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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我的风马牛哲学 只顾数钱的人最终无钱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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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贵州有一家上市公司，经营得很好，市场份额一度占到全省房地产界的30%。有一个老板对这家公司很有兴趣，想将其收购，于是双方就坐在一起谈价钱。谈好价钱后，那个老板还想再压压价，于是就找了省委书记的妻子和儿媳帮忙，并给了书记的儿媳500万元作为回报。儿媳后来把省委书记请出来吃饭，席间说服省委书记帮忙搞定这件事情。那个老板行贿花了500万元，最后收购时少花了3000万元。此后，这家上市公司在股市上异常活跃，赚了不少钱。后来，这个省委书记的妻子因为受贿被枪毙，然后又追查到他儿媳的身上，结果这件事情彻底暴露了。于是，一家占30％市场份额的好公司，因为贪图便宜而行贿，把公司给毁了，老板也锒铛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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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市场秩序没有建立起来，法制不健全，缺少约束力，企业和政府行为都不规范，政府管理部门无法尽职尽责，专业化水平相对低下，这时动力、信息、资源和人才优势完全掌握在民营经济手中，他们往往通过“搞定”某个或某几个有实权的领导就能轻松地在体制上寻找到缺口，从而获取巨大的资源，取得巨大的利益。即便被揭老底，往往也能够成功逃脱法律的制裁。于是，行贿就大肆地发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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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始终反对企业靠行贿牟取不正当的利益。他说，你在体制外做一个商人，想用钱去协调体制内这么多人际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玩下去一定是得不偿失。他认为不行贿可以让人永远省心。在前面的例子中，假设省委书记没有出事，为了掩盖500万元的事，吃喝、请人，耗费精力暂且不说，没准花得比3000万元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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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做这种交易的时候，不要光看在第一个交易过程，一定要看后续的交易和过程，很可能损失的利益和付出的代价远远超出原来的代价。所以不行贿，不是完全出于道德考虑，而是让你把精力集中在本业和企业业务，扎扎实实做产品和抓管理，这样你就永远省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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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万科公司在全国开发了很多项目，但老总王石却有些“不务正业”，不是在外面爬山，就是搞公益活动，看起来极为潇洒。王石多次公开表示，万科在拿地、办批文的时候，从不搞任何私下交易，这样看起来地价好像有点儿贵，但是他在市场上找回来了，而且他不必费尽心思地去搞定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因此也省下了大量的时间可以让他活得很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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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认为，人的需求是两个层面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前者可以用金钱和物质来满足，后者则不然。人与人的关系也有两种，一种是赤裸裸的物质关系，另一种是尊重和荣誉。既然人有两面性，何不用自己的行为引发他人精神层面的共鸣呢？后来，王石想通了经营企业的底线，就是绝不行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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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之初，深圳主管房地产业的副市长因涉嫌巨额受贿被双规，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多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房地产老板都寝食难安，不是相继落入法网，就是纷纷出国躲避。王石的朋友在香格里拉酒店遇到王石，十分关切地问道：“你怎么还敢在公共场合露面？”这个问题让王石哭笑不得。那位朋友接着说道：“万科是深圳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做了那么多项目，难道没有一单牵扯到巨额受贿案？”王石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心里立即涌起一股自豪之情。王石的自豪就来源于绝不行贿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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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在一次讲话中评价了王石的“不行贿”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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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的生存之道，王石称为“不行贿”和利用国有制造业企业的管理方法建立有效的系统和体制，建立经理人文化，坚持培养经理人团队。这些东西可以看成是守正出奇、阳光经营的价值观的闪光，也可以看成是成熟的专业管理系统和团队因循法制化和市场竞争与政府管理体制的成功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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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应该从长远的角度看问题。冯仑认为行贿是亏本的生意，并多次提到万通坚持不行贿。一家企业如果能坚持不行贿，实际上既节省精力，又增加了赢利，还对公司管理等方面有很大的好处。所以，做生意、拉关系，不要只顾着数钱，只顾数钱的人最终会无钱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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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我的风马牛哲学 不跟政府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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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商关系如此复杂，如何才能处理好呢？在这方面，冯仑和万通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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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通在海南成立之初，很快就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之后凭着对政策、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及时撤出了海南市场，为万通日后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万通就像一个政府政策、经济的研究机构，通过对行业、政策、两岸关系，甚至全球经济形势等信息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找出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并与相关的业务配合起来，使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具有前瞻性。总之，万通能够取得今日的成就，与其对政策的敏感性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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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在接受采访时，回顾了万通二十年的历程，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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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政策的敏感性表现在这十年间，万通的发展基本上是与政策同步的调整，甚至略提前一些。比如，我们从海南比较早地撤出来，就是出于对政策的敏感，较早地把万通的业务结构作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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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过程中，万通的很多决定都基于对政策的敏感把握。万通在二十年中，始终关注能够影响企业发展的各种因素。产业政策的变化、宏观经济的变化等都是万通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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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仍处在一个变动的时期。很多企业的失败在于他们对原有的经验过分依赖，丝毫也没有前瞻的能力和调整能力。所以，当环境发生改变时，企业就慢慢衰落了。此外，政策存在着事后博弈现象，这对很多企业来说也是不小的挑战。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当中，只是忙着埋头发展，对政策博弈置之不理，这样不利于各相关当事人掌握自己的预期，会导致企业失去对未来预期的控制，所以老跟在政策后面作调整，调整之后，政策又变了，他们就只能再次调整，这样企业的成本非常大，而且震荡非常多。所以冯仑认为，在市场经济下、在开放经济活动当中，政策制定应逐步走出部门内兜圈子的传统习惯，转化为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制定，博弈应该在前，做到事先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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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在个人电子杂志《风马牛》上发表文章《勿扰，拧着是个过程》，讨论了事后博弈和事先博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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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政策的事后博弈现象。现在制定政策的过程基本是部门制定政策，制定完以后开始实施，政策出台时，博弈才刚开始。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般政府部门出了政策，然后接着有补充规定、有实施细则，这都是事后博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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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采取事先博弈，把一个政策的各利益相关方面找到一起来进行公开博弈、讨论、辩论，然后根据讨论情况由政府来平衡各方面的利益，找到解决的方法，这样一旦政策出台，博弈就结束了，更有利于提高政策的执行效率，提高政策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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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通与其他企业的不同之处就是时刻关注着政策博弈，在注重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锻炼企业应对危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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