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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竞争法管制妨碍竞争的并购，便无法防止野心勃勃的大财团在本已拥有大部分权益的行业吞并竞争对手，从而扩大市场占有率。合并了的企业希望达到协同效益，因而可能会裁减职位。精简人手措施给合并企业带来了经营效率，但全部利益都归强大的收购者所有。收购对整体社会有害，因为竞争会减小，滥用市场影响力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并购过程中还会牺牲许多员工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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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电讯盈科的员工，或会明白因公司合并而裁员的痛苦。2000年8月，李泽楷收购香港电讯。合并后，员工数目由收购时的16000人减至2003年年初的12000人。有人认为，该公司持续裁员，是为了减低巨债及转亏为盈；也有人认为，电讯业开放是裁员的主要原因，开放令电讯盈科在固网市场的占有率持续下跌，所以该公司必须削减成本，才能继续独占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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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什么原因，只有电讯盈科从裁员中获利，而受害者是被解雇的员工和他们的家人。许多被解雇的中年专业人士和技术人员，几乎在以前的香港电讯度过整个职业生涯，寻得其他工作的机会甚低。这场瞩目的企业收购埋葬了成千上万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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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令电讯盈科的固网业务仍拥有主导市场的影响力，并造成大规模裁员。美国科网股爆破后，李泽楷努力尝试把电讯盈科转亏为盈，并为公司寻找出路。他的做法符合股东利益，但在这一过程中，大量员工不幸被裁，因为他为收购这家市场领先的公用事业而债台高筑，需要设法偿还巨额债务。员工的不幸，只能责怪社会没有为劳动阶层提供充分保障，而员工对雇主裁员的决定却只得默默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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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讯盈科与香港电讯的合并，正正提醒我们，势力强大的家族或公司在财务及政治上有能力吞噬任何他们中意的经济资产，尤其是拥有市场主导优势的资产。政府若不改变其亲商心态，一味反对制定全面竞争法，整个经济体系最终将沦为纯垄断游戏。与此同时，妨碍竞争的合并会继续进行，就业机会势必减少。由于行业及经济集中愈来愈显著，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将会愈来愈狭窄，最后在市场上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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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集中也造成受薪雇员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在竞争少的行业，垄断企业或龙头企业都因没有竞争或竞争很小而获得丰厚的盈利。因此，这些企业有能力支付高于市场的薪酬及花红，以挽留雇员或从竞争对手中招揽人才。有些情况下，这些企业透过收购其他行业的龙头公司壮大规模，获利能力与日俱增，其员工的薪酬便更加优厚。结果是：任职跨行业大企业的员工薪金愈来愈丰厚，超过业内大部分公司相同职位的薪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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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带一提，公务员也属于高薪一族，因为他们的雇主是最大的土地垄断者。薪酬的差别，至少部分源于整体收入分布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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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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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霸权 [:1704058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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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权益日益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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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楼市暴跌后，市民怨声载道，不满与日俱增，许多阶层，包括通常较沉默的中产阶层，都站出来抗议政府亲商。然而，社会上大部分市民的怨气，比在地产市场上损失惨重的中产阶级更甚。市民的不满一方面源于被迫支付不合理的高价，以购买生活必需品，如煤气、电力、交通、超市商品等，这种不满在经济低迷时尤其严重。他们认为自己辛苦工作所得的血汗钱，不知怎的就流入了少数大财团的口袋。另一方面，市民不满政府不公平的政策和措施，保障了强权，损害了弱势群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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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教授刘兆佳表示：“我们有精英主义的政府。香港人都知道我们需要改革，但较为弱势的社群认为必须上街，因为保障自己的权益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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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com）的一篇文章，把香港目前的社会面貌刻划入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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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政府逐步出现更多社会冲突及不安。失业率高达7.4％，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大多数香港人没有上街，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还可以逆来顺受。虽然许多私营、公营机构裁员，但他们凭着储蓄还可以过糊口的生活……从政府高官低落的民望评分，可见社会怨气深重。另一个社会和经济问题是阶级分化加剧。愈来愈多贫苦大众妒忌拥有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富商……或威胁政府官员，这些都是香港特区政府目前遇到的社会现象。除非政府能当机立断，立刻解决收入差距的问题，否则社会动荡祸至无日。讽刺的是，面对庞大的财政赤字，政府仍然不愿开罪富商增加利得税，反而扩大税网，意味着更多中产及低层市民会沦为无产阶级。自亚洲经济危机以来，楼市大跌，许多中产阶层变成负资产人士，他们的不满令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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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集中除了导致社会不和谐外，也令经济萎缩。大财团不断收购，获得更多经济收益，权力圈外的中小型企业能分享的经济收益自然减少。由于营商成本高，这些企业长期经营艰难，加上其业务扩张已经饱和，财政脆弱，经营难上加难。在水深火热之时，业主加租，蚕食他们的盈利率，有些中小型企业只能以结业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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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中小型企业的产品定价无法与大财团竞争，正如杂货店难敌超市，最终在市场上绝迹。愈来愈多这些企业被市场淘汰，雇主数目下降，意味着就业机会减少。最后，经济集中抑制了整体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动也会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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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力雄厚的经济霸主透过政治影响力，往往能左右公共政策，残民以自肥。这样的例子早已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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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产建设商会〔2〕曾利用其影响力，左右新《城市规划条例草案》的立法程序。新草案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令规划制度更加公开及向市民负责，但这并非地产商所愿。香港地产建设商会1999年11月26日向当时的规划环境地政局局长萧炯柱提交函件，函中“就规划申请提出意见”（Public Comment on Planning Applications）部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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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公布规划申请的建议至关重要。政府建议，刊登选定用途一览表，以限定须予公布的申请。由于文件没有指示用途的类型，以及制定一览表的基准，各界似乎没有机会反对一览表内所载的用途。这项公布规定必会拖延发展过程及公开申请人的资料，而目前这些资料正确地被视为私人资料，因此我们相信该一览表应只在特殊情况下才适用……此外，这可能会增加公众的期望，让市民以为在私人发展过程中有更大的发言权，甚至高于法律合理赋予的水平，令市民对整个过程失望，因而可能会导致社会干预及抗议，远超目前视为合理的水平。因此，我们认为整个公布过程，需要非常谨慎的处理，或者不纳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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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该新草案由委员会审议。香港地产建设商会在2000年3月21日提交了一份19页的正式意见书，当中重申它在“公众参与规划申请”（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lanning Application）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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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观点是，在现行的规划制度下，公众参与机制不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建议，在规划研究及制定规划阶段上向公众咨询，并刊登选定用途一览表，以规定须予公布的申请。香港地产建设商会全力支特，在规划研究及计划制定阶段上咨询公众的建议，此举能在早期考虑及响应市民的意见。然而，在不知道须予公布的建议用途下，香港地产建设商会非常关注这项公布及评论若干规定发展申请的建议。由于这一公布及评论规定，必会拖延发展过程和披露申请人的资料，而目前这些数据被视为私人数据，因此我们相信，该一览表应只在特殊情况（如厌恶性用途）下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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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未能在当届立法会任内完成审议《城市规划条例草案》。此后，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决定，由于对一些复杂的政策事项的意见分歧很大，他们需要进一步咨询主要利益相关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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