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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扼杀了他对于单位自建房、集资建房的幻想。有能力自建房、集资建房的单位，手里必定有土地，或者换得到土地。什么样的单位有这种能力？权力部门或垄断企业。恐怕轮1000次也轮不到你我所在的单位。莫非你想回到30年前国家统建、统分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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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为什么不能多建、大建保障房？2010年全国建设580万套保障房的任务，这已是空前的规模、超常的速度了。但我严重怀疑，2011年以后，保障房政策难以为继。因为许多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又遇到楼市调控，土地收入剧减，他们就更没多大积极性了，除非把保障房上升到政治高度——事后表明，我低估了政府大建保障房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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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年轻人说：据我所知，你虽然买不起商品房，但也没有经济适用房的购买资格，同时，也不属于廉租房的保障范围。假如你想享受到政府提供的保障住房，唯一的可能是，看能否申请到公共租赁住房。据说，重庆的公租房已向非常住人口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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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又问：如果我连公租房也轮不上，就只能租市场价的房子，而房租最近涨得太厉害了，一间房子涨了几百元。——这位年轻人没有想到，随后房租一直在涨，一间房子上涨了近千元甚至10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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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既买不起商品房，又没有购买经济适用房、租住廉租房的资格，公租房也轮不上，但是又不想离开北京，那么，剩下的就只有顶住这种可怕的压力，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收入。这么说，是不是很没有同情心？年轻人摇摇头，失望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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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抱歉，我非常理解80后这批年轻人，尤其是收入偏低的年轻人，几近绝望的心态和生活窘境，可我是如此无力。与30年前相比，我们的物质技术是有了巨大进步，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忍受几乎超过我们极限的压力。有人想选择回到物质匮乏但人人表面上平等的过去，但对不起，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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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能说出的励志语是：依靠自己，相信政府，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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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蚁族”二字让我黯然神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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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上面提到的那个年轻人一样，无房的80后们，只能以市场价租房住，而且，大部分是合租。大规模的公租房建设只是从2010年才开始（详见第五章），即使是重庆，要住上公租房，也得排队轮候一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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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位中学老师的孩子，两年前大学毕业，好不容易在北京找了份工作。在同辈人看来，起薪似乎还可以，超过3000元。但是，她只能跟别人合租——4个女孩住一间，仍是上下铺。她从大学的宿舍里出来，工作了还是住集体宿舍。老师过来探望，看了孩子这种居住状况，心里颇不是滋味。如果回老家县城可以过得很舒适，但没办法，孩子非要来北京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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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龄朋友也许会说，4人一间，可以了，我们是6个人一间；或者是一群人住一大间地下室，阴暗、潮湿，早晨排队洗脸上厕所；或者租住城中村农民违章搭建的简陋平房，因为不会生炉子，冬天冻得瑟瑟发抖，甚至发生煤气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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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蚁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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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才知道，居然出过好几本关于“蚁族”的书，据说同名电视剧也播过了。我不认为“蚁族”的定义“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是准确的，同等状况的农民工和城市低收入群体，也应是宽泛的“蚁族”概念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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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我所在报社的记者，分四个小组去调查了重庆棚户区、上海棚户区、北京唐家岭和北京廉租房小区住户的居住情况。调查的重庆棚户区是工矿家属居住区，由于煤矿已无煤可挖，或者是工厂已破产、关闭或重组，原来的工人及其家属又缺乏更好的工作技能，其生活和居住水平你可以想象。无法想象的，请自行搜索相关报道。2010年9月媒体报道，郑州市64岁的退休矿工陈新年，用4年时间在棚户区地下6米深处给妻女挖地下居室，即是这个群体活生生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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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棚户区，多已让位于外来的打工者居住，包括卖菜的、送奶送报工、餐厅服务员等。你或许曾经路过同类地方，不仅居住条件差，卫生、环境也很差。不过，有少数坚守在危旧房里的本地居民，则是等待拆迁以寻求巨额补偿，他们居住于“蚁族区”却非“蚁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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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唐家岭的情况已被广泛报道。2010年两会后，北京启动包括海淀区唐家岭村、丰台区夏家胡同村等50个卫生环境脏乱、社会治安秩序较乱的市级挂账整治督办重点村改造工程，要求限期完成整治。唐家岭等5个村将申请建设1万多套租赁房，但这并不属于保障房范畴的公租房，而是集体土地上建设的租赁房，实行市场调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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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外来农民工和部分棚户区内的城市低收入者也备受社会关注，但从舆论的焦点指向来看，“蚁族”的语义学内涵，似乎更多是指大学毕业后没工作或收入很低的合租群体。譬如，唐家岭拆迁，被报道最多的是刚工作的大学生。他们多是8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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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80后？难道70后无房的合租者就不是“蚁族”？非也。不少70后，甚至60后也是租地下室过来的，可能还有些至今仍跟人合租。但人们更愿意同情80后。也许因为后者更年轻、收入相对更低。80后的大学生“蚁族”，就是更受人关注和同情，这是舆论定势，探讨其中的社会心理不是我设定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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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地产商跟我说，如果不是亲眼看过这些大学毕业生合租住房的样子，他很难想象，在21世纪前10年都快过去的北京，大学生能忍受这样的居住环境。他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改善公司员工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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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部分“蚁族”来说，即使是合租，也逐渐变得困难起来。2010年4月以后，市场上房租突然大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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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1世纪不动产提供的数据，此轮楼市调控以后4～7月，北京市的租赁月均签约量达到1.99万套，同比上升32.3％。8月、9月、10月仍继续增长。租赁量上升的背后，是租金的持续上涨。从抽样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北京房租平均上涨超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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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机构认为，一般来说，从9月下旬开始，北京租赁市场将进入淡季，预计租金水平会在10月开始回落。由于此前庞大的租赁量过度消耗了租赁房源，使得目前许多区域的租赁房源依旧不足，这使得租金回落的速度很慢。预计全年平均涨幅仍将超过15％，部分学区房涨幅则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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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客们可能并不同意这样的涨幅，就像大多数时候人们不认可官方统计数据公布的房价涨幅一样。一位租住北京朝阳门外老旧楼房的朋友告诉我，那里一居室的房租已经从3月的2000元涨到9月的2800元，半年涨幅达40％，合租其中一小间是1350元。抽样统计与现实中的个体感受，总是存在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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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房租上涨已是2010年4月以来全国城市的普遍现象。房租大幅上涨的原因，众说纷纭，最迎合舆论心理却最荒谬的，是说中介机构操纵推动了房租上涨。事实上，北京业务量最大的中介机构，所占市场份额也不过10％，它无论如何是没有能力操纵租赁市场的。中介机构联手更是无从谈起。在我看来，2010年房租大涨的主要原因是：调控后大量购房需求转购为租，租赁需求大增；可租赁房源减少；业主的收益预期因房价上涨受阻，物价上涨加快，而转嫁于租金；租售比长期畸形，市场自行“恶补”。遗憾的是，2011年1～5月，京沪深房租涨幅再次超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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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族”是房租上涨的主要受害者。房租上涨，“蚁族”们并不具备讨价还价的对等条件。有时，公务员私下出租的房子，会比市场价略低，但要求年付或至少半年付的较多。有时，租客对房子的爱护和整洁程度及交友等情况，会成为影响租金的浮动系数，但更多时候只能仰赖房东的同情和慈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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