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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一时期学界的研究成绩斐然，研究视野与前一阶段相比也得到进一步的拓展。但与西方相比，我国仍有不小的差距。特别是在城市空间与城市社会“微观环境”等研究方面仍极为不足，无法精确地再现个人、家庭及社会组织的常态，亟待对城市内部特定群体和公共领域进行新的拓展。而这些也自然成为下一个阶段国内学界所致力改善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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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社会变迁与微观研究的新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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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个案研究和区域研究不断加强的基础上，城市史学界又出现了新的研究动向，其中之一就是加强了城市与社会变迁的互动研究。“九五”期间，国家的重点课题“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强调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互动性研究，似乎预示了中国近现代城市史研究在新世纪来临之时的新的发展方向。在这种运用新视角的研究领域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何一民所著的《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33)一书。该书在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城市发展演变的角度切入，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将近代城市的发展置于近代社会变迁的全过程中来考察，重点探讨了城市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变迁，以及社会变迁对于城市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全书最大的亮点在于，提出了农业时代中国政治中心城市优先发展的规律和工业时代经济中心城市优先发展的规律(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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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随着跨学科研究的开展和多元化理论的介入，新社会史家也把“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等解释框架引入城市史研究，一些新的社会范畴引起学界关注。城市史研究也从最初的宏观叙事逐渐向微观的空间社会与边缘群体研究转变。诸如城市空间的改造与演变、城市物质形态的设计发展、市民文化与公共空间、社会阶层、人口及社会生活等研究领域，正在成为学术界新的生长点。其中，史明正、刘海岩从城市建设的角度切入，对城市改造过程中城市空间的重新布局及其内涵进行重新解读。他们的研究，不仅在个案上弥补了城市建设研究的空白，还从空间的角度提醒人们在城市改造的同时，注意新空间出现背后所隐藏着的不为人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35)史家王笛和熊月之也对城市空间问题进行挖掘。他们运用西方最新的空间文化理论，将视角进一步向下调整，对准了向来不为人知的茶馆、公园等公共空间，把文化与政治结合起来，分别从上下两个社会层面对接起社会空间与地方政治的桥梁，从而使其研究极具启发(36)。关于城市各个群体与社会的关系，苏智良与刘海岩继续深化了他们对于黑社会和城市贫民的研究；陶水木与郭续印则在他们的论述中，从地缘与血缘的角度对外来移民做出了深入的分析。(37)至于社会心态与市民生活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和忻平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两部著作。特别是忻平一书，作者运用全新史观来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在理论和方法上均有较大创新，“构架了一个全新的研究体系，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38)。李长莉则在他们二人的基础上将其延伸，从形成与转变的角度做了进一步的有益补充。(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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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自80年代中国城市史学兴起以来，国内城市史学界硕果累累，相关成果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自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仅中国大陆出版的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的专著、资料集、论文集就有500多部，相关文章达上千篇(40)。这些研究成果涉及个案城市、区域城市、不同类型城市及近代中国整体城市史研究以及城市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城市史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纵观其发展脉络，已说明我国的城市史研究正在成熟。中国学者在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体系的同时，已逐渐赶上了西方同行的步伐。在资料掌握、理论分析和研究方法等诸方面，中西之间的文化差异越来越小，双方之间的对话基础正在加强，逐渐形成了互通有无、互相切磋的格局，初步完成了由西化向中化的过渡。城市史研究已逐渐成为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学科密切联系而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门新兴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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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京近现代城市史的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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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日益繁荣，南京的城市史研究在几十年学术界的不断积累中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如果对其进行分类，可大致分为城市通史研究与城市专题研究两类。在南京城市通史研究方面，以蒋赞初的《南京史话》、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志编委会）1986年编撰的《南京简志》、南京市教学研究所编纂的《南京乡土史》、流连的《江南佳丽地：南京》、高智渝的《金陵十朝帝王州·南京》为代表。其中蒋赞初的《南京史话》和市志编委会的《南京简志》，是迄今为止学术界介绍南京城市历史最为完备的两部。《南京史话》于196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80年再版，共分18个专题，对南京的历史演变进行了全景式的勾勒。该书首先交代了南京的地理环境、原始居民和东吴置都前的城市建筑，然后按历史顺序依次叙述了东吴至建国后的城市文化传统和城市变迁轨迹。而《南京简志》除从古至今（1985）对南京历史做一详述外，还专章对城市建设、经济管理、工商业、交通邮电业等城市经济的构成部分进行记述，并将建国前后的情况做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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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专题研究方面，几十年来产生的优秀著作不少。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1928年国民政府“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编写的《首都计划》、南京市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编撰的《南京经济史论文选》、曹幸穗的《南京经济史》、陈胜利和茅家琦编著的《南京经济史（上）》、经盛鸿的《南京沦陷八年史：1937年12月13日至1945年8月15日》、王云骏的《民国南京城市社会管理》、罗玲的《近代南京城市建设研究》等。其中《首都计划》首次以官方的身份将先进的西方城市规划理念引入中国的城市设计，不仅直接影响了近代南京的城市布局、空间结构、道路交通、公共建筑，对现代南京的城市建设，乃至全国的城市规划及中国的城市规划史也具有极高的借鉴价值。《南京经济史论文选》、《南京经济史》、《南京经济史（上）》则通过城市经济史的专题研究，按由古至今的历史顺序，把南京经济发展史的脉络完整的呈现在人们眼前，使学界及民众对于历代城市经济的发展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王云骏在《民国南京城市社会管理》中，采用历史学与政治学的研究方法，阐述了1927—1937年政府进行城市管理和社会改造的种种努力，从社会管理的角度分析了城市近代化对南京社会变迁的影响。罗玲的《近代南京城市建设研究》则透过建筑文化的视角，对近代南京的城市建筑风格及规划理念进行了缜密的审视，向人们呈现出了近代南京城市变化与发展的全过程。张连红在《整合与互动：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1927—1937》一书的结论部分，对这一时期南京市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进行了十分深入的剖析，揭示出两者之间的依靠与控制的互动关系。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具体的市政专题研究，例如，《南京近代公路史》、《南京港史》等，这些论著主要以某一特定的市政范围为主要内容，旨在阐释某一具体行业的历史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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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现代南京的相关调查资料和研究论文方面，除当时政府所进行的部分经济调查外(41)，还有大量民间搜集的各种调查资料(42)。这些资料大抵以实地调查为来源，经精心统计后整理所得，资料真实性和价值都颇高。近年来，史学界也陆续发表不少以民国时期南京社会经济发展为题材的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如李恭忠在其关于中山陵的研究中(43)，虽以中山陵为主题，却未拘泥于对陵墓本身的描述，而是围绕中山陵的选址与修建问题，结合国民党政权的“党治”与“党化”运动，将其建造过程放置在一个政治化的语境下加以考察，揭示出陵墓修建背后所隐藏的不为人知的空间政治含义。唐文起、陈蕴茜对南京定都后市内突出的市民住房问题进行研究，认为政府主导项目、多元融资的房地产发展模式及改善棚户住宅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南京人口急剧增加的情况下，想要完全解决居住困难和高房价、高租金、租房难等问题，是不可能的。(44)此后陈蕴茜又运用后现代空间理论，对市内中山路、秦淮河等市政工程的营造展开讨论，勾勒出国家政治是如何透过城市空间的改造，将“党化”的意识形态渗透到新旧空间的全过程(45)。从中不难看出，作者试图打破城市史与政治史之间壁垒，重新整合学科研究所做出的不懈努力。王云骏对南京城市社会管理的一系列研究也颇有见地(46)。通过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考察，他力图向世人证明国民党的失败并非偶然，有着极为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从失败的首都城市管理中，推断出国民党政权为何最终归于失败的结论。此外，还有不少学人从城市建设、市民文化和城乡关系的不同视角对民国时期的南京城市现代化做出了全新解读(47)。这些研究的研究对象虽然不同，采用的路径及方法也各具特色，但结论却都不约而同的映衬出南京与国家政权之间所依存的那种命运相连、荣辱与共的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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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海外学界也对南京研究怀有浓厚兴趣，不断从各个角度加以研究。其中，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负责人秦孝仪编写的《抗战前国家建设史料》第91辑《首都建设》(48)。该书从一个历史见证人的角度系统介绍了抗战前十年南京城市建设如工商、交通邮电、金融、道路等各方面的发展情况，并对其进行分析、总结成绩，对存在的问题做出检讨。他认为抗战前十年，南京首都建设虽历经坎坷，举步维艰，但终归取得了进步。而在美国，曾任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经济顾问的美国人阿瑟·恩·杨格，以其亲身经历对抗战前十年的南京财政状况、城市经济建设等方面进行回顾，也对十年间国民政府的缔造新都、建构国家的巨大努力给予肯定(49)。玛丽·科尔曼通过对战前南京的市政政策的考察，也表达她与杨格的类似观点。(50)日本学者山中德雄则对抗战结束前南京殖民统治行将崩溃的历史进行考察，简述了日伪“首都”政府、普通民众及外国人在这一历史变局中的因应。作为近年来研究民国南京城市史的一部力作，李慈（Zwia Lipkin）对“黄金十年”南京的社会建设做了一番仔细研究，考察的重点在对城市底层社会问题的探讨。她通过对城市难民、贫民区、人力车和乞丐问题的研究，认为1949年后人民中国对北京的形象维护其实与国民政府时代的思维是一脉相承的。(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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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亦涌现出一批以民国南京城市史研究为题目的硕士、博士论文(52)。其中，刘孟信以客观公正的笔触，敏锐的意识到城市行政机制对推动城市发展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但遗憾的是作者并未对此加以详细论述，而仅限于城市行政制度的一般介绍；张平与刘广斌的论文，体系严谨、史料翔实，在行文中提到了城市发展的特点与转型受挫的原因，不过受篇幅所限，作者并没有展开充分论述，略有缺憾；与之相比，侯风云关于民国时期南京城市现代化的整体研究，视野更加开阔、论述的内容与方法也更加丰富多样。内容涉及城市历史沿革、产业经济发展、市政建设、教育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城市社会问题等方方面面，几乎囊括了这一阶段南京城市现代化的所有内容，从而较为真实、完整地向人们呈现了民国时期南京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全貌。不过，文章的不足之处也非常明显。全文以叙述为主，分析部分略显单薄。在结论部分，作者虽提出政府主导南京城市发展这一模式，并对其制约因素做出简要评述。但前文所做的大量叙述，似乎并不能支撑起文章的最后结论，与前文内容颇有剥离之感。并且全文并没有对政府是如何介入城市发展、又是如何发动城市变革等重要议题展开充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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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前述来看，学界目前对民国时期南京城市转型的研究虽有一定数量的积累，但质量上仍需要进一步加强。先前的研究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填补了若干空白，但客观而言，南京的城市史研究仍存在着不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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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缺乏理论上的创新，理论建构不足。从前面笔者对国内城市史研究的梳理中我们不难看出，虽然国内学界在城市史研究方面已初步形成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框架，但至今尚未形成某种权威性的理论模式，理论基础还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学界在南京城市史研究中严重依赖国外理论方法的状况并未改观；对南京近现代城市现代化的内涵、城市发展的基本线索、城市的发展动力机制、政治对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政府与城市间的互动等问题认识还较为混乱，没有建立出一套能完整阐释南京近现代城市发展的合理解释框架；同时新观点乏善可陈，不少研究只是在语言组织与文字表述上有所差异，史料反复运用，观点陈陈相因，由此亦不可避免的出现了相与赓续的重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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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研究“冷热不均”的状况没有改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从研究时段上看，当前南京近现代城市史研究主要局限在清末、民初至北洋时期以及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三个时期，对建国后的城市研究极为不足，即使建国前的部分亦存在明显的厚此薄彼现象，研究多偏重于抗战前十年，对晚清、民初、抗战沦陷期间和战后至建国前的四个时段的研究较为薄弱，使得研究在各自时段交接时存在诸多断裂和空白，不利于城市的整体化、系统化，故对上述四个时期的研究亟待加强。另一方面，学界到目前为止亦尚无一部类似于邵勤之于南通那样的将晚清、民国和建国后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打破历史分期的陈规，从大历史的维度，全面描绘和展示晚清至当代南京城市发展转型的一部高质量的城市传记。第二，从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来看，主要围绕城市经济建设问题展开，对城市的政治发展、行政管理、市民文化、社会生活、社会管理等微观研究明显不足，南京与周边城市和市镇的互动、市镇集市、农村移民、乡村士绅城市化等重要议题方面仍有大量空白需要填补。而在经济建设议题中，学界又偏重于城市工商业、交通业等领域，金融、建筑等业方面则甚为寥寥。前者的成果占南京城市研究总数的86％，后者仅为14％(53)。此外，相较上海、东北一些城市而言(54)，南京与其他城市乃至和国外同类型城市的比较研究也非常薄弱，迄今为止尚未出现有关论著。因此以上薄弱领域亟待加强，弥补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的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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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在研究方法上还有待新的突破。史学是一门实证科学，论从史出，无证不出，是史学研究所遵循的基本准则，也是史学研究的价值所在。但受传统史学研究范式的影响，在既有的南京城市研究中明显存在研究结构视角单一、行文叙事呆板、结论观点类似的问题。与此同时，随着当前整体科学研究的日益精进，各学科间研究方法的日益借鉴、交叉和融合已成为一种潮流。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城市研究的发展乃至史学研究的完善，有赖于引入社会学、心理学、城市规划学、经济学、统计学、行政学、财政学等新的跨学科的方法。这既有利于提高个案研究的水平和视野，也有助于拓展城市研究的边际，使得南京近现代城市史的研究领域，出现更多、更具水准的学术成果，呈现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欣然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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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三、研究思路、内容结构与学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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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学者对自己的研究对象都较为挑剔，除了要求大量实证材料为内容支撑外，还要求所研究的人、事、物必须有价值、有意义、有代表性，一言以蔽之，即研究对象必须“重要”。然而，研究对象是否“重要”，事实上并无客观的标准。仅以本书所研究的对象“南京”为例，南京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特别是1927年国民政府后，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南京这座城市的近代以来的发展和建设，相对于其政治的中心地位而言，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似乎研究这一时期的南京城市建设只有对南京当地才有意义，对本地之外的历史研究而言，则微不足道。但有学者指出，研究对象到底“重要”与否，其实并不一定非要与“重要人物”、“重要事件”等看似宏大的问题联系起来。一个问题是否“重要”或是否有价值往往表现在那些具体细微的事物中。尤其是国家建构、民族主义等宏大议题，如果不从某些具体问题入手，则很难了解在各种社会层面的表现及其对诸多相关领域的影响，更很难说我们对它有深入的了解。另外，地方史的研究也不是要在地方层面上“复述”历史学家立足于全国历史获得的“整体经验”，它的目标是特殊的“地方性知识”，包括对“国家”的地方性体验和知识。同时，地方史也是国家历史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甚至是国家历史的依存之所，而我们对近代转型中的中国的认识，自然也离不开对无数个“小地方”的真切认知。(55)对此，笔者深以为然，1927年后的南京城市建设就为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可以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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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赘言，城市发展离不开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城市转型必然受国家大环境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近现代城市根植于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土壤，城市发展可以被是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侧影。城市变迁与国家政治和现代社会的互动，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具体而言，各种政治势力、党派斗争、国家体制、地方纠纷、社会思潮，甚至人际关系这些或重大或细微的因素，都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起到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这要求我们不单要注意城市自身的内部变化，还要把城市放在近代国家和社会变动的“外部”大背景下去考察，才能对城市的“内部”变化有更深入的理解。因此，本书的写作与目前学界所熟知的“城市史”研究不尽相同。笔者一方面试图在对战前南京城市现代化现有成果的基础上作出更深入、更具体的探讨，另一方面也更多关注了南京同民国政治、中央政府和相邻地方等外部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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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的把握南京作为民国首都，整个城市的兴起、发展和建设的全貌，我把整个研究的起点定在1927年。因为1927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南京的城市命运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与当时的政局变革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不仅牵扯到整个国民政府内部各派系势力的此消彼长，更直接与首都选址的确定、政府对城市的认知和定位有关。此后由于首都建设涉及城市规划的制定，而编制设计又由政府负责，因此城市建设自然与国民政府的内部政治发展（特别是派系斗争）发生联系。这一点在规划部门的更迭和城市规划方案的制定过程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并在后来的《首都计划》修订、南京市政府内部的人事变动上有所体现。个中变化，既与南京城市身份的变化有关，也不乏民国政府内部激烈的派系倾轧作用。另一方面，南京城市发展所遇到的最大问题，如经费危机、职权不足、政府结构不稳、以党干政等都涉及中央。每当南京市政府遇到发展中的问题时，也都诉诸中央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权力被牢牢控制在中央手中，变成了中央权力的一部分。换言之，南京城市建设所追求的“现代化”带有易受政治干扰和凡事集权于中央的传统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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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与同时期其他城市相比，南京“地方”建设之所以得到国民政府垂青，原因在于它是首都，是“中央”驻地。而“中央”与“地方”的概念，是在晚清后才逐渐出现的。历史上中国并无近代的“国家”观念，而把所有行政层级都视为是“国家”的代表，只是到了近代之后，随着西方观念的引入，才从“国家”中剥离出“中央”、“地方”这样的现代概念，因此这些概念本身就是“现代化”的一个结果。同时，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分化和利益的多元化，“中央”和“地方”围绕利益划分逐渐产生矛盾和冲突。这也启发了我们对民国时期现代国家建构问题的反思。以往学界多采取国家行政力量基层化的视角，着眼于“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权力渗透，倾向于将各级行政力量视为一个整体，均为“国家”的代表，从而构建出“传统—现代”、“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56)但近代“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频生的冲突，却提醒我们注意一个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国家”内部分歧扩大和内在紧张加剧的问题。此外，“中央”与“地方”问题，还涉及国家结构问题。从国家结构上讲，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单一制的中央高度集权的国家，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中国也不例外，“中央”常常比“地方”更有运用全国范围的“国家”资源的能力。相较同时期各地城市发展，中央政府直接推动是首都南京城市建设的一大特色。这一点不仅反映在前述的城市规划设计上，还体现在中央对市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组织结构的控制上，这些都客观影响首都建设的成效。特别是在建设经费问题上，当时经费主要出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赋，这意味着中央与地方在税权分配上应具有相当公平的划分，但由于中央和地方在划分税权问题上的片面裁量，却折射出当时“中央与地方均权”口号下不合理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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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与现代社会构建的关系，也是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具有启示意义的主题。笔者之所以对这个问题进行关注，主要是因为南京首都建设的进程历时甚长，其间不管是全国还是南京的状况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南京城市现代化也因时局变化而颇受影响。这一过程涉及多个社会层面与问题的互动，为城市现代化、现代国家建构和观察社会在这一过程中的因应提供了一个可以显微知著的广阔空间。换言之，南京市的城市现代化，不仅表现为摩登都市的拔地而起、各式现代化住宅商厦的鳞次栉比，也体现在不同政治群体、社会团体的言行举止和各种社会制度的构建。为方便研究，笔者拟对战前南京城市建设中产生的拆房筑路和省市纠纷两个问题进行考察。这两个问题之所以认为进入我的视线，主要是因为建城拆房筑路所引发的社会抗争一直是南京城市建设中的一个社会常态，省市纠纷也几乎伴随了整个首都营造的始终，这两件事在当时都是南京城市建设中的大事、要事，深刻影响到了南京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和速度。其中，因城市拆房筑路而生的社会抗争及由此引发的流血抗拆事件，极大影响了城市建设中的政府的声誉，迫使政府对已有计划做出适当修正和调整。而南京与江苏的边界调整也引起县民对扩大市区的强烈抗议，举不仅影响了城市建设的经费，还激化了原本紧张的地方矛盾。而在市民和县民的反对中，我特别注意社会团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由于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牵涉阶层广泛、代表人数众多、政治参与意识强、社会影响巨大，城市社会团体在近代历次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中起着主力军的作用。而拆房筑路和扩大市区事件中，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参与的程度也要更深。他们在社会抗争中采用的集会、通电、发宣言等形式，往往引起当局关注，从中也可以看出社会对这一新兴政治表达行为的吸纳接受、城市社会的多元化，以及社会现代化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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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上述研究思路，我计划将本书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交代论文的选题主旨、研究意义与论文框架；第二部分为第一章，从政治学的角度切入，旨在探讨首都的政治地位对城市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并从大历史的角度审视政治因素对于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第三部分包括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章和第六章，主要涉及国家对于新首都的构想、设计规划、首都的城市建设，以及建设过程中所遭到的权力限界、经费瓶颈和地方冲突等种种困难；第四部分，即第七章，总结抗战前十年南京首都建设的总体成效；第五部分，总结全书，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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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第一章从政治学的角度对“首都”这一概念进行剖析，从“首都”的产生、内涵、本质与管理为1927—1937年南京的首都建设进行铺垫；并从南京城的自然地理、历史沿革、近代的城市发展轨迹等方面来介绍政治与城市紧密结合的城市特性，并对1927年南京奠都后的城市政治经济概况进行简要交代。第二章选择首都城市设计这个视角来考察政府是如何将自己的经济建设理念和民族主义思想，渗透到首都城市的设计理念里；各种不同政治势力又是如何围绕首都建设的规划设计权展开攻防，从而使首都规划偏离原有技术轨道而带有浓厚的政治符号意味，沦为各种政治势力斗争的牺牲品。从此折射出首都建设背后复杂的政治因素。作为权力运作的基础，空间建构布局在政治权力的实践活动中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意义。(57)因此，第三章试图从空间维度来分析首都规划后政府在首都建设过程中所进行的有意识的空间实践。官方是如何运用行政手段，通过修建道路、开辟城市空间与建筑政府大楼等建筑实践，将政治控制与意识形态逐渐渗透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并最终将这座原本平凡、落后的地方城市彻底改造成富有现代化气息的政治中心的。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相继从政府权力、建设经费和省市纠纷三方面揭示了首都建设所遭遇的种种困难，以及这些困难对于首都建设的窒碍。其中，在第四章中，笔者通过对政府人事、权限及党政关系的论述，揭示出市政府这一本应作为城市发展动力的软弱性，如何从城市建设的“主角”沦落为“配角”，并在根本上削弱了城市建设的推动力。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从首都建设的经费瓶颈和南京陷入的地方纠纷入手，凸显在国家政治局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支绌的财政状况及省市权限与划界纠葛对首都建设所施加的负面影响。第七章是笔者对首都建设成效、理想与现实的偏差及造成偏差原因的分析和思考，以及对政府主导下政治中心城市发展模式的利弊得失所进行的一些认真反思。最后，在结论部分，希望将抗战前十年的南京城市建设作为一个洞悉民国政治、行政体制和社会转型的“窗口”，冀图通过研究，更好的增进学界对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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