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046063 （三）晚清开埠与城市早期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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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065 近代南京的城市变革始于十九世纪末，1899年南京开埠更推动了其城市经济的早期发展。但其实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就逼迫清廷开放包括南京在内的长江各口岸。但南京尚处在太平天国控制下，开埠未能实现。而此时毗邻之镇江、芜湖已相继开埠，同时受战乱影响，南京经济亦极为萧条，故降低了列强对南京开埠的兴趣。所以一直至1898年英国政府才再次向清政府提出南京开埠的要求。1899年5月1日金陵海关正式开关(23)，后来又主动开放浦口。至此南京已完全开放，开始从一个封闭性的传统城市向开放性的现代城市转变。而这种转变也给南京的近代转型带来了新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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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067 受1899年开埠影响，南京近代航运业应运而生。1899年中外航运企业开始在南京下关设立分公司和码头，开展客货运业务。其后中国轮船发展迅速，华轮吨位占1900年停泊南京港中外轮船总吨位的60％以上(24)。到1902年，全年进出南京港的火轮总吨位达5500吨，第二年又增加一倍，1906年时更攀升至18371吨。此后由于进出南京的轮船越来越多，南京通往外地的轮船航线逐渐增加。截止1910年，当时行经南京或以南京为起点的轮船航线已有10多条，可分别到达扬州、镇江、六合、仪征、芜湖、宜昌、长沙、汉口等地(25)。与此同时，受外贸刺激，城市经济版图也发生积极变化。市内通商最频繁的下关地区逐渐成为南京人口成长最快的地区。人口从1919年的15000人激增至1923年的50000人，年进出口贸易量由1899年的2400两猛增到1920年的40000两。官督商办的招商局和外商之太古、怡和洋行与大阪商船会社开始在江边兴建码头，下关之大马路、二马路和永宁街一带亦逐渐成为南京市内新的繁华商业区(26)。到1912年，由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建立政权，大量军政人员和外来工商人口随之迁入，市内人口遂急剧由20世纪初的区区20余万，激增至1913—1914年的37万人，而到1927年国民政府奠都时，市内人口总数更增加到40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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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069 道路交通方面，1894年时任两江总督张之洞下令建筑一条从下关到城内碑亭巷的马路。该路全长15里，路宽9米，可行人力车及马车。后来由于南京辟为商埠后市内运输量增加，该路向南延伸至贡院，直达通济门。另外又修建了三牌楼至陆军学堂、大行宫至西华门、升平桥至内桥等多条路。1907年10月20日两江总督端方委任江南商务局总办王燮为工程总办，聘请英国人格宁森为总工程师，开始兴筑宁省铁路。该路全长7.3公里，起下关江边，跨惠民桥，经栅栏门、三牌楼、丁家桥、无量庵，沿北极阁南麓、两江师范学堂后墙，跨珍珠河后南折，沿督署衙门东墙外直至中正街。沿途设立江口、下关、三牌楼、督署及中正街等站。1908年12月建成通车，次年元月正式营运。当时宁省铁路共有英制机车2辆、货车4辆、头等二等联合客车2辆、三等客车6辆，运输督署饮用水的铁质小火车1辆，另有总督专车1辆。客车每车厢乘坐八九十人，两车南北对开，每小时一趟，极大地改善了南京市区交通，方便了客货往来(27)。而两年前，沪宁铁路——这一南京最早的铁路，也于1906年12月15日建成通车。该线通车后，可由南京下关直达上海。后来天津至浦口的津浦铁路也于1911年8月建成通车。沪宁铁路和津浦铁路的建成，极大地改变了南京的地区陆路交通布局，并迅速使之成为长江下游的重要水陆交通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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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071 作为国内第一个兴建电缆的城市，1887年8月电信业开始在南京出现。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派金陵制造局的龚照瑗主持镇江至江宁线所架设电缆工程。该线全长约160余里，照津沪线章程办理，全部经费由军需局开支，同年完工(28)。这是我国第一次在省境内铺设官线，也是南京近代电报业的开始。1882年元月正式通报，由江南官电报局经营，起初仅用于江海军务和沟通南北洋大臣衙门之间的联系。不久，继任总督左宗棠奏请清政府，采用官督商办形式，由商人集资，将镇江至江宁支线展至汉口，全长1600余里，1884年竣工(29)。1884年两江总督曾国荃又架设下关至金陵电报局线一条。此后，南京到天津、两广、上海、云南、陕西、甘肃等地的陆路电报也相继开通。1900年8月，江南官电报局又在南京设立南洋德律凤总汇处，置50门磁石式交换机一台，专供本城官府衙门使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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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073 南京近代邮政始于1897年。当年2月镇江邮政局正式在南京贡院街成立南京邮政支局，当时仅办理南京一地邮务。1903年随着邮务在江苏各地的推行，南京邮界随之扩大，安徽邮务亦归其负责。1910年业务范围更扩大到苏州、镇江、芜湖、安庆、大通。至1905年，南京邮政局已在句容、浦口、钟鼓楼、南京城内、溧水、下关、水西门、大河口、湖熟、六合等地设邮务支局。1909年又陆续添设了龙潭、上新河、三牌楼等分局。当时邮务繁忙之状况，即使在辛亥年新军起义时期，南京城内仍有下关邮局和大功坊、鼓楼、三牌楼、中正街、讲堂街、南门及督军署等7处支局维持营业(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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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075 会展业是推动一个城市发展的重要产业。1907年“南洋劝业会”的举行也推动了晚清南京的城市建设。1910年6月5日至1910年11月29日南京举办该会，前后历时半年，是为南京有史以来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的博览会，一时轰动海内外。当时该会由富商集资70万元在丁家桥划地700亩建筑会场，历时14个月筹备而成(32)。博览会有以展品内容划分的教育馆、美术馆、卫生馆、武备馆、机械馆；也有按省区划分的京畿馆、云贵馆、山东馆；还有专门陈列实业产品的金陵缎业馆、湖南缎业馆，以及两个陈列外国产品的展馆。该次会展，全国各地共送来的展品达100多万件，分为420类。为了配合会展的举办，城市公园、马路、小铁路等一切新式建筑，与公共事业之经营，亦应运而生，为当时的南京市政增色不少。(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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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077 作为一个长江下游地区传统的商业中心城市，南京市面主要交易品种为农产品和日用品，食品、服装为大宗。由于运送农产日用品的民船码头多集中在城南水西门、聚宝门、通济门一带，这些地方遂集结成交易市场。此外，城南内桥和中正街以南也有多处市场，特别是大型商铺均集中在城南中正街、府东街、三山街、南门大街等地。手工业生产方面，丝织业最重要，主要分布在城南至聚宝门外一带。其所生产的丝织品主要有缎、云锦、绒、绸等四种，其中以缎业为最大宗。缎业最盛于清道光、咸丰年间，彼时曾大量销往国外，后受太平天国战争和国外纺织品进口影响而逐渐衰落。但到1918年时全市丝织工人数仍有5万人，占当时南京总人口的13％，1927年织工虽锐减至2万人，但仍占总人口数的6％。就近代工业论，新式工厂多集中于下关。英商1913年在下关开设的和记蛋厂，每日生产蛋制品300吨，为中国最大的蛋厂之一，雇用工人达2000—4000人。另一较大食品厂为华商1921年开设的大同面粉厂，亦位于下关，每年产面粉120万包。官办工厂方面，则主要以军火工业为主。其中聚宝门外的金陵机器局规模最大，雇工人数有七八百人，以制造子弹为主。1912年后官方又设有织布局，雇用工人数百名。然而从整体看，1927年前的南京城市工业仍主要以原料初加工为主，工厂规模也极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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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079 二、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与南京首都地位的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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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081 （一）政治统治与首都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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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083 政治统治是首都的本质特征。作为政治权力的中心象征与重要标志，首都可以通过各种政治制度、设施和行为，来维护其应有的政治管理功能。那么，首都又是如何选择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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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085 一般而言，作为国家政治主权的化身和象征，首都应有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气候条件和丰富的人文自然资源，即“天”、“地”、“人”三要素。所谓“天”是指自然气候与生态环境方面条件，也就是首都城市功能发挥需要有适宜的生态与气候条件；“地”是指地理条件，主要看首都所在的地理位置、地势、地缘、地表、水源及土壤等方面的条件；“人”是首都所在地的人文与社会条件，包括政治资源、人心向背、民族关系、人口素质等。不过，这个标准虽然十分合理且对选择首都有较广泛的适应性，却并不意味着以上三要素就是确定国都位置的唯一标准。政治因素也是决定首都位置的一个重要准则。这是因为，在首都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政治因素具有决定性作用。无论是建都还是迁都，均与国家政治中心的转移密切相关。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气候条件和丰富的人力资源，只有和当时的国家政治需要和政治目标相结合时才能发挥应有的功能。例如当彼得大帝决定建都圣彼得堡时，主要是基于对俄罗斯更西方化和发展海军——这一宏大的政治构想考虑的。意大利首都从都灵迁到佛罗伦萨再迁到罗马，也是为了适应未来20年间意大利逐步走向统一的过程。日本明治维新后之所以将首都由京都迁到江户，亦出于师法欧美、刷新政治、摆脱豪族控制、试图控制太平洋的目的。至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美国首都华盛顿、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则更完全是政治需要设立的城市。即便从我国的历史上看，选择首都也多数与中央政府旨在增加政治辐射力和强化对外防御功能的政治考虑有关。例如，明成祖朱棣之所以舍弃在地理、经济、气候等方面更优越的南京，选择迁都北京，主要就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因为在南京建都的历朝历代几乎都难逃国家分裂和王朝短命的宿命。而明朝当时的主要威胁也来自北方和西北的少数民族。定都北京，不仅可以稳定北方局势，把政治影响和力量投送到幅员辽阔的东北和西北地区，还可以稳定中原，通过运河或开辟海陆取得南方的物质支援。1644年清世祖决定把都城从盛京迁到北京，也是出于类似政治目的。故无论古今中外，一个国家首都的选择，必与其国内政治密切相关。作为国家的“大脑”，首都的地理位置选择，是国家的百年大计，必须与整个国策相配合，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向相适应。只有这样，才能挑选出真正适宜建都的城市。而近代以来，南京的两次建都历史，也正完全遵循了首都与国家政治紧密相随的建都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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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087 （二）国民政府奠都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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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089 1．孙中山的南京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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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091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此举标志着南京在近代以来第一次成为国家政权的首都。而孙中山之所以在民初激烈的建都论争中摈弃北京而执意另择南京为新政府的首都，显然有其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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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093 首先，南京优越的地理位置给孙中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南京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有十个朝代先后在此建都，为赫赫有名的王者之城。按照中国古代的堪舆术，这里是虎踞龙蟠的风水宝地，王气极盛。1918年孙中山就曾在《实业计划》中对南京优越的地理条件予以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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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095 南京为中国古都，在北京之前。而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如此佳境也。而又恰居长江下游两岸最丰富区域之中心……当夫长江流域东区富源得有正当开发之时，南京将来之发达，未可限量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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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097 其次，在孙中山看来，中央政府由北京迁出也可以彻底扫除封建专制余孽，达到“旧邦新造”的目的。他认为，北京作为600多年的封建帝都，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堡垒和军阀与旧势力的盘根错节之地，封建思想浓厚、社会风气禁锢，同时新生的民国政权在北京建都也必然会面临列强的武力威胁，国家安全无法保障，共和政体必然难以维持。故孙中山曾多次发表公开谈话，力主民国政府不在北京建都。例如1912年4月12日在武昌同盟会支部欢迎会上，孙中山就公开批评党内有人主张在北京建都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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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099 主张建都北京的，以为不在此建都，不足以控制满洲，驾驭蒙古。殊不知日俄逼处满蒙，早在其势力范围以内。华北燕云诸州，很不安定。沿海塘沽炮台久已撤除，尚难添置，外兵云屯，虎视眈眈。我以初立的民国，新创立的政府，竟孤处外无国防，内多危机之地，一旦为人所乘，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因此，欲求巩固安全之策，非迁都南方不可。(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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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101 同月，孙中山在与记者谈话中更直言，出于对新政权独立自主的考虑，首都必须尽快由北京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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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103 若北京乃民国首都，而东交民巷乃有大炮数尊，安置于各要隘，殊与国体大有损辱。且北京乃前清旧都，一般腐败人物，如杜鼠城狐，业已根深蒂固，于改良政治，颇多掣肘。又以地势衡之，北京地点偏于东北，当此满蒙多事之秋，每易为外人所挟制，故迁都问题，实为目前之急务。(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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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105 第三，奠都南京，也有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未来规划发展的考虑。南京作为清朝南洋大臣、两江总督驻节之地，是清朝统治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光复南京不但表明清朝统治在南方的结束和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而且也使光复后的长江流域连为一体，巩固了南方革命的成果。故《民立报》评论在评价光复南京的意义时曾说：“取南京即所以保苏杭，保苏杭即所以定大局。则是石头城下之一战，即不啻略定全国也。”、“新共和国之进取，惟南北二京耳。南京一下，则挥戈北讨，伪京不难直破矣。”(37)何况当时革命党的根基和势力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特别是江浙一带。而江浙也是国家经济最发达、交通便利、百姓生活较富裕的地区，历来是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加之南京地处东南，临江近海，也符合孙中山面向海洋、向海洋发展的国家战略计划，有利于加强和世界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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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107 第四，孙中山选择南京也有着浓重的民族主义考量。南京是明太祖扫灭胡元，克复汉土的复国基地。朱元璋正是在此，成功实现了其驱逐蒙元、缔造汉人帝国的历史伟业。而巍巍挺立的明孝陵则正象征着这种民族魂。因此，作为一个曾经灭元兴汉的历史现场，南京自有一些其他城市所不具有的政治特质。在这里建都，不仅是对异族统治的彻底否定和对光复汉族的历史纪念，同时还可以起到动员汉人、驱逐鞑虏的政治效果。因此，在革命成功之后，在这个曾见证朱元璋成功“驱逐鞑虏”的地方，重建汉人政权，并将之确定为国家首都，自然也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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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109 因此从以上四方面来看，孙中山摒弃北京而属意南京，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可与不可”之事，而是帝制覆亡、旧邦新造的必然之举。是故1912年1月6日，即临时政府刚刚成立第六天，孙中山与南京《大陆报》记者谈话中便斩钉截铁地正式宣示：“南京将作为（民国）永远之都城”(39)。然而随后形势的发展却大大出乎其意料。急转直下的变化令孙中山极为失望。临时政府北迁，革命成果转瞬化为乌有，革命党亦遭受沉重打击。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虽始终坚持捍卫民国，但革命却总是以失败而告终。而南京，作为这一切的见证，既是孙中山毕生事业的顶峰，也给他带来了无限遗憾，直至其逝世，孙中山也再没有踏进南京一步，1912年的南京梦也就永远停留在其记忆中。(40)然而，孙中山与南京的情缘却并未就此了断。1925年国民政府按照其遗嘱，将这位革命伟人安葬在南京紫金山，孙中山也由此留给身后的国民党和全体国民一个关于现代中国的记忆焦点。南京作为其生命记忆的凝结、人生意义的象征和一份未竟期望的寄托，留给后来以“孙文主义”建国的国民政府一个十分强烈的政治信号(41)。1927年国民政府终于按“总理”生前所愿，明定南京为国家首都，使之重归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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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111 2．1927年建都之争与国民政府奠都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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