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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所讲的货币超发成因，至少有两点与房地产和房价直接相关。有意思的是，货币超发或者说货币泛滥与这两者是互相推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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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超发的货币很大一部分流入了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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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追溯过去30年，在所谓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中，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正因为投资占比过大，“十二五”规划在提出经济战略转型时，有意淡化了投资的功能，而将消费置于最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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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章我们已经证明，过去10年，房地产投资在整个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国家发改委投资所房地产研究中心副主任刘琳在其研究文章中曾披露，1997～2006年10年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均增长22.38％，远高于同期GDP年均11.19％的增幅，也超过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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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全年GDP为89404亿元，比上年增长8.0％，而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4902亿元，增长19.5％；2009年，全年GDP340507亿元，比上年增长9.1％，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36232亿元，比上年增长16.1％。10年间，GDP增长了2.75倍，而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了6.39倍。房地产投资对拉动GDP增长的贡献已被长期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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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第一节我们也已论证，房地产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是银行信贷。城市化、土地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都与房地产密切相关，至少近10年来，与房地产有关的投资产生了持续不断的、庞大的信贷需求。这些需求必然会转化为对货币供应的需求。也就是说，房地产投资是推动货币超发的一支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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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认为，以房地产为主的资产价格大幅上涨，也对货币供应提出了巨大需求。据称，2010年底国内城乡居民住宅的总市值已经超过90万亿元，比10年前增长了5倍。这些住宅的价格每次上涨，都会推动货币相应地膨胀一次。房地产是价值最高的商品，也是资金吸纳量最大的商品，随着房价持续上涨，它所凝聚的货币就会更为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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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资产价格与货币供应的关系，李迅雷只说出了硬币的一面，而硬币的另一面，在我看来，甚至是更重要的方面，那就是，超发的货币是推动房价上涨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也是2006年以来房价加速上涨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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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找理论依据，那就是米尔顿·弗里德曼（Friedman）在《自由选择》一书里说的，“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由于货币供给量的快速增加而引起的”。但这句话恰恰会引发我们的疑问，既然货币超发长达10年、20年，甚至像钟伟教授所说是持续30年的极速货币化。那么，过去10年，至少是后5年，中国应该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是，我国为什么一直总体表现为高增长、低通胀？难道弗里德曼的定理在中国失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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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原理看来无法对每个经济现象给出解释。譬如2008年欧美主要国家大规模救市之后，向市场注入了大量货币，但经济未恢复增长，就业率仍居高不下甚至屡创新高，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通胀率也维持在很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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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伟教授说，这是近几十年来经济学家们遇到的又一个奇怪现象。而早在1993年，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就将“高财政赤字和高货币供给量的同时保持价格稳定的现象”称为“中国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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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实总有其神奇之处。你当然知道，20年来那些超发的货币并没有消失。它们去哪里了？从总体上看，没有进入日常消费领域，去拉升大米、食用油、猪肉的上涨。超发的货币有三个重要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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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资金潜伏或者说趴在低效的银行系统。中国的投资能长期保持高速增长，与善良的中国人民以廉价到无偿的成本将货币资金供应给中国政府和各产业有很大关系。中国人民经久不衰的高储蓄率，既间接鼓励和支持了彼岸的美国人民的消费，也直接为中国超发的货币提供了蓄水池。但令人悲哀的是，近几年，居民的储蓄率正在被更高的政府和企业储蓄率所超越——他们比居民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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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部分资金进了资本市场。近几年来，由于管理层对银行资金的监管日趋严格，流入股市的资金流量已相当有限，但曾几何时，这股资金流相当庞大，需要《人民日报》社论来警告退出。2010年10月各地楼市限购令颁布后，这部分资金量又有所增大。我个人感觉，随着2011年2月中旬大批城市出台楼市限购令，将会有新的一批资金转入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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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大部分资金流进了以房地产为主的资产市场（其他如近年来的黄金市场）。远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房地产市场，对资本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央行增发的货币经由银行信贷等途径，以各种方式涌入房地产市场，为房价上涨准备了充足到几乎是源源不断的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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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发货币被高速增长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吸收，没有扩散到其他消费品市场，这是中国商品房的幸运，也是未及购房者的不幸；这是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幸运，也是低收入者的不幸。超发货币推动中国房价上涨，是对弗里德曼那句名言的最好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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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李迅雷在《货币泛滥之下投资如何跑赢M2》一文中的判断：过去10年最大的赢家是房地产投资者。全国房价10年平均累计涨幅超过500％，一些东部沿海城市的涨幅则更惊人，如上海、深圳、杭州、北京等估计达6～8倍。而随着房价的暴涨，如今有能力买房，尤其买多套房的，都是高收入阶层，房价的上涨更加快速地增加了他们的财富，从而也迅速增大了贫富之间固有的差距。因此，从社会整体财富的分配来看，货币超发及其带来的资产价格膨胀（泡沫），本质上是少数人对多数人财富的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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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悲伤的是，当通胀来临，当我们身处膨胀的资产泡沫之中，“市场上某些群体的收入没有上升，却要为一些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938年说的这句话，对2011年中国众多的工薪阶层仍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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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2010年11月2日在“2010新浪金麒麟论坛”上说，“货币供应超量将导致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形成泡沫，一旦形成的泡沫突然间破裂，会带来一系列家庭、投资者、金融机构、企业等方方面面的资产负债表问题”。因此，宏观经济应该关注甚至控制资产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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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在《自由选择》一书里说，“治理通货膨胀只有一种可行的方法，即放慢货币量增长速度”。这句格言已被各主要经济体的央行接受，管理和防范通货膨胀已是其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但资产价格是否也主要通过货币政策来治理和管理？尤其是，当资产价格出现泡沫时，货币政策是否应着眼于控制甚至刺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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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货币政策若大幅紧缩，房价泡沫就必然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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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2010年10月30日在去威海参加某个论坛的路上，对我们谈起了房地产价格泡沫破灭的典型轨迹。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欧洲国家如瑞典，发展中国家如泰国，房价都经过了10年的长期上涨后，再有3年的加速上涨，随后，泡沫破灭，房地产市场陷入萧条，并将整个经济卷进危机。不过，左小蕾所说的房地产泡沫破灭的“10＋3”曲线，我没有找到准确的实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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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小蕾提出，1998～2008年，中国房价经历了10年的上涨，2009年开始加速上涨。如果任其上涨，那么，2012年房地产市场全面崩溃并非耸人听闻。房价的上涨，如果前10年无法控制，那么后3年加速阶段则必须采取坚决措施予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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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规律，发达国家证明了，发展中国家证明了，欧美国家证明了，亚洲国家证明了，为什么唯独中国可以置身事外？”左小蕾说。她不仅赞成政府严厉调控楼市，而且赞成货币政策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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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20日的加息，已被一批经济学家视为货币政策转向的某种信号。12月10日至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被稳健的货币政策取代。我国的货币政策由反危机状态回归到常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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