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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企业累积土地财富，不利于地产业竞争，因为资本较少的地产商根本无法争夺面积大、位置佳的地皮，比如像港铁有限公司的地皮。拥有这样的土地，日后回报必定丰厚。地产业本来就是资本密集的游戏，过去数十年，大财团透过囤积土地独占市场，小地产商则渐遭淘汰。此外，由于大财团拥有庞大的农地储备和公用事业／公共服务用途的土地，在修订契约、更改土地用途的制度下，他们享有土地平均成本较低的重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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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土地财富也是影响整体经济竞争环境的一大障碍，因为大财团有能力选择风险相对较低的经济资产。在前面列举的收购个案中，收购目标总是没有风险的垄断企业、拥有专营权或丰富土地储备的企业。而除了收购方外，鲜有其他企业能有财力与其竞争。就是这种绝对的财务优势，令李嘉诚家族可以收购和黄和港灯等资产，带来源源不绝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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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土地财富不断为财团带来更多资产，继而能收购更多它们觊觎的目标。无可匹敌的财富，加上没有任何竞争法规，让这些财团可在有意染指而仍未被垄断的行业中，很容易便能消除竞争。这样的后果便是牺牲了香港的经济效率、自由市场精神和社会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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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楼市高峰期，当政府进行土地拍卖时，拥有庞大土地储备的财团代表只需坐看小地产商热烈竞投，推高地价。在适当的时候，他们会举手一两次，令竞投气氛更加炽热，却并非真的想买地。当拍卖官下槌成交时，大财团的资产净值便会大增数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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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大地产商并不是完全放弃在拍卖会上买地，当土地在面积、景观或位置方面有独特之处时，他们也会积极竞投。例如，新鸿基地产就投下了机场铁路沿线车站的地王。包括九龙站第五、六及七期发展项目，可建楼面面积468万平方呎；同一站的第三期发展项目，住宅楼面面积为107万平方呎；奥运站第三期发展项目，住宅面积为111万平方呎；香港站的国际金融中心（IFC）一、二期（47.5％的股权），商业楼面面积为213万平方呎。以上发展项目，都位于交通方便或景观极佳的黄金地段。垄断了这些黄金地段，几乎可保证未来的收入。中国有句谚语：“有土斯有财”，对大地产商来说尤其如此。事实上，地铁上盖物业九龙站第五、六及七期的地产项目，只有三家公司递交标书，因为以该发展项目的规模，只有个别几家大地产商才有竞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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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目前的情况，少数大地产商主宰了香港的经济命脉，为财团带来巨额财富。这些财富大多源自土地，对大地产商来说，土地犹如在资产狩猎中获得的无坚不摧的武器。财团已收购的缺乏竞争行业资产可积聚现金，时机一到，这些“地主”会再次利用财务优势，吞并更多土地及其他经济资产，这几乎是可预知的结局。只要政府坚持高地价政策、限制土地供应和回避引入竞争法，这些地产巨头便会日益坐大，窒碍整体经济的增长，直至整个城市被压榨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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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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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霸权 [:170405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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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土地用途 地产商自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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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地权益书投标、每年50公顷土地供应限制，以及修订契约以改变土地用途的制度（适用于农地和公用事业或公共服务用途的土地）等土地政策，都有助于财雄势大的地产商累积财富，使他们拥有极大的竞争优势和市场主导地位。前两项政策已不复存在，第三项如今仍是对大地产商极为有利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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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的修订契约补地价评估制度，令拥有农地或公用事业／公共服务用途土地的地产商明显享有土地成本优势，因而可提高毛利率。补地价评估是按更改前后土地价值的差价计算，并视乎地政总署和申请的地产商商议的结果。商议时，各方的土地顾问都会使用有利于自己的数据，最终的金额是仲裁后经双方同意的。如果申请人中途不满意协商的金额，可以停止谈判。此外，何时递交申请，也完全由土地拥有者决定。由于补地价不涉及竞争，所以假设其他条件相同，最后补地价获得的土地总是较拍卖或招标的地价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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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除非拍卖的地皮在面积、地点或景观方面非常独特，否则拥有大量农地及公用事业／公共服务用途土地的大地产商，几乎毋须与其他地产商在土地拍卖或招标中竞争。不论楼市升或跌，他们的平均土地成本都必然较小地产商低得多，这也是他们的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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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企业拥有的土地，当其不再需要按原来的目的使用时，那些企业也就成了修订契约制度的得益者。批地作公用事业或公共服务用途，本应严守用途的规限，否则政府就该收回作更有效的运用，包括拍卖，以获得最高的社会和经济价值，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根据现行的批地制度，有关租约没有列明收回条款，故公用事业及公共服务企业将之当作私有财产，意味着当土地不再需要按原来的目的使用时，这些企业有权申请转换土地用途。这再次印证了目前的土地制度与整体社会利益背道而驰，这些经济支柱企业可利用此制度牟取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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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容许公用事业或公共服务的土地拥有者受惠于土地资产，通过支付议定的补地价把土地转为有利可图的物业，这一过程中政府变相放弃变卖土地来获得最高价值。政府是否该检讨批地条款？目前的公用事业或巴士厂批地，根据未届满的租地条款，土地拥有者可继续行使修改租约的权利。然而，对于未来的批地条款，政府该考虑作更严格的审批，增加收回条款。虽然这些资产过去被滥用的事实已无法改变，但为了社会公义，拨乱反正未为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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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产商拥有的土地成本优势，是土地制度的产物，也是妨碍竞争的因素，在楼市结构中已根深蒂固。然而，这些土地交易只有政府和申请人知情，政府利用补地价评估技术繁复为借口，一直把市民蒙在鼓里，不公开厘定补地价的方法。即使这些土地是私人协约批地，但土地既是宝贵的自然资源，也是公共资产，市民理应有权知道政府如何处置土地，包括具体的批地条款。若市民不能获得这些资料，也就无法衡量整个土地制度的核心——修订契约制度是否具效率和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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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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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霸权 [:1704058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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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救市为保障政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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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烟稠密的香港，土地尤为珍贵。政府作为宝贵资源的守护者，理应小心处置和分配土地，但现任香港政府一方面通过限制土地供应施行高地价政策；另一方面任由少数经济巨头囤积公共财富，加上前港英政府实施有利于地产商的土地政策，香港的财富及经济集中度已经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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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由于租金占经营成本的绝大部分，而高地价又令租金高企，这便窒碍了本地企业的经营效率，损害了香港对外资的吸引力。同时，地价高企令住宅物业价格居高不下，普通市民不得不花费大笔家财购买栖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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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楼市低潮的2002年、2003年的住宅价格和租金与1997年的高峰期相比，已分别下跌65％和50％，但根据美世人力资源顾问公司在2002年月进行的调查，香港仍是全球生活开支最高的城市，比纽约高出24.2％。虽然当时写字楼的租金已大幅回落，零售商铺的租金却居高不下，因为大业主拒绝零售商的减租要求，即使在2003年春天SARS肆虐之时大业主亦不肯让步。根据《全球主要街道研究》（Main Streets Across the World Study），截至2002年年底，铜锣湾零售商铺租金居全球第三。另外一项全球零售商铺租金的调查显示，截至2000年的三个年度，香港零售商铺的租金是亚洲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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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取消备受争议的“八万五”政策之后，主要来自地产业的游说团体给政府巨大压力，令其在制定土地和房屋政策方面失去定力。过去，政府似乎曾一度坚信确有需要抑制楼价和地价，务求让香港在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竞争中重拾价格优势。但香港自1998年起持续通缩，长期陷入经济困境，令政府进退失据，骑虎难下。是维持低地价还是推高地价？政府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