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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的是，政府于2002年年底制定了“救市九招”。政府身为最大的地主和唯一的公屋供货商，在香港的土地及物业市场自然有既得利益。卖地是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20世纪90年代中，土地收入一度超过政府总收入的30％。虽然“救市九招”中有一项暂停买地的措施，但其实依然是对政府有利。如一名经济分析师所讲，政府是否卖地的首要考虑因素，是能否增加政府收入。当市况低迷、价格疲软时，政府宁愿不卖地。而当时坐拥大量土地储备和房屋存货的大地产商，必然不愿地价和楼价低迷，因此这项措施也正合他们的心意。减低铁路土地供应量，加上暂停公开卖地的措施正正揭露了政府和大地产商的利益挂钩。不用说，他们的利益剥夺了小地产商和欲进入地产开发业的新企业以低价增加土地储备的机会，必定牺牲健康的竞争。因此所谓的“救市”措施，不过是政府在大地产商施压下的妥协。政府和大地产商唇齿相依，而大部分市民则只能在扭曲了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中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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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未公开承认，但从政府当时采取的措施可见，政府恢复了高地价政策。至少，政府相信在尝试过以各种方法振兴香港经济后，推动地价和楼价是最容易的策略，地价和楼价反弹不但能解决通缩问题（政府似乎相信通缩的主要原因是楼价下挫），而且亦能兼顾财政赤字的问题，更响应了负资产业主的诉求。如此行为的后果是大地产商可进一步操控地产业，轻信楼市热潮的市民会将更多辛苦赚来的血汗钱放进大地产商的口袋。同时，香港相对其他亚洲城市和一些中国内地城市而言，会永远丧失成本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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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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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建居屋 正中地产商下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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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市九招”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无限期搁置兴建居屋，理由是政府不想再担当地产商的角色，在大众住宅市场与私人地产商竞争。但其实此理由完全站不住脚：以价格而论，居屋与私人住宅市场面向的是不同的消费者（居屋价格远低于私人楼宇），政府和私人地产商并没有直接的竞争关系。而搁置兴建居屋的计划却使得低收入的首次置业人士丧失购买居屋的机会，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市民购买价格更高的物业，此举正中地产商的下怀，有助于当时委靡不振的房产市场回复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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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期搁置兴建居屋，意味着有资格购买居屋的市民，被剥夺了选择权，也意味着想改善生活条件的公屋租户，丧失了在居屋市场自置物业的机会。这是政府公然靠拢地产商的短视措施，牺牲了弱势阶层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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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符育明在2001年2月的研究论文中指出，香港的新楼宇供应集中在香港数家大地产商手中，归根结底，是因为房地产市场有以下门槛：（一）香港楼市反复不定，价格波动剧烈，有利于财力雄厚的大地产商，因为他们可以待市场衰退过后才套现；（二）由于人口密度高，大地产商可享有大型项目的经济规模效益，而新进入市场的小地产商，因财力较弱而没有这种优势；（三）土地供应有限，加上土地成本高昂，新地产商难以进入市场。此外，由于物业发展需时很长，在计划、设计和审批等方面都涉及庞大的预付成本。离场成本高昂，令新加入的地产商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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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育明采用了事件研究分析法，证明市场门槛令大地产商获得异常的经济盈利和在土地市场的巨大影响力。这些经济盈利直接令香港消费者的开支和楼宇使用成本上升。大地产商具备市场影响力，自然无意以有效率的价格水平收购和开发土地，房屋及楼宇供应的弹性因而减低。他认为，如果政府采用更开放的土地供应政策，令地价下跌，就会吸引更多地产商进入市场，长远来说会增强土地市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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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时经济不景气，财政赤字不断膨胀，政府无法容忍地价再下跌，因此采用了“救市九招”。削减土地供应可推高地价和楼价，看似万全之策，可这却与政府宣称减少市场干预的宗旨背道而驰，最终只有拥有大量土地的大地产商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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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立法会议员陆恭蕙曾反对政府以卖地增加收入，认为此举令地价高企。她担心政府为赚取收入而滥用土地供应权。此外，地价高企实际上是一种间接税，要自置物业的升斗市民承担委实不公平。人为推高地价，直接受害的就是自置物业人士、小地产商和有意进入市场的新地产商。陆恭蕙亦批评了分配或限制新土地供应的决策只由数名政府官员决定，公众无法参与。政府至少应该提升透明度，但时至今日，决策始终闭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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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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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消委会建议置若罔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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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得承认，高地价及楼价会阻碍经济转型，是提高香港竞争力的绊脚石。价格高昂，只会令经济和财富更加集中。如果要提高香港经济的竞争力，就亟须检讨现行的土地制度及土地和房屋政策，设立以社会公平和平等为重心的原则。事实上，在所有政府政策中，土地政策明显最为重要，因为各行各业乃至整个社会的福祉，都系于土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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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主促进会在1999年9月的通讯中和应了陆恭蕙对香港土地政策的关注，指出：“整体而言，商住用途的土地供应非常不足，而在用途划分制度下，市场进一步被扭曲。”该会认为香港的土地供应和分配制度需要进行重大变革。符育明的研究论文（2001年）和消费者委员会较早编制的报告（1996年）都有以下结论：香港地产业竞争少，在目前的市场结构下，大地产商可以自如地运用其市场影响力，不利于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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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市民费解的是，尽管有以上调查结果佐证，政府仍然放任地产市场严重扭曲的现状。对小型及新进入市场的地产商来说，最大的挑战是难以获得土地及土地成本高昂。而政府削减土地供应，剥夺了小地产商和有意进入市场的企业在市况低迷下以较低成本买地的机会，严重破坏了促进竞争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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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委员会在1996年发布的私人住宅市场竞争力报告中，描述了大地产商的市场行为，包括令消费者选择减少、价格上升、比较价格的可能性下降等。其中地产商最常用的伎俩就是分批推出单位。对地产商来说，此举是为了测试市场反应，但这种做法限制了供应，变相制定了厚此薄彼的价格。该份报告还指出，在1994年1月至1996年5月期间，政府向57个项目发出预售楼花同意书，涉及40040个单位，但只有四成在市场推售，其余六成不是暂不销售，就是留作内部认购。该报告指出，这种蓄意拖延销售的伎俩，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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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委会的报告还指出：市场门槛高，包括限制土地供应和土地成本高昂等因素，令香港新住宅市场的竞争不足。有鉴于此，该份报告建议采取以下措施来促进竞争：（一）降低市场门槛；（二）采取措施防止妨碍竞争市场的行为；（三）方便消费者获得可靠的物业数据。可惜的是，政府对这些建议充耳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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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设法帮助弱势社群，而非协助财雄势大的人，经济困境时关怀弱势群体就更是当务之急。不管采取“救市九招”的理由如何，其造成的结果是政府为保障少数特权阶层的利益，不惜以牺牲楼市竞争力为代价，损害了整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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