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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我的风马牛哲学 理想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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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精彩的开场！我今天聊的话题，叫做“理想丰满”。这件事说起来大家都不太相信，大家都说现实很骨感，理想丰满与我们越来越远。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我们这么多年发展下来，究竟怎么活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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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理想，顺便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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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之前我在谈这件事的时候，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件事情，今天的情况下怎么做一个民营企业。第一，怎么样坚持正确的价值观，追求理想，顺便赚钱，而不是追求金钱，顺便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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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通刚过了19年生日，每年9月13号是一个反省日，我们自从创办这家公司，一到这个日子就要“反省”。每年过生日的时候都比较安静，另外也都不请大家吃饭。从我们1991年创办，1992年开始，有六个创办人。我们六个人定了一个规矩，反省日就是检讨自己。经过一年一年的检讨下来，我们也在看，我们究竟为什么能够活下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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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海南，九二年（1992年）的时候最多18000家公司，我们属于倒数十家以内，大家知道都是空壳、皮包公司。我们一注册就是负资产，因为注册公司的钱都是借的，资产负债表都是零以下。为什么十几年以后，将近二十年，不仅我们发展了，（还）没有死？能活下来不奇怪，活得还非常好，这就奇怪。这就是我们回过头来讲，我们在寻找我们健康基因。人活下来，身体好坏，有三条：第一，遗传基因；第二，外部环境；第三是生活习惯、行为模式。你又吸毒，又喝酒，又打架，又偷摸乱抢，这种行为方式不对，就死了；还有环境里有害气体很多，也会死；再就是遗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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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遗传的是什么东西？我们自己来看，我们自己就发现了，我们就叫“学好”。学习这两件事，学好一件事，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成本很高。如果没有理想，这件事成就不了。成本高在哪儿？比如在海南，当时泡沫破灭以后都面临债务危机，我们那个时候也差了人家很多钱，最多三十多个债权人。这个时候面临问题，有两种方式处理问题：切债，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切还是不切。这件事情想了很久，我跟王石反复讨论，最后我决定不切，该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无事不惹事。男人最重要（是）对自己的勇敢，承认失败是对自己的勇敢，你拿刀砍人是对别人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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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好这件事非常重要，所谓“学好”就是正确的价值观，正确价值观就是对是非的判断。这件事情对三方面有影响：第一，你看未来的方向，一个企业家最重要的是挑战不确定性，怎么在混沌当中看到潜流、激情、趋势、危机、机会。这些东西靠什么东西来看？有理想的是对的，没理想的看到是眼前的钱，有理想的看到钱后面的趋势。有个人打过比喻，当一个人端一盘肉，不同的人看到的不一样，有的人看见的是姑娘的肉，企业家看到的（是）烟。你要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实际上用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别人看不见正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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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公司和坏公司不是万科的房子不漏，而是万科能够帮你更好地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说，坚持一个理想的东西，你会看到趋势，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这是相当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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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说，一个董事长来说，最重要三件事：第一，看别人看不见的；第二，算别人算不清的账；第三，做别人不做的事。明天晚上王石找我开个会，讨论一下作为地产商的责任，怎么样保持房价的稳定和市场的健康发展。这是一个礼拜之前王石给我打电话，现在这个情况讨论一下，正确地响应政府的政策，他就看到了这条。但是，还有一些地产商，还看见怎么样拿地，怎么样搞定政府。王石从来不谈这个事情，他认为要做有责任的企业，怎么样保持稳定和对客户服务。另外一些企业家看到怎么弄地，怎么趁机赚点儿。我们对利润的追逐做一个审视，更多看其他方面的发展。这个东西怎么引导？这是价值观。价值观这件事在创业当中，会引导别人看不见的机会、趋势和风险。所以大家回过头看，每一次万科掐的点很好，因为他看见别人没看见的东西，在钱前面的东西，钱前面的东西就是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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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理想，顺便赚钱；追求赚钱，顺便理想。两种人哪一种人赚钱多？第一种人赚钱多。做好主业，你就能赚到最基本的利润。如果赚到基本的利润扛五年、十年，全社会给你第二笔钱，资产增值。如果五年、七年出事了，第二笔钱弄不到了，比如土地包括其他东西都在增值，这个增值完了以后，第三笔钱再有五年、十年上市。上市是全社会给你发奖金，这是专门发给好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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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就知道，好人的价值观是多少。10%到15%。A股60%取决于宏观经济，30%取决于公司业绩，10%～15%领导人、品牌、价值观。10%～15%不得了，一百亿的市值，十亿跟好人有关。所以，追求理想，顺便赚钱，顺便搭了一个钱，搭了10%～15%，更何况持久不停地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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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赚钱，顺便理想，品牌损失，捞一票就走，领导来了外边检查，对媒体顺便谈谈理想，结果就老出事，一出事老赔钱。离钱近，离事远，离是非更远，最终走得越来越好。这是什么意思？吃软饭，戴绿帽，挣硬钱。如果不坚持这样的价值观，可能是离钱远，离事近，离是非更近，最终出了事了，最终劳而无获。所以我们讲的第一件事情——坚持正确的价值观，让你看到未来的方向，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采取正确的行为，同时多挣到10%～15%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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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情，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和理想，让你算到算不清的账。大家看到这些账每天都在算，我们在座每天都离不开算盘，分成两种，一种算得清，一种算不清的账。这块地五亿、十亿，这是算得清的。问题是算不清的账，这块地怎么算不清，第一是时间，第二和谁在一起，第三这件事做得合不合公众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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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怎么样做别人不做的事。有理想的人首先有毅力。有毅力这件事情，很多人来给我们年轻人做一些鼓励都说毅力，这个事说得挺悬乎，这件事就是死扛。谁能扛得住？宗教信徒特别能扛得住。我去年骑自行车在西藏，路上发现一个中年妇女磕头。你想（得有）多大毅力？心里头毅力来源于她（的）精神追求，所以她不停地磕。我看她非常热，但是她磕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再磕。所谓毅力——扛、熬、顶住。人有坚韧不拔之志，才有坚韧不拔之力。只要你自己心里头充满这样的信念，毅力自然来了，不会觉得辛苦，你会觉得很快乐，我们叫做乐观主义，把丧事当喜事办，每天都会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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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玉柱出来以后，有一天我们出去玩，走到一个地方，我们问他捐了一个庙。他看到半山有一个小寺庙，一个喇嘛给他一个鼓舞。他碰到这个喇嘛，这个喇嘛告诉他一件事，没有什么，每天做一点就可以成功。做什么？半山上有一个窝棚一样的地方，这个喇嘛每天下来捡一块石头再上去，坚持三十多年，心里头有这个庙，就能够建起来。喇嘛心里头有一个庙，每天下来捡一块石头，三十多年搭起一个窝棚一样的庙。实际上我们都一样，只要心里头有这个东西，你的毅力自然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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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理想，这个理想你们每个人可以自定义，不需要我给你们定义。自定义超过金钱的价值观，环保、科技是理想。总之心里面有这个东西，才能看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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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好账，有毅力，玩转政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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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情，处理好政商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企业跟政府的关系，用六个字——离不开，靠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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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问题，我们跟外部的政策环境的关系，法制政策环境问题，企业和外部的法制环境的关系，这叫政商关系。这个东西，只有一件事是遵守。对和不对是次要，遵守不遵守是主要。你不遵守就出状况，而不是每天讨论对不对。这个又复杂又简单。我们面临的问题，每个领导人在决策的时候，会有两个小问题。第一任志强说的，“从了，我们都从了”；第二个就是不从。每个企业认为必须要从，听党的话，按政府要求办。还有一个办法，能投机取巧，就投机取巧，表面上应付。这是一个政商关系第一层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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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意思，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资本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我认为目前来看混合经济是比较可取的一种方法。前两天在东华会上讲了一个故事，关键地方要有自己的人。三个人，三个小伙子去一个人家去求婚：第一个人你为什么求我们闺女？第一个说我有房子，很牛，如何如何……。人家说有房子的人多了，你有房子，还有比你有的。第二个说，你有什么？他说我有车，车如何如何好，不止一辆……。不行，光车说明什么。第三个你有什么？第三个说我什么没有，但是我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在你闺女的肚子里有我的孩子。没办法，只有从了，这就是关键的地方要有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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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民营企业和国营资本的关系，民营跟国有资本要混合，最好在肚子，在关键的地方有自己人，混合经济才能保持在当下社会转型的时候一个相对稳定治理结构。国有资本有约束，无动力，约束导致懒惰和贪污。国有就是懒惰和贪污，为什么？他不懒惰，他没动力，所谓贪污以投比的费用做福利，至于这个结果跟他没关系。民营也有毛病，民营的毛病（是）有动力而无约束，动力表现为贪婪疯狂。国有企业你们知道有七大绳索约束，民营企业除了法律和政策没有其他的约束。所以这两种极端的体制，资本形态都有缺陷，混合以后就能够做到有动力，也有约束。这样的话，保持治理结构的平衡和发展稳定性，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庇护。做了混合经济以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民营资产保值增值，反正混在一起都在肚子里，不可能说只保值他那一块，我这一块不保值，这就得到意识形态的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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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层意思，企业家跟政治家的关系。这个关系的确是非常艺术的关系，但是我们根据历史上来看，我们能看到一点蛛丝马迹。怎么样才能做成功？我经常讲这些故事。1949年之前，最成功（的）政治家与企业家是虞洽卿，虞先生从民国早期跟孙中山事业上有一些瓜葛，进而认识蒋介石。他自己在上海做公司，开始在油漆里面跑堂，后来在荷兰人那里做经理。蒋介石炒股票就住在他们家，后来又带着认识黄先生、杜先生，后来去了黄埔军校，再后来就是北伐。那个时候虞先生成为上海商会会长，在这个时候突然北伐，北伐打到九江以后，蒋介石当时是新三民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上海这些企业界的人民心无稳，阿德叔去见蒋先生，问了两件事。联俄联共辅助工农，工农起来了，我们做买卖的人不是工农。蒋介石说“这事你放心，我们不会真搞”。你说要打倒列强，跟列强作对，我们都是跟洋人做买卖，蒋介石又说了一句话——洋人怎么打得过，阿德叔心里就有底了。“我回去怎么办？”蒋介石说：“告诉黄先生，杜先生，我们不日到上海请他们维护上海治安。”“四·一二”最后结果是什么？黄先生、杜先生等等买单，找了一帮商人给钱，最后在上海重创中共地下室。阿德叔跟政治家的公司就变成生死与共的政治家的关系，整体的政治联盟。这种情况下抗战一直到重庆，包括在公路上的运输都交给阿德叔，抗战大后方承担了运输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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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一个事情说明了一件事情：政治家和企业家的关系，在中国这个土壤上，能够活下来的，像他这样太偶然性。剩下的都是活不好的，比如说荣家。荣家抗战之后实际上被国民政府摧残了很多年，最后荣家被绑票，银行股份被肢解。所以荣家没有政治家、企业家的勾连；所以他们被国民政府批判、抛弃；所以四九年（1949年）荣毅仁回来，回来之后到1956年捐了所有钱，进入上海市政府当副部长……。文革之后，他不算账，本来是给他的钱，他不要，最后成立中信，给了中信，这个钱不少于2000万。正因为有这一劫，改革开放邓小平请荣毅仁出来做东西。有一个很巧的东西，在荣毅仁去世那一天，盖着党旗，正好被福布斯公布为首富。所以荣家是政治家与商人之间的关系，第一代人捐了，第二代得到了庇护，最后发达了。得到的启示不是一对一给钱的关系，而是道义社会发展制度上保持一致，跟政治家，而不是跟政治家做一个行政受贿的。荣毅仁没给邓小平、蒋介石钱，一给钱就会出事。我们可以看到虞先生、荣先生之外等等还有很多，所谓政治家的关系，建立在基本上的道义、制度、根本方向上一致，这样才能赢得绝大多数政治家的支持，而不是把它堕落成为社会行政之间的关系。所谓政商关系处理好了，作为今天的民营企业就能发展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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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企慈善胜于“巴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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