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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统治与首都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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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统治是首都的本质特征。作为政治权力的中心象征与重要标志，首都可以通过各种政治制度、设施和行为，来维护其应有的政治管理功能。那么，首都又是如何选择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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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作为国家政治主权的化身和象征，首都应有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气候条件和丰富的人文自然资源，即“天”、“地”、“人”三要素。所谓“天”是指自然气候与生态环境方面条件，也就是首都城市功能发挥需要有适宜的生态与气候条件；“地”是指地理条件，主要看首都所在的地理位置、地势、地缘、地表、水源及土壤等方面的条件；“人”是首都所在地的人文与社会条件，包括政治资源、人心向背、民族关系、人口素质等。不过，这个标准虽然十分合理且对选择首都有较广泛的适应性，却并不意味着以上三要素就是确定国都位置的唯一标准。政治因素也是决定首都位置的一个重要准则。这是因为，在首都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政治因素具有决定性作用。无论是建都还是迁都，均与国家政治中心的转移密切相关。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气候条件和丰富的人力资源，只有和当时的国家政治需要和政治目标相结合时才能发挥应有的功能。例如当彼得大帝决定建都圣彼得堡时，主要是基于对俄罗斯更西方化和发展海军——这一宏大的政治构想考虑的。意大利首都从都灵迁到佛罗伦萨再迁到罗马，也是为了适应未来20年间意大利逐步走向统一的过程。日本明治维新后之所以将首都由京都迁到江户，亦出于师法欧美、刷新政治、摆脱豪族控制、试图控制太平洋的目的。至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美国首都华盛顿、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则更完全是政治需要设立的城市。即便从我国的历史上看，选择首都也多数与中央政府旨在增加政治辐射力和强化对外防御功能的政治考虑有关。例如，明成祖朱棣之所以舍弃在地理、经济、气候等方面更优越的南京，选择迁都北京，主要就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因为在南京建都的历朝历代几乎都难逃国家分裂和王朝短命的宿命。而明朝当时的主要威胁也来自北方和西北的少数民族。定都北京，不仅可以稳定北方局势，把政治影响和力量投送到幅员辽阔的东北和西北地区，还可以稳定中原，通过运河或开辟海陆取得南方的物质支援。1644年清世祖决定把都城从盛京迁到北京，也是出于类似政治目的。故无论古今中外，一个国家首都的选择，必与其国内政治密切相关。作为国家的“大脑”，首都的地理位置选择，是国家的百年大计，必须与整个国策相配合，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向相适应。只有这样，才能挑选出真正适宜建都的城市。而近代以来，南京的两次建都历史，也正完全遵循了首都与国家政治紧密相随的建都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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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民政府奠都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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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中山的南京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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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此举标志着南京在近代以来第一次成为国家政权的首都。而孙中山之所以在民初激烈的建都论争中摈弃北京而执意另择南京为新政府的首都，显然有其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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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南京优越的地理位置给孙中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南京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有十个朝代先后在此建都，为赫赫有名的王者之城。按照中国古代的堪舆术，这里是虎踞龙蟠的风水宝地，王气极盛。1918年孙中山就曾在《实业计划》中对南京优越的地理条件予以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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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为中国古都，在北京之前。而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如此佳境也。而又恰居长江下游两岸最丰富区域之中心……当夫长江流域东区富源得有正当开发之时，南京将来之发达，未可限量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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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孙中山看来，中央政府由北京迁出也可以彻底扫除封建专制余孽，达到“旧邦新造”的目的。他认为，北京作为600多年的封建帝都，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堡垒和军阀与旧势力的盘根错节之地，封建思想浓厚、社会风气禁锢，同时新生的民国政权在北京建都也必然会面临列强的武力威胁，国家安全无法保障，共和政体必然难以维持。故孙中山曾多次发表公开谈话，力主民国政府不在北京建都。例如1912年4月12日在武昌同盟会支部欢迎会上，孙中山就公开批评党内有人主张在北京建都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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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建都北京的，以为不在此建都，不足以控制满洲，驾驭蒙古。殊不知日俄逼处满蒙，早在其势力范围以内。华北燕云诸州，很不安定。沿海塘沽炮台久已撤除，尚难添置，外兵云屯，虎视眈眈。我以初立的民国，新创立的政府，竟孤处外无国防，内多危机之地，一旦为人所乘，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因此，欲求巩固安全之策，非迁都南方不可。(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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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孙中山在与记者谈话中更直言，出于对新政权独立自主的考虑，首都必须尽快由北京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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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北京乃民国首都，而东交民巷乃有大炮数尊，安置于各要隘，殊与国体大有损辱。且北京乃前清旧都，一般腐败人物，如杜鼠城狐，业已根深蒂固，于改良政治，颇多掣肘。又以地势衡之，北京地点偏于东北，当此满蒙多事之秋，每易为外人所挟制，故迁都问题，实为目前之急务。(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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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奠都南京，也有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未来规划发展的考虑。南京作为清朝南洋大臣、两江总督驻节之地，是清朝统治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光复南京不但表明清朝统治在南方的结束和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而且也使光复后的长江流域连为一体，巩固了南方革命的成果。故《民立报》评论在评价光复南京的意义时曾说：“取南京即所以保苏杭，保苏杭即所以定大局。则是石头城下之一战，即不啻略定全国也。”、“新共和国之进取，惟南北二京耳。南京一下，则挥戈北讨，伪京不难直破矣。”(37)何况当时革命党的根基和势力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特别是江浙一带。而江浙也是国家经济最发达、交通便利、百姓生活较富裕的地区，历来是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加之南京地处东南，临江近海，也符合孙中山面向海洋、向海洋发展的国家战略计划，有利于加强和世界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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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孙中山选择南京也有着浓重的民族主义考量。南京是明太祖扫灭胡元，克复汉土的复国基地。朱元璋正是在此，成功实现了其驱逐蒙元、缔造汉人帝国的历史伟业。而巍巍挺立的明孝陵则正象征着这种民族魂。因此，作为一个曾经灭元兴汉的历史现场，南京自有一些其他城市所不具有的政治特质。在这里建都，不仅是对异族统治的彻底否定和对光复汉族的历史纪念，同时还可以起到动员汉人、驱逐鞑虏的政治效果。因此，在革命成功之后，在这个曾见证朱元璋成功“驱逐鞑虏”的地方，重建汉人政权，并将之确定为国家首都，自然也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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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以上四方面来看，孙中山摒弃北京而属意南京，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可与不可”之事，而是帝制覆亡、旧邦新造的必然之举。是故1912年1月6日，即临时政府刚刚成立第六天，孙中山与南京《大陆报》记者谈话中便斩钉截铁地正式宣示：“南京将作为（民国）永远之都城”(39)。然而随后形势的发展却大大出乎其意料。急转直下的变化令孙中山极为失望。临时政府北迁，革命成果转瞬化为乌有，革命党亦遭受沉重打击。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虽始终坚持捍卫民国，但革命却总是以失败而告终。而南京，作为这一切的见证，既是孙中山毕生事业的顶峰，也给他带来了无限遗憾，直至其逝世，孙中山也再没有踏进南京一步，1912年的南京梦也就永远停留在其记忆中。(40)然而，孙中山与南京的情缘却并未就此了断。1925年国民政府按照其遗嘱，将这位革命伟人安葬在南京紫金山，孙中山也由此留给身后的国民党和全体国民一个关于现代中国的记忆焦点。南京作为其生命记忆的凝结、人生意义的象征和一份未竟期望的寄托，留给后来以“孙文主义”建国的国民政府一个十分强烈的政治信号(41)。1927年国民政府终于按“总理”生前所愿，明定南京为国家首都，使之重归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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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27年建都之争与国民政府奠都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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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治统治的依据，国民政府以“孙文主义”为法统护符。1927年4月随着国民革命挺近长江下游地区，国民党中央开始筹划迁都南京，同时各地国民党组织亦开动宣传，极力鼓吹“南京是总理指定的首都”、总理指定南京为“民国永久之国都”。4月4日，上海新青年会在《民国日报》最先发出迁都南京的江电，谓“……南京综关南北，水路交通，地势雄壮，形胜天然。我总理夙昔所主张，指定为永久国都，故遗嘱将陵墓设置于此。凡我民众，共谕斯旨。”(42)加之民国临时政府于斯成立、孙中山在此任大总统。因此该“江电”发出后，各地国民党人群起响应。毫无疑问，新的国家首都必在象征着革命的南方。当时不少人都认为，中国首都的南迁，不仅是中国形式上的变迁，还是中国革命精神的表现。藉此革命完成之际，正当刷新民族精神，焕新国家政治，引起民众共鸣。而此时掌握军权、以孙中山当然继承人自居的蒋介石，亦十分属意南京。因为，南京建都，不仅秉承了“总理”遗愿，更较武汉接近其权力的基础——江浙地区，有利于摆脱武汉国民政府之控制。于是在蒋氏的操纵下，1927年4月1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73、74次会议正式决议迁都南京。次日，国民政府发布《定都南京宣言》，决定将“北京”改为“北平”，使其不再为“京师”。后来，蒋介石在北伐完成后不到一个月，又利用首次赴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柩前致祭的机会，对外再次宣示了国民政府在南京定都的政策，并以此来奠立新国家的基础。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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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自辛亥革命，我总理即主张南京为国都，永绝封建势力之根株，以立民国万年之基础，因袁逆为梗未能实现，我同志永念遗志，爰于北伐战争堪定东南之日，即迁国民政府于南京，而建中华民国之国都；今北平旧都已更名号，旧时建置悉予接收，新京确立更无疑义，凡我同志，誓当拥护总理夙昔之主张，努力于新都精神物质之建设，彻底扫除数千年封建之恶习，以为更新国运之始基。(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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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此同时，冯玉祥、阎锡山等北方实力派却公开表示反对迁都南京，力主迁都北京。1928年7月受阎锡山、冯玉祥指使，地理学家、时任北平师范大学地理学系教授的白眉初公开撰文，对外宣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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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历史的史实说明，建都北京国运长久，建都南京国运短暂。历史上北京建都有800多年，而且代代强盛；而南京地势低洼，不据国疆上游，夏天湿热，民风文弱，在历史上曾是六朝金粉之地，萎靡之气太重，历代王朝前后在此建都者一共400余年，平均每代不过45年，而且除明朝朱元璋外，没有一个是全国统一的政权，非偏安即年促，因此，南京乃是亡国之都。(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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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眉初的理由除上述地理和历史因素外，还认为南京离上海——这个帝国主义的大本营太近，而不适合建都。而北京，对于构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其地势上居国疆上游，有“雄视八方之气概”和“雄武的地理气象”，而在此建都的元明清的三代也都是强大而统一的中央王朝。因此，白眉初在比较了北京和南京的各自优势后得出结论，还是以建都北京为妙，不仅如此，最后还嘲讽南方国民党人说，“假令总理生至今日，亦当幡然改计，以建都北京为宜也。”(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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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眉初的文章一经发表，很快得到了其他北方学者的响应。叶叔衡在《国都问题》一文中在对两地“地理”、“天时”、“历史”进行比较后，直言“我们是不能赞成建都南京的主张”，批评南方关于建都南京的主张“并不是从地理天时上立论，而多是从政治外交经济各方面说话。”(46)特别是针对南方国民党人关于孙中山生前钦定首都设在南京的理由，叶叔衡认为这并不是不可更改首都地点的凭据。他说民国元年孙中山主张奠都南京时，主要是因为袁世凯在北京，1925年孙中山临终时所立的遗嘱也是由于北京尚在北洋军阀的控制下。因此孙中山当时主张定都南京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并非不可改变。文末叶叔衡还公开呼吁国民政府应效法明永乐皇帝，舍南京而迁都北京以“竟中山先生之志，而奠民国之基”，倡言“就全国的形势与国家的大计说，首都应在北京，固无疑义。即就国民政府说，亦未尝不可建都于北京。”(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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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白叶二人的“离经叛道”之举却很快遭致南方国民党人的批判。反对者多从遵循“总理”遗训的道义高度来论证建都南京的正当性。他们认为，“总理”遗教是绝不可背叛的。作为孙先生所手订的国都，国民党必须严格恪守。同时，南方国民党人也多视北京为封建主义和军阀势力盘踞的堡垒，认为北京并不适合做革命新政府的首都。时任上海《申报》总编辑的龚德柏更公开撰文指责白眉初对国都选址毫不了解，“以18世纪的理论来谈论现代的国都问题，根本上已属错误。”指出白文中“论列强之侵略”与“使馆保卫界之纠葛”之言词，已与“旧人所希望者如出一辙”，是“为外人做说客，为帝国主义做走狗”(48)。或许是还觉得不够解气，龚德柏在文末更破口大骂白眉初说“白君大著，曲学推崇北京，不惜牺牲一切”，是“荒谬绝伦之议论”，“图欺世人”、“贻误国家”(49)。与此同时，湖北、江西、四川、云南等省的国民党党部与党国要人亦相继发表通电，明确表态反对定都北京，支持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其中党国大佬吴稚晖、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李济深和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更语气极为强硬地表示，“首都是必须建在南京的”、“不容再有异议。”(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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