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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必须先富起来，才可以为人民提供福利，这是常见的信念。不过，从北欧社会的历史可见，事实截然不同，在北欧，是为人民提供福利才使国家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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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申领福利”是丢脸的事，而福利的多少往往取决于申领人与某些事情或某些人等的关系。相比之下，芬兰制度的最大差异，是该国的福利及服务是一种权利，每位国民都有权永久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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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芬兰在20世纪初推行的社会改革经验，赋予妇女权力及加强其自立能力，是消灭贫困的一剂良方。芬兰的社会政策由下而上，为整个国家自力更生及享有可持续发展的福祉莫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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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芬兰尚未发展成为富裕的国家……芬兰尽管物资匮乏，但着手创造全球最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之一，目的是要消灭贫困、发展经济。两者相辅相成：随着人民福祉不断提升，可培育出一批健康且训练有素的劳动力，而经济发展的成果会以社会福利的形式重新分配给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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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芬兰经济不断增长，福利制度亦不断发展。今天，每位芬兰人都受到最低工资和失业补助保障、所有子女可享生活津贴、长达44个星期的有薪产假、退休金、直至大学程度的免费教育、在公立学校就读的学生可享免费校内膳食、高额资助的公共医疗服务，以及所有学前儿童和长者分别享有日间托儿及资助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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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政府还提供良好的公共交通，在全国十个城市设立自由大学、优质的公立中小学及职业培训学校，建设全面的成人教育制度、遍及全国各地的完善公共图书馆，并且发放津贴予各城市的大部分剧院及音乐艺术活动。这里的福利制度为终身社会保险形式，保证国民无论任何情况，所有子女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他们毋须依赖亲属或慈善团体的服务，即使患病、遭逢意外、面对失业或破产，也毋须担心会被弃之不顾。无论任何情况，长者均会获得收入和照顾，清贫及苦困的生活几乎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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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香港人不是梦想有这么一天，与芬兰人享有同样的福利吗？当然，故事听起来可能很美好，但现实世界中没有免费的午餐。关键是，芬兰福利制度的资金，主要来自向打工皇帝征收高达其个人收入五成至六成的累进税率。然而，芬兰人都乐意接受这样的税制，认为这是对社会负责任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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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香港税务学会的资料，香港的直接税制度（企业和个人收入）是按比例和累进税率相结合的做法，较其他有实质运作的税收管辖区低。香港一直以低税率和简单税制而闻名，这无疑有助香港的成功，但同时也是导致贫富悬殊恶化的间接因素。以人均本地生产总值计算，香港目前已属富裕的经济体系，但矛盾的是，活在贫穷线以下的人口比例大得惊人。随着过去数十年经济的急速增长，香港市民的收入差距明显已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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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善这种状况，目前的税制、基本税务原则及概念必须改弦易辙。要列入改革议程的是更高的累进薪俸税率，及采取针对上层社会的税项，如财产税、资本利得税和股息税等。高累进税率意味着随着收入增加，所赚收入的最后一块钱须征收递增的边际税率。换言之，平均税率随着收入增加而上升，因此应课税收入较高的纳税人的入息税率会较低收入人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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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富人征税，尤其是财产税，最有力的理据就是公平，因为这是按支付能力来征税。纯粹按收入计算，并不足以适当衡量个人、家庭的资产净值或付税能力。富人所拥有的财富可提升这种能力，远远高于入息的作用。有了财富，一个家庭的付税能力增加，而且为了公平，课税项目除了收入外，也应包括现有的财富。征收财产税的国家，包括奥地利、丹麦、芬兰、德国、卢森堡、荷兰、挪威、瑞典和瑞士。这些国家全都将财产税与个人入息税一并征收。最先进的经济体系，如美国及加拿大，都征收资本利得税。改革现行税制，从性质上来说无疑是重新分配。然而，这项措施有助收入及财富分布较平均，从而令社会更公平，而且这也适合香港目前成熟的经济发展。毕竟，从社会上获得最多财富的人，应该以最多的税项回馈社会，这才算是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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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令社会更平等，采用更公平的税制后，第二件重要的事，就是促进香港工人的福利和权利。虽然政府不同意职工会联盟对集体谈判权的要求，但这些抗争必须继续，因为在自由经济体系，这是基本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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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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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税务负担转至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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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制度、行业和经济集中都令财富不均。为解决这个社会弊病，目前的税制结构需要彻底检讨。香港现有的税收制度有利富人，令本已明显的贫富差距更加扩大。以劳动阶层为主的贫苦大众，相较于雇主而言（尤其是大企业）处于不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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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抗衡土地垄断造成的财富分配不均，目前有一个可供试验的解决方法，值得大家理性讨论和深入研究。这就是社会改革家提出的地价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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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逾一个世纪前，美国改革家亨利·乔治首创地价税的概念。所谓地价税，就是把税务负担从劳动和资本转移至土地，这既能有效地提供公共资金，又可令财富分配平等、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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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垄断土地拥有权或自然资源，一直都能带来最庞大的财富。要生财，需要拥有三个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经济回报，分别是工资、利息和租金。工资和利息来自人类的努力：劳动者有权获得工资，而资本拥有者有权从使用其资本的人那里得到适当的利息，这些都理所当然。然而，土地与这两个生产要素不同，拥有者没有创造土地，当然也没有创造土地价值。一般而言，土地价值往往视乎土地是否肥沃，其矿物含量是否丰富，是否处于人口聚集地，是否邻近道路、学校或其他公共和商业设施等。所以土地的租值，应支付予创造土地价值的社会，而非土地拥有者。因此，若社会按土地的市场价值征收税项，人们便会善用土地，并能增加就业职位，提高生产力。调升税项更可防止人们囤积土地投机获利，增加市场上的土地供应，因为此举鼓励土地拥有者善用土地，或把土地出售给善用土地的人。这样一来，地价便会下调至合理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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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哈里森（Fred Harrison）把20世纪80年代的市场暴挫，归咎于西方工业国家炒卖土地。在《土地权力》（The Power in the Land）一书中，他也拥护地价税制度。他认为在此制度下，税务重担会由劳动力和资本转移至经济租金，而这些租金都是来自未经开发土地上不劳而获的盈利。这不但可以增加家庭收入净额，从而鼓励消费，亦能提升税后盈利，刺激新的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同时避免为财政赤字筹措资金而需要采用可导致通胀的政策。哈里森认为在过去两个世纪，周期暴升或泡沫爆破经常扰乱西方经济体系，这都是源于地产商拥有土地及炒卖土地的独特权力。假如引入地价税，财富分配会更公平，失业率也会降低。地价税制度可杜绝囤积土地和借土地买卖牟取暴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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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森亦引用英国《金融时报》著名专栏作家安东尼·哈里斯（Anthony Harris）的观点。哈里斯认为地价税只向最有能力支付的人征收，负担只落在土地拥有者身上，而不会转嫁予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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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有一个名为“共同立场——美国”（Common Ground—USA）的组织，宗旨是为所有人争取社会公义和经济平等。该组织向美国市镇各市长及镇长发出一封公开信，促请当地政府考虑改变税制。公开信内容节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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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提高公共收入以推动经济，带来社会成果，我们经研究后，得出一个相当惊人的结论。城市最重要的就是位置。城市之所以位处这个地方，是因为过去某一段时间，这属有利的地理位置：优良的港口、通航的河流、肥沃的农田、气候温和、天然贸易路线枢纽。随着聚居在同一个地点的人口增加，这个地点便有交换价值。其实，市场上各地点都有某个年度租值。所谓租值，就是他人为控制某个特定地点而愿意支付的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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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观察到一个重要的现象：地点租值的升跌，与个人如何使用该地点无关。地点价值是公共及私人投资共同创造的。因此，这个价值应该（我们会说“需要”）全由政府获得，以支付公共资产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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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城市对地点租值征收的实际税率低，土地囤积和投机活动便会很严重，土地市场会持续暴升，炒风炽热的土地市场会推高营商成本，当企业再也不能承担时，土地市场便会崩溃。奇怪的是，我们接受这些起伏是市场经济、商业周期中不幸的结果，但其实有合理的公共政策能彻底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