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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例如美国学者施坚雅认为，中国近代城市没有形成一体化的完整的城市系统，而只是若干个地区性的、合理的系统；每个系统与相邻系统之间相互分离，只有些脆弱的联系。如果忽视各区域间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化水平的不平衡性，从全国范围笼统地研究中国的城市化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只有将城市史研究纳入区域范围内进行考察，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参见（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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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他们认为，这种转变有助于改变个案研究的孤立和静止的缺陷，从而提高城市史研究的层次。参见隗瀛涛、谢放：《近代中国区域城市研究的初步构想》，《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任云兰：《第三届近代中国城市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城市史研究》第6辑；陈克：《近代中国城市研究一个朝气蓬勃的新领域》，《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罗澎伟：《试论近代华北的区域城市系统》，《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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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张仲礼、熊月之、沈祖炜主编：《长江沿岸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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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该丛书正式名称为《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研究丛书》。主要由茅家琦的《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周忍伟的《举步维艰——皖江城市近代化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虞晓波的《比较与审视——“南通模式”与“无锡模式”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万灵的《常州的近代化道路——江南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的个案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朱庆葆的《传统城市的近代命运——清末民初安庆城市近代化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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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罗澍伟：《试论近代华北的区域城市系统》，《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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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此外关于全国范围内近代区域城市史研究的主要论著有：王玲的《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年）、王守中与郭太松：《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傅春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张洪祥《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王笛的《近代长江上游城市系统与市场结构》（《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6期）、熊月之的《论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史林》1995年第1期）、隗赢涛的《上海开埠与长江流域城市近代化》（《城市史研究》第10辑）、张仲礼的《上海城市经济近代化及对长江流域经济的影响》（《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2年第3期）等。关于古代城市和市镇的研究，主要成果有：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1990年）、刘石吉《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北京：群众出版社1993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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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张仲礼、熊月之、沈祖炜主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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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相关成果参见罗澍伟：《试论近代华北的区域城市系统》，《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周俊旗：《关于近代区域城市系统研究的几个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张利民：《近代华北城市人口发展及其不平衡性》，《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胡光明：《北洋新政与华北城市近代化》，《城市史研究》第6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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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参加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成都：四川大学1998年。除了隗赢涛的研究之外，分城市发展类型方法也可以在章开沅、罗福惠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蔡云辉《战争与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等著作中看到。关于对具体交通枢纽城市、商业城市、港口城市、工矿城市和综合性多功能城市的研究也在进一步探讨和开展。参见隗赢涛《关于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谢本书《中国近代城市的发展和近代化历程》、凌耀伦《浅谈中国近代城市史》、罗澎伟《关于开展近代中国城市研究的一些管见》等文。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理论，并从宏观方面对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做了不同程度的概述。此外，侯蕊玲的《对中国城市近代化的思考》、李运华的《中国城市近代化与城市化之命脉》、乐正的《中国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涂文学的《中国城市近代化与城市近代化论略》、王瑞成的《中国近代城市化内容探析》等论文，则从不同的角度对近代中国城市近代化和城市化、城市发展模式做了比较系统的概述。张利民的《中国城市发展七十年》、孙关龙的《论我国八十年城建史》、陶贵武的《试论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等文从整体上概述城市发展历程、特点。乐正的《开埠通商与中国的城市化问题》、皮明庥的《洋务运动与中国城市化、近代化》、何一民的《晚清城市近代化的发展》、隗瀛涛的《城市近代化与辛亥革命》、蔡云辉的《中国近代开放城市的特点》等文则探讨了晚清社会变动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其中何一民对于城市发展动力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他在《论外力对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的影响》、《交通地理位置的改变对近代中国城市兴起的影响》、《论近代中国大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转变与优先发展的条件》、《论近代中国大城市兴起的主要条件》等文中，分别对近代大城市兴起发展原因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提出了近代中国大城市从政治中心优先发展到经济中心优先发展的机制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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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何一民主编：《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1949）》，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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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所谓政治行政中心优先发展规律，即一个城市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与其政治行政地位的高低成正比，政治行政地位越高的城市，规模也越大，发展速度就越快；反之，政治行政地位越低的城市，规模也越小，发展速度就越慢。如果一个城市成为首都，那么这个城市就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超常的发展。相反，当它一旦失去了首都的政治行政地位，那么它的发展就会出现衰落。次一级政治行政中心城市如省会城市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决不会超过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首都，而作为府县级政治中心城市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也不会超过省会城市；如果有，那也是极短暂的、极个别的特例。参见何一民主编：《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一书，科学出版社2004年，以及《论近代中国大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转变与优先发展的条件》（《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4期）、《从政治中心优先发展到经济中心优先发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1期）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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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关于城市公共空间的论述，请参见（美）史明正著，王业龙、周卫红译：《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刘海岩：《空间与社会：近代天津城市的演变》，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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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参见（美）王笛著，李德英、谢继华、邓丽译：《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熊月之：《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6期）、《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拓展》（《学术月刊》1998年第8期）；李德英：《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生活——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例》，《城市史研究》第19—20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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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参见苏智良：《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陶水木：《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1840—1936》，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郭绪印：《老上海的同乡团体》，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刘海岩：《近代华北自然灾害与天津边缘化的贫民阶层》，《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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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夏东元序，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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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参见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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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何一民：《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述评》，《中国文化论坛》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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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国民政府成立后，曾先后多次对首都南京的市内商业、经济、工业等领域进行调查。其中较为详尽的有《南京市之食粮与燃料》、《首都丝织业调查记》、《南京锻锦业调查报告》、《南京云锦业调查报告》、《南京社会调查统计资料专刊》、《南京各业调查》、《南京市卫生行政》、《南京市土地行政》、《南京市之地价与地价税》、《改进南京农村计划报告书》、《南京旗地问题》、《南京金融志》和《南京厂矿业调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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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例如陈鹤琴的《学生婚姻问题之研究》（《东方杂志》第18卷4—6号，1921年2月25日、3月10日、3月25日）；曹翼远的《南京市的房租问题》，（《时代公论》第2卷第47、48号合刊，1934年2月23日）、蒋杰的《京郊农村社会调查》、《中华农学会报》第159期，1937年4月）、刘坤闿的《调查南京人力车夫家庭印象记》（《中央日报》1935年7月22日）、林鼎、徐田屏的《南京的庸妇》（《时事月报》第15卷第2期，1936年8月）、李崇典的《南京缎业调查报告》（《工商公报》第l卷第12期，1929年5月）、莫如的《南京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卷第6期，1920年5月）、乔启明的《京郊农村社会调查》（《中华农学会报》第159期，1937年4月）、唐希元的《南京缎业之现状及其救济》（《中国实业》第l卷第5期，1935年5月15日）、吴文晖的《南京棚户调查述略》（《中央日报》1934年11月12日、12月10日）、言心哲的《南京人力车夫生活的分析》（《中央日报》1934年5月28日、6月11日、6月25日、7月23日、8月6日、8月20日、9月3日、10月29日、11月26日）及《江苏江宁县286农家生活费用调查》（《中央日报》1935年5月13日、5月27日、6月19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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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李恭忠：《建造中山陵：现代中国的工程政治》，《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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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唐文起：《抗战前南京住宅状况简述》，《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陈蕴茜：《二三十年代南京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住宅》，见《下关开埠与南京百年》，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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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陈蕴茜：《民国中山路与意识形态常态化》，《史学月刊》2007年第12期；《秦淮空间重构中的国家权力与大众文化—以民国时期南京废娼运动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06年第6期；《建筑中的意识形态与民国中山纪念堂建设运动》，《史林》2007年第6期；《身体政治：国家权力与民国中山装的流行》，《学术月刊》2007年第9期；《空间重组与孙中山崇拜——以民国时期中山公园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06年第1期；《合法性与“孙中山”政治象征符号的建构》，《江海学刊》2006年第2期；《植树节与孙中山崇拜》，《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总理遗像”与孙中山崇拜》，《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时间、仪式维度中的“总理纪念周”》，《开放时代》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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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王云骏：《民国南京城市社会管理问题的历史考察》，《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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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参见李百浩、熊浩的《近代南京城市转型与城市规划的历史研究》（《城市规划》2003年第10期）、冯保善的《六朝烟水气：南京的城市文化性格》（《浙江学刊》2006年第5期）、丁兆东的《略论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的统治》（《民国档案》2004年第2期）、唐文起、林刚的《试论1927—1937年南京城市经济发展与农村腹地之关系》（《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魏希夷《南京文化气质及其成因》（《南京社联学刊》1989年第1期）、顾兆录的《南京文化研究述评》（《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罗玲的《试论南京城市近代化的特征》（《东南文化》1998年第2期）、张燕的《清末及民国时期南京建筑艺术概述》（《民国档案》1999年第4期）、张福运的《1927—1937年南京钱庄的兴衰》（《学术界》2000年第1期）、王云骏的《民国南京社会团体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经盛鸿的《近代南京地区灾害述评》（《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张连红的《南京大屠杀前夕南京人口的变化》（《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以及王明德的《论南京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与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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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秦孝仪：《抗战前国家建设史料》第91辑《首都建设》，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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