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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为企业创造财富外，企业制度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对企业文化的重要影响上。冯仑在《金融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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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制度更多地强调外在监督与控制，是硬性的调节，是企业倡导的“文化底线”，即要求员工必须做到的；而企业文化强调的主要是内在的自律与软性的文化引导，强调的是员工心理上的“认同”和员工由认同而引发的自主意识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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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认为，企业制度与企业文化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对待制度的态度是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企业文化体现着企业制度的文明。健全、规范和完善的企业制度，可以把企业倡导的精神、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体现出来，借助于制度对员工行为的积极引导和有效约束，使员工能够在制度的规范下，自觉地按照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来做事。另一方面，企业要以文化理念为基准，经常性地对制度进行检查，以适应不断变化和提升的企业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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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也指出，建立制度不难，难在坚持执行制度。建立制度其实并不难，就是把大量经常发生的事情用标准化的行为模式进行管理，然后用来训练员工，让他们放弃个人立场，对制度负责。如果是大量发生的、经常的行为，就要把它按照一种取向进行标准化，然后用这个标准化的行为去教化员工，让他们对制度产生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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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任何企业家而言，在实践中建立制度并不是一件难事，而真正的困难在于坚持执行制度，进而使制度强化为制度文明。说白了，就是将制度融入员工的日常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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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交通规则就是一种制度，在马路上开车的司机都应该遵守。但如果必须要依靠警察的监督司机才能按照交通规则行驶，或者没有人监督司机就不按交通规则约束自己，那么，这种交通规则对司机来说就只是一种制度，而并没有形成制度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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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说：“一个制度能否顺利执行，需要以良好的监督机制为依托。万科有一套成熟的审计系统、财务控制系统以及职委会专员等，对制度的执行进行主动监督。更重要的是，在万科的内部网上，员工可以和他直接进行交流，可以直接指出公司的弊端，这种投诉制度是成熟的企业制度文化的一个缩影。我们在企业内部提倡一种自由的沟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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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万科的成功不仅在于它建立了一套完善的、适合自己的企业制度，更重要的是它将这种制度演变成了一种文化，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制度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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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制度文明，不仅要靠长期的宣传教化，还要靠那些依制度生存的每一个个体。这一过程的代价就是，总需要有人牺牲自己的利益。只有当人们在遵守制度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实际利益时，人们才会逐渐认同制度的合法性，从而接受与执行，最后开始捍卫被执行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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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作为制度的建立者，也应该自觉地去遵守制度。他们所起到的榜样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管理者严格遵守制度，那么企业的员工也会慢慢地遵守。相反，如果建立制度的管理者自身凌驾于制度之上，那么员工就会对制度置之不理。所以说，只有管理者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进步，员工们才会跟着进步。正如冯仑所说，用制度崇拜替代领袖崇拜或老板崇拜，也就体现了这个道理。制度、标准等同于管理，有了制度和标准，就会节省企业的成本，企业就会获得更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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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我的风马牛哲学 不赶“马车”，坐“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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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营企业内部同样有一个体制孰优孰劣的问题，竞争的胜败往往不在于行业和项目，归根结底是人才和体制（包括管理方式）的较量……。我们要想有赚不完的钱，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下大力气制造一个会永远不停赚钱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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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企业都会犯同样的错误，它们能够认识到企业制度的重要性，但始终未能采取相应的措施促进企业的发展。但冯仑不同，他深刻认识到企业制度的重要性，并根据万通的实际情况，制订了一系列措施。具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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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在中国，将公司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难度非常大。很多民营企业的创始人会对企业进行个人独裁管理，冯仑形象地把他们称为“一个马车的车夫”。在他们这种管理下，公司制度荡然无存，企业经营隐藏着极大的风险。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冯仑决心要把万通打造成一个“汽车型”企业，而不是“马车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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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马车型”企业，是指只有一个车夫能控制它，企业内部基本上没有制度文化，公司业务之间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有效的运转体系。也就是说，企业的运行不是依靠制度和体系，而是靠一个或者几个人在推动、在协调，离开了那个人就无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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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汽车型”企业恰恰相反。冯仑要把万通做成一个按程序办事，即使董事长和总裁离开了，公司仍能按部就班地有效运转的企业，也就是他所说的“会永远不停赚钱的机器”。这要求企业的内部逐渐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运营系统，而万通也一直在朝着“汽车型”企业这个方向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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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按规程办事，无论谁驾驶汽车都可以正常行驶。万通不能是一个“马车”型企业——离了“车夫”，谁也驾驶不了。所以，我们要做成“汽车”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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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老板要把自己放进制度里。在中国的民营企业中，创始人对公司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没有《公司法》以及企业不规范的时候。领导者可以凭借深层的人格魅力促进企业的发展，可是有些时候，这种个人的力量也会为企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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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曾指出，中国企业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在很多情况下，是“以法制人”，但不制自己。这种现象在企业的初创期中最容易产生，或许是无意识的，他们将自己置于制度之外，以使自己不受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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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个人而言，冯仑并不追求绝对的统治力，他希望自己对万通的影响是阶段性的、制度性的。同时他还希望在有效的时间里，把制度做好，把持续创造财富的机器做好。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知道，创造财富的是制度而不是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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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段的琢磨，我发现一个现象：只有制度可以创造财富，领袖不创造财富。大概在2004年国庆前后，我和王石还有远大的张总（张跃，远大空调董事长）一起到朝鲜待了一周，回来后，我在北京待了一周，随后又去纽约待了一周。这三周让我看到，制度与制度的差距在200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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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走在了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上，但这一过程却是相当曲折的，大概耗费了70年的时间。70年之后，中国努力积累财富，但如果她能够在20世纪20年代民族资本在上海兴起之时就开始做这件事，那么财富积累要比现在好。中国今天所面临的这种窘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长期缺少一个稳定的、能够纠错的理性法律。因此，冯仑认为中国应该建立一个理性、法制、有自我纠错能力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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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清晰的认识，冯仑才认为企业管理者应该将个人对企业的影响放在程序和制度之内，从而避免非规范、非制度的影响造成负面作用。一次，冯仑在接受专访时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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