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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851 本书希望在以下两点取得突破：首先，史学界虽有不少有关民国时期南京城市发展的论著，然而以“首都”为切入点，了解“党国体制”下的民国政治的运作机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在本文创作时还尚无先例。同时，把现代国家建构、民族主义、传统文化以及社会的因应引入城市建设史的考察，在当前国内城市史学界也属于空白。具体而言，以往的研究主要从南京地方的小范围着眼，缺乏从民国政治的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会”等多个层面考察，特别是对国民政府的内部政治变化、科层制的行政管理体制、南京与相邻地区间的关系，以及政府与社会间的紧张关系是如何影响南京城市建设的，这些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确知当时中央对地方、地方与地方及政府与社会对南京首都建设的影响。比如说，从民国政治的视角看，国民党内的政治纷争和国民政府对地方的行政管理体制对南京首都建设有何影响？它们对城市发展的作用如何？从建构现代国家的角度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如何？地方主义与地方利益的形成及地方纠纷的协调又是如何解决的？以及这一时期社会与城市如何相互作用？都是以往研究所关注不够的。而缺乏对上述问题的了解，所谓南京的城市建设就只能被视为是一个地方政府的自我展示和自我实践的过程，使得我们对传统政治中心城市的现代化转型认识理解过于片面和肤浅。在这方面，本书研究的视角更加广泛，特别是将派系斗争、政治意识形态、历史传统的延续传承、中央与地方关系、地方与地方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等因素纳入了城市研究的范畴。既考察了城市发展的自身因素，又研究了政治、文化、社会与城市的关系，希望为学术界研究中国传统政治中心城市的现代改造及与之相关的民国政治、国家建构、民族主义、传统文化等问题提供一个可供分析和更多元有趣的视角，说明政府、政治、文化、社会和城市之间的互动联系，从更广阔的维度来理解区域地方的转型变迁，增进学界对现代中国城市发展的了解。其次，本书在叙事方法上并没有采取线性模式的方法进行描述，而是在写作上注意按对南京城市建设产生影响的若干问题进行问题导引式的方法。意即从首都营造这一主题入手，从分析问题的角度出发把对南京城市现代化产生重要影响的若干因素拆分为不同的部分，最后再按这一主题对事件重新构建。我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希望能尽可能地把对影响南京首都建设的不同元素按其本来面目清理出来，多层面的描述历史，满足人们对事情发展全貌的了解，挖掘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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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853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本书呈现的，只是一个传统政治中心城市从落后到摩登、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并不代表近代以来受西方因素影响而涌现出的沿海商业城市的发展模式，本人没有也无意于对民国时期整个中国城市的发展转型做全面分析和评价。如果本书能增进我们对民国时期国家、政治、地方、社会、意识形态、传统文化和城市发展等因素相互作用的了解，本书目的也就达到了，这也是本书创作的一个主旨和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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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855 (1) 历史上曾先后有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南唐、明、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10个朝代和政权在此建都，故南京有所谓“十朝都会”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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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857 (2) 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取向与反思》，《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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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859 (3) 1915年民国思想巨等梁启超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一个国家如果与自己的过去决裂，后果则必然是灾难性的，要国家不亡，关键在守住国性。“国性之为物，耳不可得而闻，目不可得而见，其具象之约略可指者，则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以次衍为礼文法律。”如果一个国家国性不守，则国亡无疑。梁启超认为，安南、朝鲜就是因此而亡国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国民性不统一，也是导致中国受外族奴役的重要原因。梁启超：《大中华发刊辞》，《饮冰室合集·文集》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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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861 (4) （英）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人文类型》，费孝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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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863 (5)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25页、第56—5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16—81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1页；（德）恩格斯：《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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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865 (6) 关于韦伯对于中国城市的具体相关论述，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著，王容芬译：《儒教与道教》，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3页、第61—62页；王威海编著：《摆脱现代社会两难困境》，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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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867 (7) 所谓“冲击一回应”即英文的“Impact-Respond”，这是费正清解释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这一概念最初出现在194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在这种模式中，中国自19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变化被解释为不是来自内在动力而是外部刺激的结果。中国只是在被动和被迫地对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不断施加的压力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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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869 (8) 就笔者所搜集的资料来看，西方第一篇研究上海的学术论文，似以1940年陈耀声的博士论文为肇始。该文作为西方第一篇从国际关系的角度透视上海公共租界的学术研究论文，试图揭示出“华洋分治”的上海城市特征。陈氏得出的结论是：不同行政与政治管辖区（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之间的相互作用阻碍了上海城市管理的发展。同时，罗伯特·贝内特（Robert w．Barnett）聚焦于沦陷时期上海的命运，尤其着眼日本占领对上海经济的影响。他试图论证出，上海在日本的掌控下，城市经济是怎样萧条而衰落的，并强调上海在中国的独特地位以及作为全球性大都市无力保持与外部世界联系的状况。中日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上海衰落，而共产党对上海的接收则更加速了这种衰落并最后使其终止。参见（美）陈耀声（Chen Yao-sheng）：《上海的公共租界》（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of Shanghai），未刊博士论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40年；（美）罗伯特·贝内特（Robert w．Barnett）：《上海经济：政治的抵押品，1937—1941年》（Economic Shanghai： Hostage To Politics，1937—1941），（美国）太平洋关系研究所19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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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871 (9) 这一时期最有名的当属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一书。参见（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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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873 (10) 在这几部著作中，集中囊括几乎除上海以外的所有重要城市。其作者均为现当代西方中国城市史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因此，以上几部书不啻为西方城市史学界对中国近现代城市史研究的高度浓缩，代表了西方史学界对中国近现代城市史的最高研究水准。参见叶文心（Yeh Wen-Hsin）主编：《变成中国人》（Becoming Chinese：passage to modernity and beyond），（美）加州大学2000年；伊懋可（Mark Elvin）和施坚雅（Skinner）：《两个世界之间的中国城市》（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美）斯坦福大学1974年；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重建中国城市：现代性及国家认同，1900-1950》（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 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1900-1950），（美）夏威夷大学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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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875 (11) （美）邵勤、谢宝耿：《以小见大：城市史研究新视角——邵勤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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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877 (12) （澳）安东篱著，李霞译：《说扬州，1550—1850》，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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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879 (13) 参见（美）罗威廉著，江榕、鲁西奇译，《汉口：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年；（美）罗威廉著，鲁西奇、罗杜芳译，《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796—189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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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881 (14) 参见（美）司昆仑（Kristin Stapleton）：《文明化成都：中国的城市改革，1895—1937》，（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2000年；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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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883 (15) 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至今仍是中国城市史研究中重要的参考书。在这本书中，施坚雅提出了关于中国集市体系和宏观区域的理论，把中国划分为几个宏观区域，并引入了中心边际说。认为每一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缘两部分，而帝国晚期的城市化发展则表现为集市和城镇的蓬勃兴旺，还用“城乡统一体”（Urban rural Continuum）一词来形容中国近代城市与周围乡村的和谐关系。该学说虽然受到不少质疑，但至今还是国内外学者们所经常引用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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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885 (16) 所谓“中国中心说”是指，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应力图从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准绳来衡量中国城市史上的许多问题。详情请参阅（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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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887 (17) 参见（美）约翰·刘易斯、施坚雅：《共产党中国的城市》，（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1年；（美）伊懋可、施坚雅：《两个世界之间的中国城市》，（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4年；（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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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889 (18) 其中卢汉超从“中国中心说”出发，细致描述了上海繁华地区以外的非主流、被边缘化的“小市民”及其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以及尚未被近代化的、强大的中国乡村传统力量在近代上海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汉学家裴宜理通过对上海工人的细致分析，及其与欧美工人运动的对比，认为枯燥乏味的工作并不是导致工人罢工的必然原因，而经济和政治动机才是上海工人罢工的重要因素。以写人力车问题而闻名的史谦德从北京人力车夫的视角来解释城市政治，凸显了城市居民所正在萌发的市民认同感和政治意识。安克强、贺萧等则通过对上海妓女史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学界对妓女及其社会关系的研究。钱曾瑗、关文斌和马丁从城市社团、商人社会及黑社会的角度对城市社会进行了颇有新意的探讨。以上参见（美）卢汉超著，段炼、吴敏、子羽译：《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美）裴宜理著，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美）史谦德：《黄包车北京：20年代的城市人民和政治》（美）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9年；（美）贺萧著，韩敏中、盛宁译：《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法）安克强著，袁燮铭、夏俊霞译：《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美）钱曾瑗：《革命摇篮：1900—1927广州的政治和社会》（The Cradle of Revolution：Politics and Society in Canton，1900-1927），未刊博士论文，普林斯顿大学1990年；（美）关文斌著，张荣明主译：《文明初曙：近代天津盐商与社会》，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澳）马丁著，周育民等译：《上海青帮》，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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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891 (19) 除了前面所介绍部分代表著作外，还有以下论述较为知名。参见：（美）梅尔清著，朱修春译《清初扬州文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美）韩起澜：《姐妹与陌生人：上海纺纱女工，1911—1949》（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6年）、《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卢明华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美）顾德曼著，宋钻友译：《家乡、城市与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美）林达·约翰逊主编，成一农译：《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美）关文斌：《天津商界：一个中国城市的社会与经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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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893 (20) 梁启超：《中国都市小史》（《晨报》七周纪念增刊1926年10月）、《中国之都市》（《史学与地学》第1、2期，1926年12月—1927年7月）；陶希圣：《西汉长安的市》（《北平晨报》历史周刊第9期，1936年11月25日）；全汉升：《中国古代的行会制度及其起源》（《现代史学》第2卷第1—2期，1934年5月）。后来以柳亚子为首的上海学者又先后推出以上海城市史内容为主的《上海市通志馆期刊》4期及《上海事物溯源》、《上海外交史话》、《上海城隍庙》、《上海人口志略》、《上海胜迹略》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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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895 (21) 此阶段代表性成果有郑昌淦：《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兴起和发展的概况》，《教学与研究》196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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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897 (22) 至改革开放前，比较有代表性的史料集有《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1961年）、《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1966年）、《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1960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1958年）、《大隆机器厂的产生、发展和改造》（1958年）、《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1958年）、《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1958年）、《上海钱庄史料》（1960年）、《荣家企业史料》（1962年）、《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1963年）、《永安纺织印染公司》（1964年）、《上海民族机器工业》（1966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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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5899 (23) 其中以上海的城市研究最为集中，代表作有刘惠吾等《上海近代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唐振常主编《上海史研究》（南京：学林出版社1988年）、唐振常《近代上海探索录》（上海：上海书店1994年）、黄苇《上海开埠初期的对外贸易研究（1843—186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陈从周《近代上海建筑史稿》（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年）、马伯煌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开发思想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徐鼎新《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一卷1994年；第二卷1997年）、徐鼎新等主编《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黄汉民《近代上海工业企业发展史论》（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游有维《上海近代佛教简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秦绍德《上海近代报刊史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陈伯海等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王立民《上海法制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编《上海公用事业：1840—198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苏智良等《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程童一等《开埠：中国南京路150年》（北京：昆仑出版社1996年）等。关于其他城市的近代史论著主要有：隗瀛涛、周勇《重庆开埠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年）、来新夏主编《天津近代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姚克宏《近代天津对外贸易与天津城市近代化》（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3年）、皮明庥《武汉近百年史》（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北京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年）、李淑兰《北京史稿》（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年）、吴建雍等《北京城市生活史》（北京：开明出版社1997年）、（美）史明正《走进近代化的北京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傅崇兰主撰《拉萨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周峰主编《民国时期杭州》（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常宗虎《南通现代化：1895—193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张海林《苏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李玉《长沙的近代化启动》（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朱庆葆《传统城市的近代命运：清末民初安庆城市近代化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万灵《常州的近代化道路：江南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的个案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何一民主编的《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现代化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张瑾的《权力、冲突与变革：1926—1937年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年）、任银睦的《青岛城市现代化研究，1898—1922》（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等学术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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