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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对政策的敏感性。在万通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这种敏感从来没有消失过。公司创始人直接决定了企业的发展。如果一个企业的领导者身上有很多问题，那么他的企业必然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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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认为民营企业发展中经常遇到的第三个问题，是组织进化能力不足，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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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企业在创业初期主要靠情感和伦理来维系企业规则。要解决组织进化问题，把组织的规则变成商人的规则，将领导权和收益权按实际出资以及其他方面来界定，那必然就会造成组织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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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认为，民营企业组织裂变有两种可能性，高水平的做法是按程序、按法律进行重组；另一种是低水平上的恶斗与裂变，一人带一拨人走，重复以前的故事，过几年又掰一次。这样的低水平循环是造成中国民营企业组织进化始终无法完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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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在创业初期就经历了组织裂变的问题。1993年，万通完成产权改革，万通集团公司正式成立，冯仑担任董事会董事长、法人代表。万通成立常务董事会，常务董事由公司的六个领导人担任，决策时一人一票。公司大事必须经过全体投票决定，每个合伙人都有否决权。然而，这样的董事会不得不面临组织效率低下，以及公司不能随着市场变化而灵活应变等很多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冯仑把目光集中到了土匪的组织结构上。他发现土匪组织长不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始终在低水平上不断重复。每次官军围剿，土匪就分裂，分裂之后又拉出一些人继续干。冯仑认为，这种江湖式的组织形式行不通，于是又向家族式寻求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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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希望集团就是一个家庭企业，创始人是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又名陈育新）、刘永好四兄弟。他们都是大学生，后来纷纷辞去公职，共同创业。他们靠饲养鹌鹑、生产家禽饲料起家，经过十年的发展，希望集团成为全国最大的民营企业。然而，这样一个由亲兄弟经营的民营企业，最终也难逃分家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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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冯仑看来，家族抗分裂的能力比江湖式的组织形式要强一些，但这并不是万通最好的选择。后来，万通有机会了解到商人规则，并找到了合理改造组织、解决分歧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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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认为民营企业经常遇到的第四个问题，是民企资本容易受外国资本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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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营资本由于自身的地位和局限性，所以经常会受到国有资本的挤压，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把外国资本当成了救命稻草，但结果却并不让人满意。对此，冯仑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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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营资本自有资本不足和外部政策环境不安全的条件下，外国资本往往扮演着“天使”与“骑士”的角色……。近几年在海外上市的网络公司和高技术公司（还包括很多传统行业的公司），几乎都是凭借外国风险投资的力量，快速聚集资金和高速成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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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冯仑所说，前几年民营资本几乎每年都得到10亿美元以上的风险投资，尤其是以IT等新技术领域为代表的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在得到外国资本的支持后，实现了飞越式的发展，百度、新浪等大公司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在房地产行业，绿城在迈向资本市场时，得到了摩根大通和STARK INVESTMENT组成的国际财团的援助，募集到了1.5亿美元的资金。可以说，摩根大通帮助绿城完成了“从托儿所到大学”的全过程，使绿城在两三年时间里，由原来为债务负担所困的传统地产公司转变成了市值超过200亿元人民币的成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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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资本借助外国资本发展时，其实很容易在角逐中被对方所掌控。冯仑认为，民营资本在同外国资本的合作与角逐中，会被它们巨大的资本规模和丰富的商业管理经验双面夹击，从而不得不弃守行业领先者的地位，沦为外国资本在中国市场的开拓者。这时，民营资本所能够扮演，也是外国资本最希望它扮演的只有三个角色，那就是代工（外国品牌、产品在中国的加工者）、营销伙伴和品牌延伸。上面提到的绿城，当初通过配售可转换债券和私募股本成功地引进了外国资本，其中，1.3亿美元的可转换债券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另外2000万美元由绿城董事会主席宋卫平出让持有的2%的股权获得。1.3亿美元可转债背后的抵押资产，是绿城51%的股份以及另一家绿城全资子公司51%的股份。总之，外国资本在投资过程中一定是以自身的利益为主。当国内人民币升值或劳动力价格上涨之后，海外订单很快就纷纷撤离中国，转向利润更高的国家。这会给国内企业带来很大的影响，很多民营企业面临着立即减产转行甚至破产的危险，而工人也将会有一大批人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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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在外资包围下进退维谷，已经成为很多民营企业的共识。荣丰集团董事长王征认为，民营企业发展最大的问题就是外国资本的挑战，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在国内市场，民营企业与外资竞争面临的最大的现实问题是资金。如果我们不能找到自己的融资渠道，或者不与这些外资联合发展的话，中国的民营企业就可能被市场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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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资本受外国资本制约的原因，主要是外国资本牢牢把握和控制着产品价值链的上游——品牌、研发和海外市场，民营企业只是外国资本的加工厂，一点儿成长空间都没有。另外，在价值观上，民营资本也处于弱势地位。西方商业文明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已经积累起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和商业伦理，而中国的民营资本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技术层面、管理知识和商业伦理方面都在向西方学习。所以在和外国资本竞争与合作时，中国民企的价值观就会主动倒向对方，特别当国有资本不给空间或者政策环境让他们感觉不到安全的时候，多数人更是以价值认同作为寻求安全庇护的心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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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我的风马牛哲学 突破“十五年之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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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史来看，民营企业一直长不大，活不长，15年成了跨不过的一道坎儿。因此，人们将其戏称为“十五年之痒”。冯仑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观察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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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观察和思考，究竟是哪些东西让民营企业的发展停下来，限制了我们的脚步？换句话说，什么是民营企业的发展极限？怎么打破这个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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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发现，民营企业的增长极限有四个，分别是外部环境的极限、组织的极限、商业模式的极限、企业家的能力与价值观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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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部环境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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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环境首先指一个行业的市场规模与市场结构。当市场高度开放时，交易制度非常灵活；当限制比较少的时候，这个行业就会出现很多创业公司，企业增长极限不会被轻易制约。这就是为什么目前我国的互联网产业在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仍然产生了许多像百度、阿里巴巴这样的大型民营企业的原因。而中国的电影业市场规模较小，有非常大的局限性，所以中国就不会有好莱坞以及像派拉蒙或华纳兄弟这样的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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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政府的管制方式也导致很多企业出现了增长极限。整个体制、制度给企业的增长创造了很多模糊地带，在这种情况之下，企业便无法顺利增长。所以，选择了什么行业，增长极限必然要受到那个行业的市场规模、市场结构和体制环境的制约。况且这类制约和影响比较多，所以寻求突破对民营企业的增长极限就显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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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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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部来看，首先要打破组织的极限，一家公司的生命力与组织的变革、组织的制度安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很多民营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如果不能适时改进组织制度，没有引进新的资本和创造新的、更好的治理结构，没有引进专业团队，这家公司就不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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