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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治统治的依据，国民政府以“孙文主义”为法统护符。1927年4月随着国民革命挺近长江下游地区，国民党中央开始筹划迁都南京，同时各地国民党组织亦开动宣传，极力鼓吹“南京是总理指定的首都”、总理指定南京为“民国永久之国都”。4月4日，上海新青年会在《民国日报》最先发出迁都南京的江电，谓“……南京综关南北，水路交通，地势雄壮，形胜天然。我总理夙昔所主张，指定为永久国都，故遗嘱将陵墓设置于此。凡我民众，共谕斯旨。”(42)加之民国临时政府于斯成立、孙中山在此任大总统。因此该“江电”发出后，各地国民党人群起响应。毫无疑问，新的国家首都必在象征着革命的南方。当时不少人都认为，中国首都的南迁，不仅是中国形式上的变迁，还是中国革命精神的表现。藉此革命完成之际，正当刷新民族精神，焕新国家政治，引起民众共鸣。而此时掌握军权、以孙中山当然继承人自居的蒋介石，亦十分属意南京。因为，南京建都，不仅秉承了“总理”遗愿，更较武汉接近其权力的基础——江浙地区，有利于摆脱武汉国民政府之控制。于是在蒋氏的操纵下，1927年4月1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73、74次会议正式决议迁都南京。次日，国民政府发布《定都南京宣言》，决定将“北京”改为“北平”，使其不再为“京师”。后来，蒋介石在北伐完成后不到一个月，又利用首次赴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柩前致祭的机会，对外再次宣示了国民政府在南京定都的政策，并以此来奠立新国家的基础。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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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自辛亥革命，我总理即主张南京为国都，永绝封建势力之根株，以立民国万年之基础，因袁逆为梗未能实现，我同志永念遗志，爰于北伐战争堪定东南之日，即迁国民政府于南京，而建中华民国之国都；今北平旧都已更名号，旧时建置悉予接收，新京确立更无疑义，凡我同志，誓当拥护总理夙昔之主张，努力于新都精神物质之建设，彻底扫除数千年封建之恶习，以为更新国运之始基。(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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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此同时，冯玉祥、阎锡山等北方实力派却公开表示反对迁都南京，力主迁都北京。1928年7月受阎锡山、冯玉祥指使，地理学家、时任北平师范大学地理学系教授的白眉初公开撰文，对外宣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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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历史的史实说明，建都北京国运长久，建都南京国运短暂。历史上北京建都有800多年，而且代代强盛；而南京地势低洼，不据国疆上游，夏天湿热，民风文弱，在历史上曾是六朝金粉之地，萎靡之气太重，历代王朝前后在此建都者一共400余年，平均每代不过45年，而且除明朝朱元璋外，没有一个是全国统一的政权，非偏安即年促，因此，南京乃是亡国之都。(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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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眉初的理由除上述地理和历史因素外，还认为南京离上海——这个帝国主义的大本营太近，而不适合建都。而北京，对于构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其地势上居国疆上游，有“雄视八方之气概”和“雄武的地理气象”，而在此建都的元明清的三代也都是强大而统一的中央王朝。因此，白眉初在比较了北京和南京的各自优势后得出结论，还是以建都北京为妙，不仅如此，最后还嘲讽南方国民党人说，“假令总理生至今日，亦当幡然改计，以建都北京为宜也。”(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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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眉初的文章一经发表，很快得到了其他北方学者的响应。叶叔衡在《国都问题》一文中在对两地“地理”、“天时”、“历史”进行比较后，直言“我们是不能赞成建都南京的主张”，批评南方关于建都南京的主张“并不是从地理天时上立论，而多是从政治外交经济各方面说话。”(46)特别是针对南方国民党人关于孙中山生前钦定首都设在南京的理由，叶叔衡认为这并不是不可更改首都地点的凭据。他说民国元年孙中山主张奠都南京时，主要是因为袁世凯在北京，1925年孙中山临终时所立的遗嘱也是由于北京尚在北洋军阀的控制下。因此孙中山当时主张定都南京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并非不可改变。文末叶叔衡还公开呼吁国民政府应效法明永乐皇帝，舍南京而迁都北京以“竟中山先生之志，而奠民国之基”，倡言“就全国的形势与国家的大计说，首都应在北京，固无疑义。即就国民政府说，亦未尝不可建都于北京。”(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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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白叶二人的“离经叛道”之举却很快遭致南方国民党人的批判。反对者多从遵循“总理”遗训的道义高度来论证建都南京的正当性。他们认为，“总理”遗教是绝不可背叛的。作为孙先生所手订的国都，国民党必须严格恪守。同时，南方国民党人也多视北京为封建主义和军阀势力盘踞的堡垒，认为北京并不适合做革命新政府的首都。时任上海《申报》总编辑的龚德柏更公开撰文指责白眉初对国都选址毫不了解，“以18世纪的理论来谈论现代的国都问题，根本上已属错误。”指出白文中“论列强之侵略”与“使馆保卫界之纠葛”之言词，已与“旧人所希望者如出一辙”，是“为外人做说客，为帝国主义做走狗”(48)。或许是还觉得不够解气，龚德柏在文末更破口大骂白眉初说“白君大著，曲学推崇北京，不惜牺牲一切”，是“荒谬绝伦之议论”，“图欺世人”、“贻误国家”(49)。与此同时，湖北、江西、四川、云南等省的国民党党部与党国要人亦相继发表通电，明确表态反对定都北京，支持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其中党国大佬吴稚晖、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李济深和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更语气极为强硬地表示，“首都是必须建在南京的”、“不容再有异议。”(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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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国民政府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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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遵总理遗志”将南京定为首都。国民政府仍设在民国元年临时政府的所在地。该图为1932年摄影。图片来源：王能伟、马伯伦、刘晓梵：《南京旧影》，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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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北伐之后的这场国民政府建都之争，最终以军事上占优的南方势力的获胜而告终。阎锡山、冯玉祥等北方人士只好就此收手，不便再议。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一事就如此定了下来。1927年4月，国民政府正式委任刘纪文为首任南京市市长，责令其筹备市政府成立事宜。1927年4月24日，刘纪文正式宣布就职，并举行市政厅成立及市长就职典礼(51)。6月1日，又在市政府礼堂举行市政府及各局成立典礼。6月6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南京特别市暂行条例》，正式定名南京为南京特别市，直隶国民政府。1930年国民政府又另行颁布《中华民国市组织法》，不再分“特别市和普通市”，而将之分为院辖市和省辖市，于是南京又更名为南京市，直隶行政院，而此时的全国院辖市亦不过只有北平、上海、南京和青岛4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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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汉）戴圣：《礼记·礼运篇》，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第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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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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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何一民的相关论述，《论近代中国大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转变与优先发展的条件》《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4期、《从政治中心优先发展到经济中心优先发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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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何一民：《从政治中心优先发展到经济中心优先发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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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苏）伊利英著，桂力生译：《城市经济学》，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年，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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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何一民：《从政治中心优先发展到经济中心优先发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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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辛向阳、倪建中主编：《首都中国》，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年，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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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4月，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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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4月，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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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亨廷顿认为，在任何类型的现代化中，政府扮演总是主要角色。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他们多样化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中，政府具有其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发生作用的方式迥异，力度不同。而外源性的现代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在经济生活中未形成自动运转机制，现代生产力要素和现代化的文化要素都是从外部引进的。因而，政府作为一种超经济的组织力量，“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经验，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参见《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不过重视政府的作用也是有一定前提的，那就是首先，必须有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府，自身不需要进行体制的整体变革，否则，政府就不可能把注意力与权力运行重点放在引导现代化上；其次，这个政府有能力指挥与调度国家资源，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并保障制度的科学性与社会结构的有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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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例如，就中文里“首都”一词的旧称“京师”来看。“京”原指大面积的向阳高地，适宜修建皇家宫室之处所；“师”意为军队驻扎地。“京师”连用，指的是驻有重兵防卫的皇室聚居之地。因此，“京师”一词已指出，首都是随着国家统治产生才出现的产物，而非一般性的城市，而中国历朝创建时，才会将都城建设视为首要的政治任务，以便于满足统治阶层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需要。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9—10、4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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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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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美）阿尔蒙德等著，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34—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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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俄）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