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存在过于简单和片面化的认识一样，韦伯对中国城市发展演化的理解也不无偏颇。他认为，中国城市自产生以来就始终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不像中世纪以后的西方城市在政治、法律和军事上享有很大的自治权，具有对国家权力的较强离散性。中国的城市不但无法实现自治，反而还是国家和政府有意识设计的结果，是封建皇权的象征，一直受中央集权和军队的强力控制。城市不过是官僚的居所和军队的驻扎地，不存在西方那样的市民阶层，城市的集市贸易等商业活动也处于一个相对次要的地位。(6)而且，韦伯还以西方城市为普世模式，提出了一个包括城堡、集市、法庭、社团和由市民选举产生的市政机构等因素在内的城市标准，依照这个标准，他甚至得出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城市、中国的城市史更无从谈起的结论。似乎在他看来，城市只是现代西方特有的东西，是资本主义、理性精神和自由平等理念及民主制度的体现，只有西方城市才是城市的理想类型，而中国城市在这方面则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至于失败的原因，他将其解释为，政治体制的特性与中国的特殊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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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67 显而易见，韦伯的如上论断显然带有非常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而且在命题推理中也受到了自己关于现代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影响，夸大了新教资本主义伦理的作用。因此，在研究中国城市时，他往往用西方城市的发展模式来套中国城市，用一把西方的尺度来衡量、评判中国城市，没有从中国本身来理解中国城市的发展演化形态。因此这种片面、简单的描述，并不能说明中国城市本身的历史事实，只能反映以韦伯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学术界在当时还并不了解中国城市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在历史长河中的多变性，以致得出上述有关中国城市发展的教条化结论。不过，受韦伯本人的影响，相关中国城市特殊性、封建性，乃至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些观点，一直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学术界的主流。甚至二战后费正清等人的中国研究也难以逃脱这种“韦伯式命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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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69 二战后费正清（John Fairbank）提出了研究中国历史的“冲击—回应”理论。(7)这种看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国外进行中国近现代城市史研究的范式。在这种论点的支配下，最早出版的一些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的著作均热衷于论证西方影响下的沿海城市。其中又以对上海的研究最炙。早期西方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大多与上海有关，其中尤以民国时代的上海为主流(8)。90年代末期以后，西方学术界的上海研究又逐渐从对政治结构和社会群体组织的分析转而注重对城市空间和现代文化的研究(9)。不过，这个时候也有一些人对上海研究一枝独秀的局面提出质疑。理由是中国地域的广大和复杂性，使得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并不足以代表中国城市发展的多样性特点。因此，从90年代以后尽管上海城市史的研究仍炙手可热，但对于其他内陆城市的研究却在西方蓬勃兴起。一批有特点、具有较强地域性的内陆城市，诸如汉口、天津、成都、广州、北京、杭州纷纷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叶文心（Yeh Wen-Hsin）教授主编的《成为中国人》（“Becoming Chinese”）、伊懋可（Mark Elvin）和施坚雅（William Skinner Skinner）合编的《两个世界之间的中国城市》（“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及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主编的《重建中国城市：现代性及国家认同，1900—1950》（“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1900-1950”）等。这些论著都是这一时期对上海以外中国城市研究的集体尝试。(10)同时，当大多数西方学者沉迷于大城市的研究时，也有些人突破大城市的重围，把数量更多的中小城市纳入研究视野。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美籍华裔学者邵勤的南通研究。邵勤以南通为例，呈现出近代商品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渗透，并显示出这种渗透的具体过程和对传统政治变革的渐进作用。(11)同时，她在研究中做出创新，将晚清、民国和1949年后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打破了对中国近现代史分期的陈规，取得了新的突破。而安东篱（Antonia Finnane）则更进一步，独树一帜地详细描绘了扬州从明末至清末作为一座“盐城”两百年来的兴旺发达史(12)，这也使《说扬州，1550—1850》一书成为西方史学界的第一本城市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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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71 与此同时，以罗威廉（William Rowe）为代表的西方一些学者也对韦伯的中国城市观提出批判。罗威廉在其著名的汉口研究中(13)，通过搜集大量的地方文献，缜密地考察了近一个世纪的汉口社会，并对该地区的商业运作及社会构成进行细致描述，力图向读者展现一个在自身内力作用下缓慢变动的中国内部社会。他通过研究证明，汉口并不缺乏西方城市所具有的“现代性”（modernity），并不仅仅如韦伯所说的只是具有政治军事功能的城堡，其有关中国城市没有能力主导社会经济变革、没有城市共同体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至少在清末，汉口已有相当规模的自治权，有其自发性，是内在原因在起作用，而不是纯粹在西方的刺激下才开始启动城市变革的。随后司昆仑和王笛也通过他们的四川研究，对罗威廉给予韦伯的批评予以进一步的有力补充(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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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73 在批评了韦伯的中国城市理论后，西方学者也力图从新的角度、新的框架去研究中国的城市史。罗兹曼（Gilbert Roszman）、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开始从城乡一体的角度进行分析，其中施坚雅的中国城市发展区域理论贡献最大(15)。在施坚雅的研究中，他突破了地方史囿于行政区域的局限，创立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区域体系理论，进而建构了层级体系模型。其突出贡献，不仅在于将区域学说引入中国城市的研究，注意到了中国区域差异这一重要特征，同时也对韦伯的“西方中心论”进行了重新反思与批评，有力的呼应了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观”(16)。并对中国的区域城市史研究及城市群研究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由他所主编的《共产党中国的城市》和《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代表了西方研究中国城市史的最高水平，至今仍被奉为经典(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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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75 此外，为了从微观上更好的透析城市社会结构、成分及其变迁轨迹。一大批特殊的社会群体逐渐成为西方学界着力考证的主题。在方法论上，他们比较重视对城市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其中卢汉超的上海市民研究、裴宜理（Elisabeth Perry）的上海工人研究、史谦德（David Strand）的人力车夫研究、安克强和贺萧（Hershatter）的妓女研究，以及钱曾瑗（Michael Tsin）、关文斌和马丁（Matin）等人的城市社团、商人社会和黑社会研究都是这种研究新趋势的杰出典范(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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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77 20世纪80、9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和中国学界互动交流的增多，西方也产生了诸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洛杉矶、圣芭芭拉校区）、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法国里昂第三大学汉学系等中国城市史研究的重镇。墨菲、魏斐德、裴宜理、叶文心、贺萧、白吉尔、李欧梵、顾德曼、瓦格纳；叶凯蒂、毕可思、罗威廉、安克强、卢汉超、王笛等学界名流都是其代表人物。他们在中国近现代城市研究的个案与区域、宏观与微观等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成绩斐然。(19)不过，就西方的中国城市史研究而言，亦有明显不足。例如，迄今为止西方仍没有出版一部关于县城及县城以下的小城镇的完整历史。而西方的人类学研究却已有了该领域的许多重要成果。故新世纪以来西方城市研究中所产生的“从上到下、由大到小”的发展趋势，看来还需要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进一步交叉和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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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79 2．国内近现代城市史研究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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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81 与欧美各国的城市史研究相比，中国对城市历史的记述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古人对于都城和城市的记录和考察，如《洛阳伽蓝记》、《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但这些记录多为古人对从前中国城市的凭吊回忆，内容也多以写实记载为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论著。因此，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前的中国史学界，虽不乏优秀的城市历史记载，却没有城市研究的产生。直至1926年梁启超发表《中国都市小史》、《中国之都市》及1930年代陶希圣、全汉升等人撰写的关于古代长安行会制度的论文，才真正开创了中国城市研究的先河(20)。这些研究的主要特点是资料翔实、考证缜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即便如此，民国时期的城市研究仍缺乏活力。在当时以古代史、政治史为当时研究主流的史学界，城市史研究被视为骈枝，不被重视，也缺乏一批致力于城市史研究的学者。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充其量不过为“考证”后的城市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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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83 建国以后，大陆学者对城市兴起和发展进行了一些系统探索(21)，但由于整个史学研究受政治干扰的影响，研究被限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因此，城市史研究仍停滞在城市史料的梳理和初步研究阶段，并无大的发展(22)。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化速度加快，呼唤着城市史研究的繁荣。在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加速发展的新历史条件下，城市学、城市史学，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城市史的研究才开始蔚然兴起。就其发展路径及过程而言，可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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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85 （1）以个案研究为主的起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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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87 改革开放后，由于国家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高度重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在社科规划中先后设置了多个与近代城市史相关联的重点研究课题，并从1986年开始，将上海、天津、武汉、重庆四个城市历史列为重点课题，开始着手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个案研究也由此成为近现代城市研究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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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89 经过多年的艰辛开拓，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史研究》、隗瀛涛主编的《近代重庆城市史》、罗澍伟主编的《近代天津城市史》、皮明庥主编的《近代武汉城市史》分别于90年代初先后问世。作为国家社科重点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这些论著对于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其共同特点是篇幅宏大、观点新颖、内容丰富翔实、历史与现实感俱强。它们以城市的近代化历程为主线，透过城市的近代发展转型，展现出中国近代城市波动发展的特点。它们不仅拓宽了中国地方史和近代史的研究领域，而且也为当今各城市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以及城市化发展道路提供了历史借鉴，并为以后学界的城市史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因此，可以说这四部书是学界当时个案研究方面的开创性著作，也是迄今为止代表中国近代个案城市研究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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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91 于是，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国内学界迅速掀起了一股研究近现代城市史的热潮，且有不断延伸之势。研究范围也由口岸城市向非口岸城市、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拓展。北京、成都、开封、洛阳、济南、广州、厦门、南京、苏州、无锡、南通、昆明、沈阳、大连、鞍山、宝鸡、本溪、自贡、长沙、邯郸、包头等地也均有相应的专著面世(23)。在这些论著中，既有通论性的，也有专题性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大批反映城市通史的研究成果纷纷问世。其中，曹子西主编的《北京通史》（10卷）和熊月之主编的《上海通史》（15卷）代表性较强。这些论著以广泛调查和翔实资料为基础，内容涉及城市地理、人口、结构、功能、沿革等多方面。不过，从整体来看，这一阶段国内的城市史研究也存在一些明显缺陷。例如，研究视野还比较窄，深度也不够，特别是对城市发展规律的探索才刚刚起步，很多认识比较肤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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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93 （2）从个案到区域、分类别的细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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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95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关于中国近现代城市史的研究，逐渐由个案研究过渡到区域城市群、城市体系和城市系统的整体研究。西方的这种发展趋势对尚处于城市史研究初级阶段的国内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24)。隗赢涛、张仲礼、罗澎伟、任云兰等学者先后在不同场合提出以国家或地区城市体系或城市群体为研究对象的建议(25)。国家的资助转向也推动了城市史区域研究的加速发展。“八五”期间国家对于社科重点课题的设置已不在是单体城市，开始强调对不同类型城市的综合研究和区域城市进行研究。因此，在国家的扶持下，先后批准了“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研究”等国家课题；国家年度基金课题和青年基金课题中也增加了“近代华北城市系统研究”、“山东城市史研究”、“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粤港澳城市互动研究”等一些综合性较强的科研项目。由此，从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近现代城市史领域便出现了个案研究与区域城市、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并襄盛举的崭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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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97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江南为主的长江流域和京津地区。由张仲礼主编的“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26)、茅家琦主编的《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27)以及罗澎伟的“近代华北区域的城市系统”研究(28)，可以说是这些成果当中具有代表性和前沿性的课题研究(29)。其中张仲礼在《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一书中，第一次将东南沿海城市作为一个有机的城市群，采用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相结合的立体交叉式研究方法，通过纵向发展和横向联系，在纵横交错的多角度分析中，勾勒出每个城市的个性和城市群体的共性。在社会、经济、文化非均衡发展情况下，研究了上海与沿江城市之间的联动关系，并进而探讨了沿江城市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30)在《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一书中，他进一步深化了对通商口岸及其腹地关系、开放城市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认识。从中不难看出以张仲礼为首的海派学者对于建构长江流域近代化历史全景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天津学者罗澎伟主持的“近代华北区域的城市系统”研究，较为关注区域内城市系统的演变和城市化进程这两个问题。他们认为在近代华北，以北京和天津为双核的近代华北区域城市系统已逐渐取代了以北京为单核的传统区域城市系统。(31)并紧扣区域城市系统变迁这一主线，对系统中各个城市的个性及其地位进行了研究，试图对整个华北城市系统的共性、概貌及其在近代中国城市系统中的地位与特色进行重新审视。与津沪两地较为关注城市网络体系和城市化的研究取向相比，隗赢涛等川派学者则更多关注城市类型的研究。他们按照城市性质、发展动力和环境条件的不同，将近代中国城市划分为不同类型，并对不同类型城市的兴衰、发展原因和发展动力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既研究了不同类型形成的原因，也研究了其近代化过程及其特点，并加以比较分析，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近代城市史研究的成果。故无论在城市研究理论和学术水平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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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799 与此同时，城市整体研究是学界另一个热点。在这方面，学界不仅发表了大量有关近代城市变迁的文章，还出版了多部有关整体研究中国城市发展的力作。这些著作大多从城市发展史的角度，对城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在论述上既注意了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具有史的厚度，也有理论的力度，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发展的特点进行了归纳。不过，缺点也十分明显，研究者们对近代中国城市发展演变的分析虽然着墨较多，但对一些问题的分析却未全面展开。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戴均良的《中国城市发展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宁越敏的《中国城市发展史》（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1994年）等。其中又以何一民的《中国城市史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最为著名。作为中国城市史通史研究的开创之作，何氏在书中完整地介绍了中国城市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对先秦至1949年的城市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就各个时期城市发展的特点抒发心得，实为一部具有开拓性的中国城市研究专著。顾朝林的《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与展望》（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是另一部研究城市通史的佳作。与《中国城市史纲》不同，该书主要考察了中国城镇体系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但对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等方面演变的研究则涉及不多，或几乎没有涉及。曹洪涛的《中国近现代城市的发展》（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年）资料较为丰富，但由于缺乏理论指导，未能从整体上对近代中国城市发展进行把握，研究深度显得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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