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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在国民政府明定中央政治区地点设在明故宫后，“首建会”按《首都建设委员会办事规程》第4条规定，在会内设置“工程建设组”与“经济建设组”两组。其中“工程建设组”专责划分首都市区、规划交通水利港埠各图案及其它一切大规模工程的设计事项；“经济建设组”负责首都市内的土地整理、工商农林之发展及一切合作事业等事项。据此“首建会”在“工程建设组”成立后不久，即饬令其制定中央政治区范围及规划的详细规划，并决定于4月15日暨“工程建设组”成立后的第一次全体大会上公开征集中央政治区的设计详图。而在此次大会上官方共收到两个设计方案，分别来自“工程建设组”委员孙科和“首建会”聘任的德国顾问舒巴德。(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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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科提交的设计中，孙氏指出明故宫地形中部平坦，东南北三部略高，并且中山路横贯明故宫将其分割为南北两块。故从地形上说，中央政治区大体有三个不同地点可供选择：一为跨越中山路两边之地，二为中山路以北之地，三为中山路以南之地。而三者中又以中山路以南的位置最佳。理由是：中央政治区不宜跨越中山路两边而设，因为中山路为首都最重要的干路由此可直达“总理陵园”、汤山等名胜景点，其后又与京杭、京沪公路相接，车辆来往频繁、嚣浊喧闹，明显不利于日常办公。且该路宽度40米，远较其他宽阔，此后必然交通拥挤，而来往经过车辆又势必会造成交通不便、影响公务。加之中央政治区跨越中山路而设的话，又会使整个政治区被中山路截为两段。是故第一种方案首先可以排除。而中央政治区建在中山路以北，当时在地区已经建筑完成的军官学校、兵营医院、励志社等规模宏伟的建筑物所剩余地有限，尽管目前在这里建筑大楼土地够用，但如果考虑到未来政务发展也必然有所不敷，且此地距《首都计划》规划的火车总站——后宰门十分接近，故而中山路北也不适合做中央政治区。因此中央政治区建筑在中山路南是最合适的。理由是，中山路南并不存在重要建筑物且面积开阔可以满足未来政务发展的需要，其四界可东至城垣，西至秦淮河，南至城垣，北至中山路，总共面积约5000余亩，比先前拟定的紫金山南麓修筑中央政治区的面积还大350余亩。同时此地中心地区距离车站925米，与美国国会距车站750米即可免除车辆往来噪音之苦的情况相较，这里更加肃静、可免于车辆噪音的喧扰。另外鉴于明故宫旧址多集中在中山路北的情况，在中山路南建筑中央政治区还可增进社会对党国革新精神的理解。(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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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政治区内关于各党政机关的具体布置方面，孙科为避免中山路喧嚷及保存明故宫内东长安门及五龙桥等古迹，建议把靠近中山路南的地区开辟为政治区最北端的绿化公园，其范围东至东长安门，西至西长安门，北至中山路，南至五龙桥。党国各机关部分则主要建筑在公园以南，并以明故宫地区北至后宰门南至光华门纵贯其中的道路为整个中央政治区的中轴线，将其拓宽为一条250米的林荫大道。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正好居于该中轴线上。其中中央党部在国民政府之北，距中山路200米，距规划的后宰门火车总站925米；国民政府距中央党部600米，距光华门950米。而在整个中轴线上亦仅有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两个重要部门，目的是为“藉以保持此两主要机关尊严之气象及其远瞩之风景。”(83)至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等党部机关及国民政府下属的各委员会则设于党部两旁，再往南是国民政府各部，五院环绕国民政府峙立。从布局上说，孙科计划将中央政治区内各机关的位置设计为方形，如此设计的好处主要有两个：一是可以便于分配各单位面积，另外也可从视觉上营造出一种整体的效果。(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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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孙科提交的明故宫“中央政治区”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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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为函送中央政治区图案希将对于此项图案意见函复附图》（1930年10月2日），第87页，《公有房地产管理案—划归政治区建筑》，台湾“国史馆”藏交通部档案，档号0451/8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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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孙科的设计，德国顾问舒巴德的方案十分简单，并没有对中央政治区详细规划。而至于如此草率处理的原因，舒巴德解释称，方案只是一个建设的原则，“本图所示重在道路之布置、房屋之排列”，至于各建筑物之高低、形式以及内部之结构则俟实施时详细计划。(85)不过，舒氏亦并非毫无准备。为了与其他城市相区别，舒巴德主张中央政治区的道路设计应采用曲线，并使之自成系统，不过所有区内干路设计要与区外干路系统衔接。关于政治区内的房屋布置，考虑到中央政治区里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五院下属各部会及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等各单位行政等级上的差异，舒巴德指出各机关的占地面积应有所区别。其中，中央党部最大，位于整个设计图案的正北，国民政府面积居次席，位于正中，五院则依性质不同环峙国府四周，四周余地可作为各机关未来扩充之用或为政府公务员的住宅区。此外，舒巴德还出于“可资观感并陪衬风景”的目的，提出要保护东西长安门、午朝门及内外五龙桥，并在政治区里建设广场、道路和种植花木，以达到置身公园且屋宇巍峨森严的效果。(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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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舒巴德提交的明故宫“中央政治区”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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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为函送中央政治区图案希将对于此项图案意见函复附图》（1930年10月2日），第90页，《公有房地产管理案—划归政治区建筑》，台湾“国史馆”藏交通部档案，档号0451/8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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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和舒巴德二人提交设计方案后，“首建会”经审查讨论，最后决定采用舒巴德的设计原则，并将“中央政治区”最后的详细规划交给“工程建设组”负责，为此还制定了五条原则以示规范：（一）保留一切古迹；（二）政治区四周筑40米宽道路，俾与中山路相称；（三）主要道路务求平直以臻于伟大庄严为主旨；（四）区内各段落面积占40亩；（五）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不宜距离太远。(87)但整个过程中有一个细节不能不让人感到困惑，即对为何舍孙科设计而采纳舒巴德建筑方案，“首建会”并未给予适当理由而是保持沉默，在其致国民政府报告整个过程的公文中亦只字未提。且更为蹊跷的是，在该公文中“首建会”非但不认为孙科所设计的方案有任何重大瑕疵，反倒对其在中山路以南布置的设计大加称赞，认为“既可足用，后无碍军校、励志社、中央医院、火车总站等之建筑物，且免跨越中山路南北两部，较上述各种弊害最称妥善。”(88)而对自己所采纳之舒巴德方案，却公开批评“舒巴德顾问所拟中央政治区域布置缺点颇多。”(89)，甚至还具体指出其八处缺陷(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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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孙科方案被否决而选择缺点颇多的舒巴德方案呢？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三：首先，“中央政治区”在一些党国要人看来，其背后的寓意，往往并不仅关乎中央政府办公场所的所在，也是一个用来唤醒社会历史记忆，达到强化社会认同、加强权力和整合社会的工具。故从这个角度看，一旦将“中央政治区”置于紫金山南麓暨中山陵脚下，势必有助于抬高孙中山长子孙科在国民党内的政治地位，由此对此时掌握政权之蒋介石构成威胁。故出于强化自己统治正当性、抗拒别人挑战的考虑，蒋介石控制下的“首建会”自然不会允许将“中央政治区”建筑在紫金山南麓，此其一。其二，孙科此前曾主导《首都计划》的制定，而与其一同争夺首都城市规制权并被孙科领导的“国都处”击败的是“建设首都委员会”，“建设首都委员会”正是此后“首都建设委员会”的前身。同时，“首建会”的实际负责人也正是与孙科政治关系颇为不睦的蒋介石。故也不难排除“首建会”对孙科进行“秋后算账”，否定其设计的可能。反观舒巴德氏，则恰好为蒋介石所担任主席之“首建会”聘任的设计顾问。故由此来看，孙科与舒巴德二人与“首建会”关系的远近亲疏已立判高下，而这对二人设计方案的最终取舍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三，孙科规划的“中央政治区”位于中山路南，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布置在明故宫旧址外，也明显违背蒋介石此前“中央政治区在明故宫”的训令。因此基于上述原因，孙科的设计虽最为妥善，但最终还是难逃被“首建会”彻底否定。至于“首建会”在公文中之所以对孙科和舒巴德的设计方案给出与选择结果完全不同评价的原因，乃是由于孙科当时正担任负责具体规划中央政治区规划详图的“工程建筑组”的主任委员，故在呈国民政府的公文中对自己的方案大加褒奖，而对竞争对手舒巴德的规划图案横加指责。在此过程中，孙科显然有意藉公文而直接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表达不满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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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中央政治区的最终方案，1930年10月“工程建设组”向国民政府递交了由其自主规划的中央政治区设计图。1935年初国民政府转饬南京市政府参议会委员张剑鸣及其他相关专家在此基础上略事修改，即定名为《中央政治区各机关建筑地盘分配图》，并于同年6月29日作为中央政治区的最终规划方案予以正式对外公布(91)。其主要设计思路是采用中国古代政权机关南立而治权机关北置的安排，而之所以要采用这种设计，官方给出的解释是，该设计符合古代一直沿袭的文东武西的传统思想。(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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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规划中，《中央政治区各机关建筑地盘分配图》主要是以原明故宫宫城之中轴线为主，将整个中央政治区由北至南分为三部分，三者间均以40米宽的大道为界限。其中，第一部分为最北端的“中央党部区”，其党部大楼在中山路（即今中山东路）以北面南而立，是该区域的核心建筑，分列其两旁的是中央党部在未来为兴建文化机构及其他公用设施所预留的土地，而该区域的最西边是已建筑完成的励志社和中央医院，最东边是以后实施宪政后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第二部分即官方规划的“国民政府区”，国民政府在这里居中而立，西北面的司法院、东北面的考试院、西南面的立法院和东南面的监察院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如众星拱月般环绕国民政府而建。同时，与中轴线一起标志国民政府中心位置的还有一条宽90米的横向大道。在此横向大道的东西两个方向又各划出6个地段，按“文东武西”的次序，东北面从右往左依次为经济委员会和铨叙部，东南面依次为建设委员会、主计处、审计部；西北面则从左往右依次为军事委员会、司法行政部，西南面亦照同样次序为训练总监部、军事参议院、参谋本部。而第三部分之“行政院区”，行政院大楼亦位于该区中央，四周亦采用分地段的方式，分布其下属部会。而各单位所占土地面积之大小则以其所掌握的权力和重要性为据。其中军政部和财政部的面积最大，内政、外交、交通、铁道四部次之。此外在该规划图中，政府还为未来国民政府的扩大预留了土地，其位置位于国民政府之东西两侧，并计划在附近选若干风景优美的地方作为以后各国使馆场所的地点。同时官方还出于形塑中央政治区肃清庄严氛围的考虑，官方计划在中央政治区的四周设计若干花园作为点缀。(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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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明故宫“中央政治区”最终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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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经修正通过中央政治区各机关建筑地盘分配图各节》（1935年6月6日），第92页，《中央政治区域及划定路线》，台湾“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号0511.20/505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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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中央政治区”的选址及其设计方案就这样确定了下来。但由此产生的结果，不仅推翻了原先《首都计划》所规划的一个最主要的内容，还引发了若干令党国高层所始料不及的严重后果。其一，自1930年1月明故宫被国民政府明定为“中央政治区”后，一直至1935年，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政府既不准市民自由买卖或建筑，又不对其予以征收，导致该地区市民既不能自由使用土地，又不能得到卖出土地的地价，经济损失极大，市民怨言颇多，只得求助政府救济，而市府在不堪重负之余，只能促请中央国库拨款，由此加重国民政府经济负担(94)。其二，从设计初衷而言，“中央政治区”的设计目的是为“宏远之谋”、“树百年永久计”，实际效果却得不偿失。1933年南京市政府因市内住房不敷之故，向行政院提出了一项在7320亩的中央行政区内，划出三分之一即2500亩为立法院、监察院住宅区的方案。同年9月行政院第122次会议议决通过，后经国民党中政会第372次会议批准，转饬国民政府备案施行(95)。加之此前规划方案中设计的占地1507亩的建筑道路、1600亩的公园，实际用于建筑面积仅1883亩。(96)如果再扣除其中所含的各公共建筑（如图书馆、博物院、美术馆、消防设施）和各纪念建筑的占地面积，实际则真正能用到国民政府行政办公的用地寥寥无几，国民大会堂仅100亩，国民政府下辖五院20余部也不过900亩(97)。反观用于政府公务员住房建设的土地则有2500亩地，修筑道路用地有1507亩，公园也有1600亩。故由此观之，“中央政治区”的实用价值由此大打折扣。第三，“中央政治区”地点的变更也不可避免影响到“中央政治区”的详细设计、明故宫的商业区规划、火车客运总站设计及相关道路系统和其他基础设施计划的重新布局。这些都必须经过大幅修改才能施行，但国民政府却一直未能议决，即便是已经明确完成规划的中央政治区建设也始终停留在图纸阶段未能付诸实施，直至1935年才渐有眉目，但此时距抗战爆发、南京陷于敌手已不过二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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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中国古代都城空间形制的变化，参见杨宽著：《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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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引自（美）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modernity and nation in the Chinese city”，p4. Joseph w. Esherick：“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1900-1950”，University of Hawail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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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史记》列传第61《儒林》，见杜经国：《二十五史·史记·汉书·后汉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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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市政演讲录》，《南京特别市政公报》第13期，192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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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五四纪念告南京市民》，《南京市周刊》第1期，1927年5月8日，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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