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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美各国的城市史研究相比,中国对城市历史的记述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古人对于都城和城市的记录和考察,如《洛阳伽蓝记》、《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但这些记录多为古人对从前中国城市的凭吊回忆,内容也多以写实记载为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论著。因此,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前的中国史学界,虽不乏优秀的城市历史记载,却没有城市研究的产生。直至1926年梁启超发表《中国都市小史》、《中国之都市》及1930年代陶希圣、全汉升等人撰写的关于古代长安行会制度的论文,才真正开创了中国城市研究的先河(20)。这些研究的主要特点是资料翔实、考证缜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即便如此,民国时期的城市研究仍缺乏活力。在当时以古代史、政治史为当时研究主流的史学界,城市史研究被视为骈枝,不被重视,也缺乏一批致力于城市史研究的学者。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充其量不过为“考证”后的城市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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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后,大陆学者对城市兴起和发展进行了一些系统探索(21),但由于整个史学研究受政治干扰的影响,研究被限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因此,城市史研究仍停滞在城市史料的梳理和初步研究阶段,并无大的发展(22)。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化速度加快,呼唤着城市史研究的繁荣。在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加速发展的新历史条件下,城市学、城市史学,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城市史的研究才开始蔚然兴起。就其发展路径及过程而言,可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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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个案研究为主的起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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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由于国家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高度重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在社科规划中先后设置了多个与近代城市史相关联的重点研究课题,并从1986年开始,将上海、天津、武汉、重庆四个城市历史列为重点课题,开始着手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个案研究也由此成为近现代城市研究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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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艰辛开拓,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史研究》、隗瀛涛主编的《近代重庆城市史》、罗澍伟主编的《近代天津城市史》、皮明庥主编的《近代武汉城市史》分别于90年代初先后问世。作为国家社科重点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这些论著对于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其共同特点是篇幅宏大、观点新颖、内容丰富翔实、历史与现实感俱强。它们以城市的近代化历程为主线,透过城市的近代发展转型,展现出中国近代城市波动发展的特点。它们不仅拓宽了中国地方史和近代史的研究领域,而且也为当今各城市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以及城市化发展道路提供了历史借鉴,并为以后学界的城市史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因此,可以说这四部书是学界当时个案研究方面的开创性著作,也是迄今为止代表中国近代个案城市研究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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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国内学界迅速掀起了一股研究近现代城市史的热潮,且有不断延伸之势。研究范围也由口岸城市向非口岸城市、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拓展。北京、成都、开封、洛阳、济南、广州、厦门、南京、苏州、无锡、南通、昆明、沈阳、大连、鞍山、宝鸡、本溪、自贡、长沙、邯郸、包头等地也均有相应的专著面世(23)。在这些论著中,既有通论性的,也有专题性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大批反映城市通史的研究成果纷纷问世。其中,曹子西主编的《北京通史》(10卷)和熊月之主编的《上海通史》(15卷)代表性较强。这些论著以广泛调查和翔实资料为基础,内容涉及城市地理、人口、结构、功能、沿革等多方面。不过,从整体来看,这一阶段国内的城市史研究也存在一些明显缺陷。例如,研究视野还比较窄,深度也不够,特别是对城市发展规律的探索才刚刚起步,很多认识比较肤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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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个案到区域、分类别的细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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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关于中国近现代城市史的研究,逐渐由个案研究过渡到区域城市群、城市体系和城市系统的整体研究。西方的这种发展趋势对尚处于城市史研究初级阶段的国内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24)。隗赢涛、张仲礼、罗澎伟、任云兰等学者先后在不同场合提出以国家或地区城市体系或城市群体为研究对象的建议(25)。国家的资助转向也推动了城市史区域研究的加速发展。“八五”期间国家对于社科重点课题的设置已不在是单体城市,开始强调对不同类型城市的综合研究和区域城市进行研究。因此,在国家的扶持下,先后批准了“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研究”等国家课题;国家年度基金课题和青年基金课题中也增加了“近代华北城市系统研究”、“山东城市史研究”、“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粤港澳城市互动研究”等一些综合性较强的科研项目。由此,从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近现代城市史领域便出现了个案研究与区域城市、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并襄盛举的崭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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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江南为主的长江流域和京津地区。由张仲礼主编的“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26)、茅家琦主编的《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27)以及罗澎伟的“近代华北区域的城市系统”研究(28),可以说是这些成果当中具有代表性和前沿性的课题研究(29)。其中张仲礼在《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一书中,第一次将东南沿海城市作为一个有机的城市群,采用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相结合的立体交叉式研究方法,通过纵向发展和横向联系,在纵横交错的多角度分析中,勾勒出每个城市的个性和城市群体的共性。在社会、经济、文化非均衡发展情况下,研究了上海与沿江城市之间的联动关系,并进而探讨了沿江城市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30)在《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一书中,他进一步深化了对通商口岸及其腹地关系、开放城市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认识。从中不难看出以张仲礼为首的海派学者对于建构长江流域近代化历史全景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天津学者罗澎伟主持的“近代华北区域的城市系统”研究,较为关注区域内城市系统的演变和城市化进程这两个问题。他们认为在近代华北,以北京和天津为双核的近代华北区域城市系统已逐渐取代了以北京为单核的传统区域城市系统。(31)并紧扣区域城市系统变迁这一主线,对系统中各个城市的个性及其地位进行了研究,试图对整个华北城市系统的共性、概貌及其在近代中国城市系统中的地位与特色进行重新审视。与津沪两地较为关注城市网络体系和城市化的研究取向相比,隗赢涛等川派学者则更多关注城市类型的研究。他们按照城市性质、发展动力和环境条件的不同,将近代中国城市划分为不同类型,并对不同类型城市的兴衰、发展原因和发展动力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既研究了不同类型形成的原因,也研究了其近代化过程及其特点,并加以比较分析,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近代城市史研究的成果。故无论在城市研究理论和学术水平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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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城市整体研究是学界另一个热点。在这方面,学界不仅发表了大量有关近代城市变迁的文章,还出版了多部有关整体研究中国城市发展的力作。这些著作大多从城市发展史的角度,对城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在论述上既注意了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具有史的厚度,也有理论的力度,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发展的特点进行了归纳。不过,缺点也十分明显,研究者们对近代中国城市发展演变的分析虽然着墨较多,但对一些问题的分析却未全面展开。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戴均良的《中国城市发展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宁越敏的《中国城市发展史》(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1994年)等。其中又以何一民的《中国城市史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最为著名。作为中国城市史通史研究的开创之作,何氏在书中完整地介绍了中国城市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对先秦至1949年的城市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就各个时期城市发展的特点抒发心得,实为一部具有开拓性的中国城市研究专著。顾朝林的《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与展望》(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是另一部研究城市通史的佳作。与《中国城市史纲》不同,该书主要考察了中国城镇体系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但对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等方面演变的研究则涉及不多,或几乎没有涉及。曹洪涛的《中国近现代城市的发展》(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年)资料较为丰富,但由于缺乏理论指导,未能从整体上对近代中国城市发展进行把握,研究深度显得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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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一时期学界的研究成绩斐然,研究视野与前一阶段相比也得到进一步的拓展。但与西方相比,我国仍有不小的差距。特别是在城市空间与城市社会“微观环境”等研究方面仍极为不足,无法精确地再现个人、家庭及社会组织的常态,亟待对城市内部特定群体和公共领域进行新的拓展。而这些也自然成为下一个阶段国内学界所致力改善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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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社会变迁与微观研究的新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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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个案研究和区域研究不断加强的基础上,城市史学界又出现了新的研究动向,其中之一就是加强了城市与社会变迁的互动研究。“九五”期间,国家的重点课题“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强调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互动性研究,似乎预示了中国近现代城市史研究在新世纪来临之时的新的发展方向。在这种运用新视角的研究领域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何一民所著的《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33)一书。该书在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城市发展演变的角度切入,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将近代城市的发展置于近代社会变迁的全过程中来考察,重点探讨了城市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变迁,以及社会变迁对于城市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全书最大的亮点在于,提出了农业时代中国政治中心城市优先发展的规律和工业时代经济中心城市优先发展的规律(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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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随着跨学科研究的开展和多元化理论的介入,新社会史家也把“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等解释框架引入城市史研究,一些新的社会范畴引起学界关注。城市史研究也从最初的宏观叙事逐渐向微观的空间社会与边缘群体研究转变。诸如城市空间的改造与演变、城市物质形态的设计发展、市民文化与公共空间、社会阶层、人口及社会生活等研究领域,正在成为学术界新的生长点。其中,史明正、刘海岩从城市建设的角度切入,对城市改造过程中城市空间的重新布局及其内涵进行重新解读。他们的研究,不仅在个案上弥补了城市建设研究的空白,还从空间的角度提醒人们在城市改造的同时,注意新空间出现背后所隐藏着的不为人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35)史家王笛和熊月之也对城市空间问题进行挖掘。他们运用西方最新的空间文化理论,将视角进一步向下调整,对准了向来不为人知的茶馆、公园等公共空间,把文化与政治结合起来,分别从上下两个社会层面对接起社会空间与地方政治的桥梁,从而使其研究极具启发(36)。关于城市各个群体与社会的关系,苏智良与刘海岩继续深化了他们对于黑社会和城市贫民的研究;陶水木与郭续印则在他们的论述中,从地缘与血缘的角度对外来移民做出了深入的分析。(37)至于社会心态与市民生活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和忻平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两部著作。特别是忻平一书,作者运用全新史观来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在理论和方法上均有较大创新,“构架了一个全新的研究体系,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38)。李长莉则在他们二人的基础上将其延伸,从形成与转变的角度做了进一步的有益补充。(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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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自80年代中国城市史学兴起以来,国内城市史学界硕果累累,相关成果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自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仅中国大陆出版的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的专著、资料集、论文集就有500多部,相关文章达上千篇(40)。这些研究成果涉及个案城市、区域城市、不同类型城市及近代中国整体城市史研究以及城市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城市史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纵观其发展脉络,已说明我国的城市史研究正在成熟。中国学者在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体系的同时,已逐渐赶上了西方同行的步伐。在资料掌握、理论分析和研究方法等诸方面,中西之间的文化差异越来越小,双方之间的对话基础正在加强,逐渐形成了互通有无、互相切磋的格局,初步完成了由西化向中化的过渡。城市史研究已逐渐成为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学科密切联系而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门新兴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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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京近现代城市史的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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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日益繁荣,南京的城市史研究在几十年学术界的不断积累中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如果对其进行分类,可大致分为城市通史研究与城市专题研究两类。在南京城市通史研究方面,以蒋赞初的《南京史话》、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志编委会)1986年编撰的《南京简志》、南京市教学研究所编纂的《南京乡土史》、流连的《江南佳丽地:南京》、高智渝的《金陵十朝帝王州·南京》为代表。其中蒋赞初的《南京史话》和市志编委会的《南京简志》,是迄今为止学术界介绍南京城市历史最为完备的两部。《南京史话》于196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80年再版,共分18个专题,对南京的历史演变进行了全景式的勾勒。该书首先交代了南京的地理环境、原始居民和东吴置都前的城市建筑,然后按历史顺序依次叙述了东吴至建国后的城市文化传统和城市变迁轨迹。而《南京简志》除从古至今(1985)对南京历史做一详述外,还专章对城市建设、经济管理、工商业、交通邮电业等城市经济的构成部分进行记述,并将建国前后的情况做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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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专题研究方面,几十年来产生的优秀著作不少。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1928年国民政府“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编写的《首都计划》、南京市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编撰的《南京经济史论文选》、曹幸穗的《南京经济史》、陈胜利和茅家琦编著的《南京经济史(上)》、经盛鸿的《南京沦陷八年史:1937年12月13日至1945年8月15日》、王云骏的《民国南京城市社会管理》、罗玲的《近代南京城市建设研究》等。其中《首都计划》首次以官方的身份将先进的西方城市规划理念引入中国的城市设计,不仅直接影响了近代南京的城市布局、空间结构、道路交通、公共建筑,对现代南京的城市建设,乃至全国的城市规划及中国的城市规划史也具有极高的借鉴价值。《南京经济史论文选》、《南京经济史》、《南京经济史(上)》则通过城市经济史的专题研究,按由古至今的历史顺序,把南京经济发展史的脉络完整的呈现在人们眼前,使学界及民众对于历代城市经济的发展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王云骏在《民国南京城市社会管理》中,采用历史学与政治学的研究方法,阐述了1927—1937年政府进行城市管理和社会改造的种种努力,从社会管理的角度分析了城市近代化对南京社会变迁的影响。罗玲的《近代南京城市建设研究》则透过建筑文化的视角,对近代南京的城市建筑风格及规划理念进行了缜密的审视,向人们呈现出了近代南京城市变化与发展的全过程。张连红在《整合与互动: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1927—1937》一书的结论部分,对这一时期南京市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进行了十分深入的剖析,揭示出两者之间的依靠与控制的互动关系。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具体的市政专题研究,例如,《南京近代公路史》、《南京港史》等,这些论著主要以某一特定的市政范围为主要内容,旨在阐释某一具体行业的历史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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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现代南京的相关调查资料和研究论文方面,除当时政府所进行的部分经济调查外(41),还有大量民间搜集的各种调查资料(42)。这些资料大抵以实地调查为来源,经精心统计后整理所得,资料真实性和价值都颇高。近年来,史学界也陆续发表不少以民国时期南京社会经济发展为题材的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如李恭忠在其关于中山陵的研究中(43),虽以中山陵为主题,却未拘泥于对陵墓本身的描述,而是围绕中山陵的选址与修建问题,结合国民党政权的“党治”与“党化”运动,将其建造过程放置在一个政治化的语境下加以考察,揭示出陵墓修建背后所隐藏的不为人知的空间政治含义。唐文起、陈蕴茜对南京定都后市内突出的市民住房问题进行研究,认为政府主导项目、多元融资的房地产发展模式及改善棚户住宅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南京人口急剧增加的情况下,想要完全解决居住困难和高房价、高租金、租房难等问题,是不可能的。(44)此后陈蕴茜又运用后现代空间理论,对市内中山路、秦淮河等市政工程的营造展开讨论,勾勒出国家政治是如何透过城市空间的改造,将“党化”的意识形态渗透到新旧空间的全过程(45)。从中不难看出,作者试图打破城市史与政治史之间壁垒,重新整合学科研究所做出的不懈努力。王云骏对南京城市社会管理的一系列研究也颇有见地(46)。通过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考察,他力图向世人证明国民党的失败并非偶然,有着极为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从失败的首都城市管理中,推断出国民党政权为何最终归于失败的结论。此外,还有不少学人从城市建设、市民文化和城乡关系的不同视角对民国时期的南京城市现代化做出了全新解读(47)。这些研究的研究对象虽然不同,采用的路径及方法也各具特色,但结论却都不约而同的映衬出南京与国家政权之间所依存的那种命运相连、荣辱与共的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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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海外学界也对南京研究怀有浓厚兴趣,不断从各个角度加以研究。其中,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负责人秦孝仪编写的《抗战前国家建设史料》第91辑《首都建设》(48)。该书从一个历史见证人的角度系统介绍了抗战前十年南京城市建设如工商、交通邮电、金融、道路等各方面的发展情况,并对其进行分析、总结成绩,对存在的问题做出检讨。他认为抗战前十年,南京首都建设虽历经坎坷,举步维艰,但终归取得了进步。而在美国,曾任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经济顾问的美国人阿瑟·恩·杨格,以其亲身经历对抗战前十年的南京财政状况、城市经济建设等方面进行回顾,也对十年间国民政府的缔造新都、建构国家的巨大努力给予肯定(49)。玛丽·科尔曼通过对战前南京的市政政策的考察,也表达她与杨格的类似观点。(50)日本学者山中德雄则对抗战结束前南京殖民统治行将崩溃的历史进行考察,简述了日伪“首都”政府、普通民众及外国人在这一历史变局中的因应。作为近年来研究民国南京城市史的一部力作,李慈(Zwia Lipkin)对“黄金十年”南京的社会建设做了一番仔细研究,考察的重点在对城市底层社会问题的探讨。她通过对城市难民、贫民区、人力车和乞丐问题的研究,认为1949年后人民中国对北京的形象维护其实与国民政府时代的思维是一脉相承的。(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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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亦涌现出一批以民国南京城市史研究为题目的硕士、博士论文(52)。其中,刘孟信以客观公正的笔触,敏锐的意识到城市行政机制对推动城市发展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但遗憾的是作者并未对此加以详细论述,而仅限于城市行政制度的一般介绍;张平与刘广斌的论文,体系严谨、史料翔实,在行文中提到了城市发展的特点与转型受挫的原因,不过受篇幅所限,作者并没有展开充分论述,略有缺憾;与之相比,侯风云关于民国时期南京城市现代化的整体研究,视野更加开阔、论述的内容与方法也更加丰富多样。内容涉及城市历史沿革、产业经济发展、市政建设、教育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城市社会问题等方方面面,几乎囊括了这一阶段南京城市现代化的所有内容,从而较为真实、完整地向人们呈现了民国时期南京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全貌。不过,文章的不足之处也非常明显。全文以叙述为主,分析部分略显单薄。在结论部分,作者虽提出政府主导南京城市发展这一模式,并对其制约因素做出简要评述。但前文所做的大量叙述,似乎并不能支撑起文章的最后结论,与前文内容颇有剥离之感。并且全文并没有对政府是如何介入城市发展、又是如何发动城市变革等重要议题展开充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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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前述来看,学界目前对民国时期南京城市转型的研究虽有一定数量的积累,但质量上仍需要进一步加强。先前的研究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填补了若干空白,但客观而言,南京的城市史研究仍存在着不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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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缺乏理论上的创新,理论建构不足。从前面笔者对国内城市史研究的梳理中我们不难看出,虽然国内学界在城市史研究方面已初步形成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框架,但至今尚未形成某种权威性的理论模式,理论基础还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学界在南京城市史研究中严重依赖国外理论方法的状况并未改观;对南京近现代城市现代化的内涵、城市发展的基本线索、城市的发展动力机制、政治对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政府与城市间的互动等问题认识还较为混乱,没有建立出一套能完整阐释南京近现代城市发展的合理解释框架;同时新观点乏善可陈,不少研究只是在语言组织与文字表述上有所差异,史料反复运用,观点陈陈相因,由此亦不可避免的出现了相与赓续的重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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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研究“冷热不均”的状况没有改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从研究时段上看,当前南京近现代城市史研究主要局限在清末、民初至北洋时期以及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三个时期,对建国后的城市研究极为不足,即使建国前的部分亦存在明显的厚此薄彼现象,研究多偏重于抗战前十年,对晚清、民初、抗战沦陷期间和战后至建国前的四个时段的研究较为薄弱,使得研究在各自时段交接时存在诸多断裂和空白,不利于城市的整体化、系统化,故对上述四个时期的研究亟待加强。另一方面,学界到目前为止亦尚无一部类似于邵勤之于南通那样的将晚清、民国和建国后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打破历史分期的陈规,从大历史的维度,全面描绘和展示晚清至当代南京城市发展转型的一部高质量的城市传记。第二,从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来看,主要围绕城市经济建设问题展开,对城市的政治发展、行政管理、市民文化、社会生活、社会管理等微观研究明显不足,南京与周边城市和市镇的互动、市镇集市、农村移民、乡村士绅城市化等重要议题方面仍有大量空白需要填补。而在经济建设议题中,学界又偏重于城市工商业、交通业等领域,金融、建筑等业方面则甚为寥寥。前者的成果占南京城市研究总数的86%,后者仅为14%(53)。此外,相较上海、东北一些城市而言(54),南京与其他城市乃至和国外同类型城市的比较研究也非常薄弱,迄今为止尚未出现有关论著。因此以上薄弱领域亟待加强,弥补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的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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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在研究方法上还有待新的突破。史学是一门实证科学,论从史出,无证不出,是史学研究所遵循的基本准则,也是史学研究的价值所在。但受传统史学研究范式的影响,在既有的南京城市研究中明显存在研究结构视角单一、行文叙事呆板、结论观点类似的问题。与此同时,随着当前整体科学研究的日益精进,各学科间研究方法的日益借鉴、交叉和融合已成为一种潮流。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城市研究的发展乃至史学研究的完善,有赖于引入社会学、心理学、城市规划学、经济学、统计学、行政学、财政学等新的跨学科的方法。这既有利于提高个案研究的水平和视野,也有助于拓展城市研究的边际,使得南京近现代城市史的研究领域,出现更多、更具水准的学术成果,呈现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欣然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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