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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政商关系的对比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目前的政商关系。在美国，政商关系叫做商政关系更合适，因为美国是商人利益集团主导着政府的游戏规则。美国的商人集团通过法律规定，比如说怎么捐款、怎么游说、怎么选举这样的一套游戏规则，来保证商人集团能够影响政府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影响到政府对于商人乃至社会的各个阶层的利益分配。在中国，政商关系名副其实，政在前商在后，是政府主导市场交易和企业的行为方式。政府研究制定一系列政策，然后要求企业按照政策办事。商人是根本无法影响到政策制定的，最多也只是提提意见罢了。造成中国和美国政商关系不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美国的人均GDP是五万美元，中国大陆现在只有三千美元，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此外，中美两国各自的历史背景和基本的财产架构关系不同、政权组织关系等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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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样的一个大背景，冯仑认为，目前大陆还是政权主导，政商关系是政府发球、企业接球。现在进步到的状态就是政权、政府主导企业，规则、潜规则起了更大的作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有企业逐渐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方向转变，民营企业有了很大程度的自主权。即使如此，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社会的进步是逐步的，目前的状态仍然是政权、政府主导企业，只不过主导的方式同过去相比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所以说，政府的作用越来越间接。冯仑在第四届“跨世纪企业领导培训”演讲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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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20年来的根本变化就是计划向市场过渡，随之而来最根本的变化就是资源分配方式的变化：由过去书记、市长、计委分配资源改向由企业家、银行家分配资源；另一方面，相应的变化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由于资源分配不再集中在党委和计委手中，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逐渐由政府直接分配资源和参与经营管理转向完全的服务和间接的指导。在中国，随着经济发达的程度和市场化的程度不同，政府在当地的作用越来越间接，从东南到东北、西北，越往东北、西北，政府管的事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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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政府部门的职能更多地改为政策性的服务和一般的行业指导以及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政府慢慢退出对企业的直接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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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等人在开始创办民营企业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政商之间的关系。当时还没有几个人懂MBA，所以他们到江湖故事中寻找答案，最后得出一条结论：靠山就是火山。所以万通从一开始就说，“我们的爹不行，我们自己要行，我们要给我们的儿子当一个好爹”。从一开始，万通就主张与政府之间建立透明的正态关系，而不是暧昧关系。所有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都将面临很多灰色的东西，万通在这些企业里面是做得最少的，而且是能不做就不做，这使得他们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平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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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我的风马牛哲学 只顾数钱的人最终无钱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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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贵州有一家上市公司，经营得很好，市场份额一度占到全省房地产界的30%。有一个老板对这家公司很有兴趣，想将其收购，于是双方就坐在一起谈价钱。谈好价钱后，那个老板还想再压压价，于是就找了省委书记的妻子和儿媳帮忙，并给了书记的儿媳500万元作为回报。儿媳后来把省委书记请出来吃饭，席间说服省委书记帮忙搞定这件事情。那个老板行贿花了500万元，最后收购时少花了3000万元。此后，这家上市公司在股市上异常活跃，赚了不少钱。后来，这个省委书记的妻子因为受贿被枪毙，然后又追查到他儿媳的身上，结果这件事情彻底暴露了。于是，一家占30％市场份额的好公司，因为贪图便宜而行贿，把公司给毁了，老板也锒铛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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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市场秩序没有建立起来，法制不健全，缺少约束力，企业和政府行为都不规范，政府管理部门无法尽职尽责，专业化水平相对低下，这时动力、信息、资源和人才优势完全掌握在民营经济手中，他们往往通过“搞定”某个或某几个有实权的领导就能轻松地在体制上寻找到缺口，从而获取巨大的资源，取得巨大的利益。即便被揭老底，往往也能够成功逃脱法律的制裁。于是，行贿就大肆地发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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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始终反对企业靠行贿牟取不正当的利益。他说，你在体制外做一个商人，想用钱去协调体制内这么多人际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玩下去一定是得不偿失。他认为不行贿可以让人永远省心。在前面的例子中，假设省委书记没有出事，为了掩盖500万元的事，吃喝、请人，耗费精力暂且不说，没准花得比3000万元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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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做这种交易的时候，不要光看在第一个交易过程，一定要看后续的交易和过程，很可能损失的利益和付出的代价远远超出原来的代价。所以不行贿，不是完全出于道德考虑，而是让你把精力集中在本业和企业业务，扎扎实实做产品和抓管理，这样你就永远省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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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万科公司在全国开发了很多项目，但老总王石却有些“不务正业”，不是在外面爬山，就是搞公益活动，看起来极为潇洒。王石多次公开表示，万科在拿地、办批文的时候，从不搞任何私下交易，这样看起来地价好像有点儿贵，但是他在市场上找回来了，而且他不必费尽心思地去搞定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因此也省下了大量的时间可以让他活得很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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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认为，人的需求是两个层面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前者可以用金钱和物质来满足，后者则不然。人与人的关系也有两种，一种是赤裸裸的物质关系，另一种是尊重和荣誉。既然人有两面性，何不用自己的行为引发他人精神层面的共鸣呢？后来，王石想通了经营企业的底线，就是绝不行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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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之初，深圳主管房地产业的副市长因涉嫌巨额受贿被双规，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多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房地产老板都寝食难安，不是相继落入法网，就是纷纷出国躲避。王石的朋友在香格里拉酒店遇到王石，十分关切地问道：“你怎么还敢在公共场合露面？”这个问题让王石哭笑不得。那位朋友接着说道：“万科是深圳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做了那么多项目，难道没有一单牵扯到巨额受贿案？”王石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心里立即涌起一股自豪之情。王石的自豪就来源于绝不行贿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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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在一次讲话中评价了王石的“不行贿”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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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的生存之道，王石称为“不行贿”和利用国有制造业企业的管理方法建立有效的系统和体制，建立经理人文化，坚持培养经理人团队。这些东西可以看成是守正出奇、阳光经营的价值观的闪光，也可以看成是成熟的专业管理系统和团队因循法制化和市场竞争与政府管理体制的成功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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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应该从长远的角度看问题。冯仑认为行贿是亏本的生意，并多次提到万通坚持不行贿。一家企业如果能坚持不行贿，实际上既节省精力，又增加了赢利，还对公司管理等方面有很大的好处。所以，做生意、拉关系，不要只顾着数钱，只顾数钱的人最终会无钱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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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我的风马牛哲学 不跟政府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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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商关系如此复杂，如何才能处理好呢？在这方面，冯仑和万通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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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通在海南成立之初，很快就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之后凭着对政策、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及时撤出了海南市场，为万通日后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万通就像一个政府政策、经济的研究机构，通过对行业、政策、两岸关系，甚至全球经济形势等信息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找出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并与相关的业务配合起来，使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具有前瞻性。总之，万通能够取得今日的成就，与其对政策的敏感性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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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在接受采访时，回顾了万通二十年的历程，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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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政策的敏感性表现在这十年间，万通的发展基本上是与政策同步的调整，甚至略提前一些。比如，我们从海南比较早地撤出来，就是出于对政策的敏感，较早地把万通的业务结构作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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