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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三、研究思路、内容结构与学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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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学者对自己的研究对象都较为挑剔，除了要求大量实证材料为内容支撑外，还要求所研究的人、事、物必须有价值、有意义、有代表性，一言以蔽之，即研究对象必须“重要”。然而，研究对象是否“重要”，事实上并无客观的标准。仅以本书所研究的对象“南京”为例，南京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特别是1927年国民政府后，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南京这座城市的近代以来的发展和建设，相对于其政治的中心地位而言，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似乎研究这一时期的南京城市建设只有对南京当地才有意义，对本地之外的历史研究而言，则微不足道。但有学者指出，研究对象到底“重要”与否，其实并不一定非要与“重要人物”、“重要事件”等看似宏大的问题联系起来。一个问题是否“重要”或是否有价值往往表现在那些具体细微的事物中。尤其是国家建构、民族主义等宏大议题，如果不从某些具体问题入手，则很难了解在各种社会层面的表现及其对诸多相关领域的影响，更很难说我们对它有深入的了解。另外，地方史的研究也不是要在地方层面上“复述”历史学家立足于全国历史获得的“整体经验”，它的目标是特殊的“地方性知识”，包括对“国家”的地方性体验和知识。同时，地方史也是国家历史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甚至是国家历史的依存之所，而我们对近代转型中的中国的认识，自然也离不开对无数个“小地方”的真切认知。(55)对此，笔者深以为然，1927年后的南京城市建设就为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可以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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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赘言，城市发展离不开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城市转型必然受国家大环境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近现代城市根植于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土壤，城市发展可以被是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侧影。城市变迁与国家政治和现代社会的互动，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具体而言，各种政治势力、党派斗争、国家体制、地方纠纷、社会思潮，甚至人际关系这些或重大或细微的因素，都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起到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这要求我们不单要注意城市自身的内部变化，还要把城市放在近代国家和社会变动的“外部”大背景下去考察，才能对城市的“内部”变化有更深入的理解。因此，本书的写作与目前学界所熟知的“城市史”研究不尽相同。笔者一方面试图在对战前南京城市现代化现有成果的基础上作出更深入、更具体的探讨，另一方面也更多关注了南京同民国政治、中央政府和相邻地方等外部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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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的把握南京作为民国首都，整个城市的兴起、发展和建设的全貌，我把整个研究的起点定在1927年。因为1927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南京的城市命运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与当时的政局变革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不仅牵扯到整个国民政府内部各派系势力的此消彼长，更直接与首都选址的确定、政府对城市的认知和定位有关。此后由于首都建设涉及城市规划的制定，而编制设计又由政府负责，因此城市建设自然与国民政府的内部政治发展（特别是派系斗争）发生联系。这一点在规划部门的更迭和城市规划方案的制定过程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并在后来的《首都计划》修订、南京市政府内部的人事变动上有所体现。个中变化，既与南京城市身份的变化有关，也不乏民国政府内部激烈的派系倾轧作用。另一方面，南京城市发展所遇到的最大问题，如经费危机、职权不足、政府结构不稳、以党干政等都涉及中央。每当南京市政府遇到发展中的问题时，也都诉诸中央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权力被牢牢控制在中央手中，变成了中央权力的一部分。换言之，南京城市建设所追求的“现代化”带有易受政治干扰和凡事集权于中央的传统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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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与同时期其他城市相比，南京“地方”建设之所以得到国民政府垂青，原因在于它是首都，是“中央”驻地。而“中央”与“地方”的概念，是在晚清后才逐渐出现的。历史上中国并无近代的“国家”观念，而把所有行政层级都视为是“国家”的代表，只是到了近代之后，随着西方观念的引入，才从“国家”中剥离出“中央”、“地方”这样的现代概念，因此这些概念本身就是“现代化”的一个结果。同时，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分化和利益的多元化，“中央”和“地方”围绕利益划分逐渐产生矛盾和冲突。这也启发了我们对民国时期现代国家建构问题的反思。以往学界多采取国家行政力量基层化的视角，着眼于“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权力渗透，倾向于将各级行政力量视为一个整体，均为“国家”的代表，从而构建出“传统—现代”、“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56)但近代“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频生的冲突，却提醒我们注意一个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国家”内部分歧扩大和内在紧张加剧的问题。此外，“中央”与“地方”问题，还涉及国家结构问题。从国家结构上讲，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单一制的中央高度集权的国家，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中国也不例外，“中央”常常比“地方”更有运用全国范围的“国家”资源的能力。相较同时期各地城市发展，中央政府直接推动是首都南京城市建设的一大特色。这一点不仅反映在前述的城市规划设计上，还体现在中央对市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组织结构的控制上，这些都客观影响首都建设的成效。特别是在建设经费问题上，当时经费主要出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赋，这意味着中央与地方在税权分配上应具有相当公平的划分，但由于中央和地方在划分税权问题上的片面裁量，却折射出当时“中央与地方均权”口号下不合理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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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与现代社会构建的关系，也是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具有启示意义的主题。笔者之所以对这个问题进行关注，主要是因为南京首都建设的进程历时甚长，其间不管是全国还是南京的状况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南京城市现代化也因时局变化而颇受影响。这一过程涉及多个社会层面与问题的互动，为城市现代化、现代国家建构和观察社会在这一过程中的因应提供了一个可以显微知著的广阔空间。换言之，南京市的城市现代化，不仅表现为摩登都市的拔地而起、各式现代化住宅商厦的鳞次栉比，也体现在不同政治群体、社会团体的言行举止和各种社会制度的构建。为方便研究，笔者拟对战前南京城市建设中产生的拆房筑路和省市纠纷两个问题进行考察。这两个问题之所以认为进入我的视线，主要是因为建城拆房筑路所引发的社会抗争一直是南京城市建设中的一个社会常态，省市纠纷也几乎伴随了整个首都营造的始终，这两件事在当时都是南京城市建设中的大事、要事，深刻影响到了南京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和速度。其中，因城市拆房筑路而生的社会抗争及由此引发的流血抗拆事件，极大影响了城市建设中的政府的声誉，迫使政府对已有计划做出适当修正和调整。而南京与江苏的边界调整也引起县民对扩大市区的强烈抗议，举不仅影响了城市建设的经费，还激化了原本紧张的地方矛盾。而在市民和县民的反对中，我特别注意社会团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由于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牵涉阶层广泛、代表人数众多、政治参与意识强、社会影响巨大，城市社会团体在近代历次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中起着主力军的作用。而拆房筑路和扩大市区事件中，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参与的程度也要更深。他们在社会抗争中采用的集会、通电、发宣言等形式，往往引起当局关注，从中也可以看出社会对这一新兴政治表达行为的吸纳接受、城市社会的多元化，以及社会现代化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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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上述研究思路，我计划将本书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交代论文的选题主旨、研究意义与论文框架；第二部分为第一章，从政治学的角度切入，旨在探讨首都的政治地位对城市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并从大历史的角度审视政治因素对于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第三部分包括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章和第六章，主要涉及国家对于新首都的构想、设计规划、首都的城市建设，以及建设过程中所遭到的权力限界、经费瓶颈和地方冲突等种种困难；第四部分，即第七章，总结抗战前十年南京首都建设的总体成效；第五部分，总结全书，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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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第一章从政治学的角度对“首都”这一概念进行剖析，从“首都”的产生、内涵、本质与管理为1927—1937年南京的首都建设进行铺垫；并从南京城的自然地理、历史沿革、近代的城市发展轨迹等方面来介绍政治与城市紧密结合的城市特性，并对1927年南京奠都后的城市政治经济概况进行简要交代。第二章选择首都城市设计这个视角来考察政府是如何将自己的经济建设理念和民族主义思想，渗透到首都城市的设计理念里；各种不同政治势力又是如何围绕首都建设的规划设计权展开攻防，从而使首都规划偏离原有技术轨道而带有浓厚的政治符号意味，沦为各种政治势力斗争的牺牲品。从此折射出首都建设背后复杂的政治因素。作为权力运作的基础，空间建构布局在政治权力的实践活动中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意义。(57)因此，第三章试图从空间维度来分析首都规划后政府在首都建设过程中所进行的有意识的空间实践。官方是如何运用行政手段，通过修建道路、开辟城市空间与建筑政府大楼等建筑实践，将政治控制与意识形态逐渐渗透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并最终将这座原本平凡、落后的地方城市彻底改造成富有现代化气息的政治中心的。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相继从政府权力、建设经费和省市纠纷三方面揭示了首都建设所遭遇的种种困难，以及这些困难对于首都建设的窒碍。其中，在第四章中，笔者通过对政府人事、权限及党政关系的论述，揭示出市政府这一本应作为城市发展动力的软弱性，如何从城市建设的“主角”沦落为“配角”，并在根本上削弱了城市建设的推动力。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从首都建设的经费瓶颈和南京陷入的地方纠纷入手，凸显在国家政治局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支绌的财政状况及省市权限与划界纠葛对首都建设所施加的负面影响。第七章是笔者对首都建设成效、理想与现实的偏差及造成偏差原因的分析和思考，以及对政府主导下政治中心城市发展模式的利弊得失所进行的一些认真反思。最后，在结论部分，希望将抗战前十年的南京城市建设作为一个洞悉民国政治、行政体制和社会转型的“窗口”，冀图通过研究，更好的增进学界对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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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希望在以下两点取得突破：首先，史学界虽有不少有关民国时期南京城市发展的论著，然而以“首都”为切入点，了解“党国体制”下的民国政治的运作机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在本文创作时还尚无先例。同时，把现代国家建构、民族主义、传统文化以及社会的因应引入城市建设史的考察，在当前国内城市史学界也属于空白。具体而言，以往的研究主要从南京地方的小范围着眼，缺乏从民国政治的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会”等多个层面考察，特别是对国民政府的内部政治变化、科层制的行政管理体制、南京与相邻地区间的关系，以及政府与社会间的紧张关系是如何影响南京城市建设的，这些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确知当时中央对地方、地方与地方及政府与社会对南京首都建设的影响。比如说，从民国政治的视角看，国民党内的政治纷争和国民政府对地方的行政管理体制对南京首都建设有何影响？它们对城市发展的作用如何？从建构现代国家的角度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如何？地方主义与地方利益的形成及地方纠纷的协调又是如何解决的？以及这一时期社会与城市如何相互作用？都是以往研究所关注不够的。而缺乏对上述问题的了解，所谓南京的城市建设就只能被视为是一个地方政府的自我展示和自我实践的过程，使得我们对传统政治中心城市的现代化转型认识理解过于片面和肤浅。在这方面，本书研究的视角更加广泛，特别是将派系斗争、政治意识形态、历史传统的延续传承、中央与地方关系、地方与地方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等因素纳入了城市研究的范畴。既考察了城市发展的自身因素，又研究了政治、文化、社会与城市的关系，希望为学术界研究中国传统政治中心城市的现代改造及与之相关的民国政治、国家建构、民族主义、传统文化等问题提供一个可供分析和更多元有趣的视角，说明政府、政治、文化、社会和城市之间的互动联系，从更广阔的维度来理解区域地方的转型变迁，增进学界对现代中国城市发展的了解。其次，本书在叙事方法上并没有采取线性模式的方法进行描述，而是在写作上注意按对南京城市建设产生影响的若干问题进行问题导引式的方法。意即从首都营造这一主题入手，从分析问题的角度出发把对南京城市现代化产生重要影响的若干因素拆分为不同的部分，最后再按这一主题对事件重新构建。我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希望能尽可能地把对影响南京首都建设的不同元素按其本来面目清理出来，多层面的描述历史，满足人们对事情发展全貌的了解，挖掘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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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必须指出的是，本书呈现的，只是一个传统政治中心城市从落后到摩登、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并不代表近代以来受西方因素影响而涌现出的沿海商业城市的发展模式，本人没有也无意于对民国时期整个中国城市的发展转型做全面分析和评价。如果本书能增进我们对民国时期国家、政治、地方、社会、意识形态、传统文化和城市发展等因素相互作用的了解，本书目的也就达到了，这也是本书创作的一个主旨和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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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上曾先后有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南唐、明、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10个朝代和政权在此建都，故南京有所谓“十朝都会”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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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取向与反思》，《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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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15年民国思想巨等梁启超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一个国家如果与自己的过去决裂，后果则必然是灾难性的，要国家不亡，关键在守住国性。“国性之为物，耳不可得而闻，目不可得而见，其具象之约略可指者，则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以次衍为礼文法律。”如果一个国家国性不守，则国亡无疑。梁启超认为，安南、朝鲜就是因此而亡国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国民性不统一，也是导致中国受外族奴役的重要原因。梁启超：《大中华发刊辞》，《饮冰室合集·文集》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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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英）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人文类型》，费孝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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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25页、第56—5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16—81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1页；（德）恩格斯：《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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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韦伯对于中国城市的具体相关论述，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著，王容芬译：《儒教与道教》，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3页、第61—62页；王威海编著：《摆脱现代社会两难困境》，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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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谓“冲击一回应”即英文的“Impact-Respond”，这是费正清解释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这一概念最初出现在194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在这种模式中，中国自19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变化被解释为不是来自内在动力而是外部刺激的结果。中国只是在被动和被迫地对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不断施加的压力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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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就笔者所搜集的资料来看，西方第一篇研究上海的学术论文，似以1940年陈耀声的博士论文为肇始。该文作为西方第一篇从国际关系的角度透视上海公共租界的学术研究论文，试图揭示出“华洋分治”的上海城市特征。陈氏得出的结论是：不同行政与政治管辖区（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之间的相互作用阻碍了上海城市管理的发展。同时，罗伯特·贝内特（Robert w．Barnett）聚焦于沦陷时期上海的命运，尤其着眼日本占领对上海经济的影响。他试图论证出，上海在日本的掌控下，城市经济是怎样萧条而衰落的，并强调上海在中国的独特地位以及作为全球性大都市无力保持与外部世界联系的状况。中日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上海衰落，而共产党对上海的接收则更加速了这种衰落并最后使其终止。参见（美）陈耀声（Chen Yao-sheng）：《上海的公共租界》（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of Shanghai），未刊博士论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40年；（美）罗伯特·贝内特（Robert w．Barnett）：《上海经济：政治的抵押品，1937—1941年》（Economic Shanghai： Hostage To Politics，1937—1941），（美国）太平洋关系研究所19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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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这一时期最有名的当属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一书。参见（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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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这几部著作中，集中囊括几乎除上海以外的所有重要城市。其作者均为现当代西方中国城市史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因此，以上几部书不啻为西方城市史学界对中国近现代城市史研究的高度浓缩，代表了西方史学界对中国近现代城市史的最高研究水准。参见叶文心（Yeh Wen-Hsin）主编：《变成中国人》（Becoming Chinese：passage to modernity and beyond），（美）加州大学2000年；伊懋可（Mark Elvin）和施坚雅（Skinner）：《两个世界之间的中国城市》（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美）斯坦福大学1974年；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重建中国城市：现代性及国家认同，1900-1950》（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 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1900-1950），（美）夏威夷大学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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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美）邵勤、谢宝耿：《以小见大：城市史研究新视角——邵勤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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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澳）安东篱著，李霞译：《说扬州，1550—1850》，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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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美）罗威廉著，江榕、鲁西奇译，《汉口：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年；（美）罗威廉著，鲁西奇、罗杜芳译，《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796—189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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