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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市府总纪念周中报告》，《南京特别市市政公报》第10期，1928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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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都市的革命与进化》，《南京特别市市政公报》第13期，1928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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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首都计划》序言，“国都建设技术专员办事处”编：《首都计划》，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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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88辑，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1984年，第286—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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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首都建设委员会秘书处编：《首都建设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大会特刊》，南京：首都建设委员会秘书处1930年，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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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首都建设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大会上午开幕》，《中央日报》，1930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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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首都建设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大会上午开幕》，《中央日报》，1930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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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刘纪文：《首都建设与南京市政》，国民政府首都建设委员会秘书处：《首都建设》第1期，南京：国民政府首都建设委员会秘书处1929年，第1页；洪兰友：《建设首都之经费问题》，见国民政府首都建设委员会秘书处编：《首都建设》第1期，南京：国民政府首都建设委员会秘书处1929年，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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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吕彦直：《规划首都都市区图案大纲草案》，见国民政府首都建设委员会秘书处编：《首都建设》第1期，南京：国民政府首都建设委员会秘书处1929年，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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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转引自（美）易劳逸著，陈谦平等译：《流产的革命》，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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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孙科：《〈首都计划〉序》，“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编：《首都计划》，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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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929年4月南京市长刘纪文正式提出将南京市名由“南京特别市”改为“首都市政府”。其理由是：“1．以中华民国首都之定义，自应以首都市命名；2．南京一名乃始于明成祖迁都北平后，‘南京’二字已成过去名词，且南者必对北而言，如已没有北京的称谓，则‘南京’二字已根本不能适用。而首都卫戍司令部、建设委员会也均以首都命名，故顾名思义，本市应以首都命名；3．按照中国的历史传统，自古以来首都的名称自然与普通郡县不同，或曰京兆，或曰京师，以示隆重，若正名为首都市则足以使中外周知，本市为全国政治中心，非上海等地方所能比拟。”为了彰显国民政府对南京市的高度重视，大力推动南京市的发展，该提议迅速在行政院第二十次会议上得到通过，并提前得到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核准。《南京市长刘纪文建议改南京特别市为首都市政府》（1929年4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2，案卷号1100，微缩胶片16J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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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南京是否宜于大规模的工商业》，南京市政府秘书处：《首都市政公报》第77期，1931年2月15日。《南京市级行政人员被控》（1928年7月—1948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1，案卷号936，微缩胶片16J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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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为什么要在南京建筑工商业区》，南京市政府秘书处：《首都市政公报》第77期，1931年2月15日。《南京市级行政人员被控》（1928年7月—1948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1，案卷号936，微缩胶片16J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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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原文为“我们相信南京，不但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并且为全国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有国家最大的银行，有全国最高军事指挥机关，有全国最高学府，一切人才物力都是全国的首脑，都是全国的心脏，所以各位做南京主人翁，为爱护乡土，为爱护国家，大家都要努力接受训练，共同建设新南京，使它成为东方最伟大的都市。”马超俊：《首都社会军训二周年及壮丁妇女少年训练开学毕业典礼训词大纲》（1937年5月2日），见《南京市政府纪念成立十周年会议市长训词》（1937年7月—8月），南京市政府档案藏：全宗号1001，目录号1，案卷号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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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马超俊：《十年来之南京》，南京：南京市政府秘书处1937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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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南京市政府经费》（1927年8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1，案卷号617，微缩胶片16J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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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首都的规模问题》（1928年8月27日），见虞清楠：《市政论集》，南京：京华书局1931年，第7页。即便是在整个十年期间军事倥偬、军需浩繁的情况下，国民党人仍认为建设一个繁荣的首都可以起“影响人心”、“巩固邦交”和“有裨益于国家前进”的作用。参见《请速建筑首都行政区域》（1930年8月22日），第15页，《中央政治区域及划定路线》，台湾“国史馆”国民政府档案，0511.20/505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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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国民政府在《特别市暂行条例》、《市组织法》中规定，南京市的行政议决权限包括：市财政、市公共安全、市土地分配使用及取缔、市河道及船政管理、市公产管理及处分、市内公私建筑、市户口调查、市工商管理改良取缔、市教育及公益事业、市医院卫生等方面。与之相矛盾的是，国民政府又声称，市政府对于上述权力的运用亦不得与中央法令相抵触。并常常以“所办之事惠及全国”、“必须整齐划一、全国一致”、“需要大量人力、财力或高度技术、特殊人才等”为由，频频干涉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特别市组织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卷第1编，“政治（1）”，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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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造成艺术化的新南京》，见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南京特别市市政公报》第13期，1928年4月15日，封底。所谓“农村化”意即“田园化”。何民魂认为，“最近各国都市主张田园化运动。所谓田园化就是都市要农村化。因向来以工商业为生命，现代大城市居民的生活往往过于反自然，过于不健全，所以主张都市田园化于城市设施时，注意供给清新自然之环境。此不但东方学者有此主张，即欧美学者亦力倡其说。”所谓“艺术化”指“东方艺术化”，也就是“民族化”的意思。何氏提出，“南京市的建设，不要单是欧化，而把东方原有的艺术失掉。因为东方文化历史悠久，不必模仿人家。”“不要按照巴黎或伦敦资产阶级化的都会式样，依样仿造。”而“科学化”是指应吸取欧美国家都市规划建设方面的先进经验，考量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需求。如工业的发展导致城市分区的显化；汽车时代的到来对道路提出的新要求等。参见何民魂：《第六次总理纪念周之报告》，转引自苏则民：《南京城市规划史稿》，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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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苏则民：《南京城市规划史稿》，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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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苏则民：《南京城市规划史稿》，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282—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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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刘纪文成为南京第一任市长，很大程度上与他和蒋介石私交有关。刘纪文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负责总务和财务管理。孙科第一次出任广州市长时，刘氏曾任市政府审计处长和大元帅府审计局局长。1923年赴英国伦敦经济大学及剑桥大学研究欧战后状况，后又被广东政府派为欧美市政考察专员，专事赴欧美各国首都及重要城镇实地考察，对市政制度和市政管理颇有心得。1926年回国后历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农工厅长。北伐后刘纪文出任蒋介石总司令部的军需处长及总司令部经理委员会主席、审计处处长、经理处处长，在此期间刘蒋二人私交甚笃。南京定都后，刘纪文遂被任命为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南京市长，同时兼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据说当时对刘纪文市长一职的任命，曾一度由于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的反对而几乎流产，蒋介石表示力挺坚持，而后又经与刘、胡二人均有密切关系的古应芬从中协调，刘纪文才得以顺利过关。而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后，刘纪文很快又辞职追随蒋介石同行赴日，由此可见二人关系之密切。1928年1月蒋介石复任革命军总司令，刘纪文亦随之执掌全军财务。1928年6月27日，蒋介石向国民政府力荐刘纪文复任南京市长，称赞其“精明干练，学有专长，任事积极，不辞劳怨，以之仍充原职必获事半功倍，且复驾轻就熟，更能措置裕如”。后经蒋努力，国民政府转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通过。同年7月14日，刘纪文遂取代何民魂复任南京市长，并从1929年起连任四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30年4月刘纪文离任市长后，蒋介石亦斡旋财政部，安排其出任国民政府财政收入重要支柱的江海关监督。一直至1931年初刘纪文参加“西南会议”二人间的亲密关系才终告破裂。关于刘纪文生平，参见刘绍唐：《民国人物小传》，台北《传记文学》第43卷第5期，1983年，第136—137页；童轩荪：《刘纪文的生平及其它》，台北《传记文学》第34卷6期，1979年，第6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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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南京特别市政府秘书处编：《首都市政公报》第62期，南京特别市政府秘书处1931年6月30日，“报告”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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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首都建设委员会成立及分区规划与结束》（1929年6月—1933年9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2，案卷号1128，微缩胶片16J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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