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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首都计划》中编制的“首都中央政治区平面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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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国都建设技术专员办事处”编：《首都计划》，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9月，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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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孙科将此公文送达国民政府后几天，7月22日国民政府文官处却通知“首建会”和孙科，声称紫金山南麓为中央政治区的地点案经第36次国务会议决议，交由“首建会”讨论后再行决定。次日国民政府又通知孙科，令其即刻办理“国都处”并入“首建会”事宜。8月27日，孙科在无奈之下不得不在“首建会”第3次常务会议中，表示愿意承认“首建会”为“国都处”上级机关。但作为交换条件，“首建会”必须同意其关于在紫金山南麓建造中央政治区的意见。果然“首建会”在权衡之下，于9月3日决定答应其条件，但仍决定将地址稍往南移，以便与中山陵保持一定距离(68)。随后，9月7日“首建会”正式呈文国民政府，经孔祥熙、赵戴文、陈仪、何应钦、刘纪文、王正廷审查和该会第四次常务会议议决，通过对紫金山南麓为中央政治区域计划的审查，并提请国民政府同意此决议。(69)于是，“首建会”正式取代“国都处”成为中央政治区设计方案的最后决策机关，孙科所提在紫金山南麓建筑中央政治区的计划似乎已无大碍。孰料“首建会”给国民政府的呈文，请其同意以紫金山南麓为中央政治区地点的公文，国民政府却一直拖至1929年底“国都处”裁撤时还没有批示下来。蒋介石此时身为“首建会”主席，自然对此事之拖宕难推其咎。而蒋个人的态度，虽然其个人表面同意“国都处”以紫金山南麓为中央政治区地点，但其实并不能说明蒋本人就真心赞同该方案。事实上，蒋介石倒是对刘纪文提出的在明故宫建筑中央行政区的计划更有兴趣。而刘纪文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也愈发坚持自己以明故宫为中央政治区的方案。于是，中央政治区选址虽经“首建会”议决，但其最终地点的确定却由于蒋介石的态度而始终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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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1929年10月“首建会”审查“国都处”送来的《首都道路系统》。由于该审查小组主要由市政府的各局局长为主。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市长刘纪文暗自授意市工务局长陈和甫、市府秘书长张剑鸣和社会局长马轶群三人对孙科主导的该方案进行发难。陈张马三人除逐条驳斥该计划和政治区选址紫金山南麓的理由外，还认为这样的设计方案，将使市内其它地区，包括城北、城西、城南和下关等地，永远无法发展(70)。他们尖锐地批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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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原计划羡于紫金山南麓地势之起伏，而忽于交通之不便，且毫不顾及现今城北城西各地所受之影响，并忽视下关与城南历史上之地位，其选择紫金山南麓为中央政治区域，似属大而无当。工局（南京市政府工务局）主张以明故宫一带旷地，为中央政治区域，已经拟具详细规划图案，一俟完成，即将提出。(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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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市府方面的回应，“国都处”针锋相对的在《关于首都道路计划之释疑》一文中，逐项反驳对中央政治区和明故宫商业区地点的批评。双方各执一词，矛盾尖锐，一时难以达成共识。而与此同时，“首建会”的机关刊物《首都建设》又特别刊发了由吕彦直所编制的南京城市规划，试图佐证在明故宫建立中央政治区的正当性。在这份由吕彦直拟就的《规划首都都市区图案大纲草案》中，吕氏支持刘纪文以明故宫为中央政治区地点的设计，并主张将南京分为三部分来予以设计。其中，中央政府区居中，“宜就明故宫遗址布设之”；其西边为其它城厢区域和下关的“京市区”；东边为中山陵为中心的广大“党国公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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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1929年吕彦直设计的“中央政治区”总体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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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叶兆言：《老南京》，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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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为何将中央政治区选在明故宫的理由，吕彦直解释说，这是因为南京受到东北紫金山和西北长江的限制，将来城市必向东南高原方向发展。因此明故宫的地理位置将会在未来首都的中央，而有国家中枢的象征。此外，吕彦直还认为，明故宫中央政治区的设计，首先应“拆卸东南两面之城垣、铲平其高地、而填没城内外之壕渠、以便铺设道路”(72)。同时放弃原明皇城偏向西南的中轴线，以太平门为准，重新划定正南北向的主轴线，并将此设计为中央政治区的“大经道”，原来的中山路线改为“大纬道”。然后整个中央政治区再以“大纬道”为准，划分为南北两区。大纬道的北边以国民大会为中心，其前立有巨大的孙中山遗像，其前为国家举行典礼时的大广场，两侧为国民美术院和中央图书馆。在国民大会背后，设立先哲祠及历史博物馆。吕彦直认为，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之文化、实国族命脉之所系也”(73)。至于大纬道的南面，作为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央政府所在地，以长方形棋盘状道路来规划，大经道和其它两条纬道则刚好呈现“双十”的象征意义。此双十字北端起于国民政府，稍前方左侧为主席官邸，右侧为行政院；后方则隔大纬道遥望国民大会。第一条东西纬道两端，左为立法院，右为司法院；第二条较短的纬道，两端则为考试院和监察院。这五种国家主要机构，将构成几何中的正五角型关系，“以象五权鼎立之制度”(74)。其余部会安排在国民政府和五院之外的棋盘状街廓中，中间的大经道为园林并建立纪念碑。至于大经道的最南端，则为表彰国民政府建国而建立的“民生塔”或“建国纪念塔”。同时，中央政治区建筑一个以此塔为中心的半圆形广场，其外部辟为公园，并以民生塔为中心，放射出12条道路，象征青天白日12道光芒连接城内各处。正南放射状道路底，设为“国门”，其外为“航空苑”（飞机场），公园之外则辟成花园城市，为全市最高档的住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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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1929年吕彦直设计的“中央政治区”横向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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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叶兆言：《老南京》，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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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方案设计的“京市区”部分，吕彦直计划以市政府行政区作为城北、城南的发展引擎。尤其在城南，吕彦直增加了汉西门内火车中央总站的计划，并计划以中央总站为中心，由此开辟两条分别向东和向东南的横贯城南中心的大道来改造旧城区，并与中央政治区的大纬道和民生塔相连。再加上原有旧路的拓宽改直，构成首都道路系统。他认为，只有如此“市区乃有发展之期望”(75)。同时，为了纪念国民党的历史贡献，吕彦直还提议在丁家桥中央党部的东边，连接子午线路的中心，建筑一个纪念中央党部的大厦，以便在南京形成中央政治区居、中山陵居东、中央党部纪念建筑居西的城市格局，从而彰显国民党践行革命的光荣历史。至于原有中央大学地段，则因“适位于政治区域之中心、吾国学风、每易受政治影响”(76)，宜迁移至幽静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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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公园区”部分，吕彦直计划除中山陵园外，还应包括玄武湖一带，并向东扩大。全区广植树木来作为首都东北的屏障，并以此作为国家文化机构如植物、天文台等学术机关及农民模范村的处所，同时亦可作为民众日常游憩之地，可以使得民众在游憩之余，“感念遗教之长存，以不忘奋发砥砺而努力吾人之天职”(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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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吕彦直在该计划中还特别强调，待以上规划完成后，还应注意公众建筑的设计及建立民间建筑的指导规范。这些建筑的采用形式必须以“中国宫殿建筑风格”为主，意在提醒国人“重要之国粹、有保存发展之必要”(78)，并由此来凸显民族精神。对此，吕彦直在计划结尾部分将自己的理由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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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者国体更新、治理异于昔时、其应用之公共建筑、为吾国建设精神之主要的表示、必当采取中国特有之建筑式、加以详密之研究、以艺术思想设图案、用科学原理行构造、然后中国之建筑、乃可做进步之发展、而在国府区域以内、尤须注意建筑上之和谐纯一、及其纪念性质、形式与精神、相辅而为用、形式为精神之表现、而精神亦由形式而振生、有发扬蹈厉之精神、必须有雄伟庄严之形式、有灿烂绮丽之形式、而后有尚武进取之精神、故国府建筑之图案、时民国建设上关系至大之一端、亦吾人对于世界文化上所应有之贡献也。(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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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孙科力主在紫金山南麓建设“中央政治区”的计划此时正处于市政府和设计师吕彦直的共同夹击下。而就在孙科与刘纪文围绕中央政治区地点展开激烈争论之时，这场悬而未决的选址之争却突然有了结果。1929年9月，就在首建会呈给国民政府，请其决定中央政治区在紫金山南麓后4个多月，也就是“国都处”1929年底裁撤后仅18日的1930年1月18日，国民政府突然发下训令第18号，命令“首建会”将中央政治区地点改在明故宫，并尽速制订公布城厢区域的道路系统，但令人费解的是文中却并未对这样的决定给出任何理由(80)，而训令也不过是一张普通便笺（见图16）。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担任国府主席的正是蒋介石，蒋的如是举动自然激起了孙科的极大不满。此举的直接后果即导致孙科和林逸民意欲辞去“首建会”委员的职务，此事后来虽经“首建会”慰留而未实现，但孙科与蒋介石此前稍见缓和的关系亦由此重新陷入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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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蒋介石决定将“中央政治区”设于明故宫的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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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中央政府行政区域决定在明故宫所有全城路线应即划定公布》（1930年1月18日发），第17页，《中央政治区域及划定路线》，台湾“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号0511.20/505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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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央政治区设计方案的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