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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例子。1950年，加利福尼亚南部的大学城欧文市（Irvine）还未形成。它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一片大农场上建设起来的。接着，在1989年，欧文市促使全球对臭氧层破坏和气候变化采取应对措施。当时该市仅有10.5万人口，据市政府估计，在全球排放的三氯三氟乙烷（CFC-113）——一种危害臭氧层的主要化合物中，有1/800来自航空航天和高科技产业以及相关机构。大部分欧文市市民支持通过北美第一部逐步停止排放含氟氯化合物的法律。市长拉里·阿格兰（Larry Agran）和著名大气化学家舍伍德·罗兰（Sherwood Rowland）[1]在该市举办了一场由美国和加拿大各城市市长出席的会议，催促他们制定类似法律。起源于欧文市的政治压力蔓延开来，诸如丹佛、洛杉矶、迈阿密戴德（Miami-Dade）、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和纽瓦克（Newark）这样的城市也开始出台它们的地方法律。不久之后，来自参议院、企业界和环境组织的代表齐聚白宫，同意签署联合国《蒙特利尔议定书》（Montreal Protocol），该协定规定将在全球范围内逐步淘汰含氟氯产品，条件是联邦政府将取缔发端于欧文的地方法律。这场源自欧文市的城市运动推动了50个国家的800多个城市显著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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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市致力于寻找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办法。与此同时，在距洛杉矶市仅65公里之遥的毕联区（Pico-Union），愈演愈烈的却是另一种趋势。20世纪80年代后期，成千上万的萨尔瓦多（El Salvadorian）战争难民（即所谓的非法入境者）涌入毕联区，他们在这里遭遇了洛杉矶街头帮派的传统与行为方式。他们无法找到工作，不能享受社会服务或公民权，更面临现有帮派的排斥。于是，毕联区的萨尔瓦多青年创建了臭名昭著的“野蛮的萨尔瓦多人”（Mara Salvatrucha）或MS-13帮。接下来的情况与其他犯罪组织如出一辙——贫民区的非法经济开始出现，帮派规模逐渐跨越多个城市，最终与其他城市的犯罪网络合流，从而催生出上万亿美元的跨国犯罪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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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MS-13只是当地众多帮派中的一员，占据着属于自己的那块势力范围。然而，1992年萨尔瓦多战争结束后，新一波的移民浪潮来临，那些曾经的游击队员也涌入毕联区，他们给MS-13带来了新的武装技能。最近这些年来，该地区的犯罪与帮派间暴力不断升级。当地警方对这些帮派进行了严厉镇压，拘捕了MS-13成员，并将他们集中入狱。在狱中，该帮派开始向其他地区渗透。洛杉矶市警察局局长威廉·布拉顿（William Bratton）称：“对他们来说，监狱好比社交学院。”这伙人在城市边缘如鱼得水。所以，当1996年美国政府将MS-13成员放逐到萨尔瓦多后，他们很快在那里的贫困街区扎根，并招募前游击队员和失业青年入伙。安娜·阿拉娜（Ana Arana）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中指出：到2005年，“野蛮的萨尔瓦多人”已经“有效统治”了当地的15个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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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13的势力还蔓延到了洪都拉斯。接着，短暂的镇压过后，他们渗透至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的许多城市，发展成一个跨国犯罪集团。他们还与墨西哥黑手党组成了联盟。他们在这些城市建立了广泛的根基、先进的通信工具、航线和军械库；而他们专业的管理体系使其犯罪活动得以升级，从地下贸易到割据一方。短短十年间，他们由洛杉矶的一个小规模帮派演化为一个纵横中美洲，集毒品、盗窃、走私于一身的组织，并成为一个跨国性的政治军事和商业组织，他们的崛起意味着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地方城市事务的管理江河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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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以及类似的例子告诉我们，小地方、偏远乡镇以及所有新兴城市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就在不久前，像马查拉、蒂鲁布尔、欧文市和毕联区这类地方的发展不仅鲜为人知，而且影响甚微；但如今，它们却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改变着更广阔的世界。这些地方还在继续拓展。一个拥有30亿人口的地球城，这个数字不久将扩大到50亿，正在改变人类事务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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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全球化、“变平”的世界或网络社会的发展这类理论，都试图对这种趋势做出阐释。但世界是物质的，其经济和信息流、技术、商业流程以及社会关系都并非虚无的，它们发生在不同的可见的三维城市空间当中。这些城市有着不同的地理环境、基础设施建筑和本土历史文化特性，并为特定种类的行为和生活，创造出经济和社会力量，而当地的现状和历史都有可能阻碍或促进财富的创造、技术的应用和新政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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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看看互联网，这项被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视为使世界变平的技术，它促使地球上的人们突破地域限制，相互协作。互联网是一种城市基础设施，它得益于个别城市的市场和社会现实。正如港口、电气、电报、电话、机场和光纤网络，基于互联网的活动的成长性，取决于组织在城市中创造的经济效应。互联网发端于美国一群高校学者组成的城市网络。公共的互联网服务随后扩展到城市中，因为只有城市才具备相应水平的经济规模和密度。企业和社会组织通过使用互联网运营，从而使得跨城经营成为可能。不管是在美国、中国还是阿富汗，只有当城市网民达到一定密度后，农村互联网服务才有利可图。但农村网络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它们是城市的市场、网络和服务的拓展，通过进入乡村居民区或社区，使农村人口得以与全球性的城市网络连接起来，并加速后者的发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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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们探讨了存在于经纬线和三维空间的全球化的确切形式。全球化建立在世界不断增长的城市的基础结构之上，并因这些城市特定的设计、价值观和程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些城市在新兴的全球城市体系中以无数种未知的方式进行互动。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马查拉的副市长设立了一家卫生诊所，专门向棚屋区的居民提供印度的阿育吠陀疗法；一个由农民工组成的团体创造了一个全球性的产业；一个洛杉矶移民群体建立了一个跨国犯罪组织，并且受到了美国南方司令部（Southern Command）的监控；一个城市组织引导全球为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而努力——刚开始，这一切都没有互联网、跨国公司或突破性的商业流程。还有一些比全球化更为根本、更为一致的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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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作思考，这个更为根本的动力就显而易见了。尽管有如此之多的从农村转向城市生活的家族故事，但如今我们的日常生活都在城市里，以至于未能认识到这是一起革命性的事件。这不是人们第一次低估事件的重要性了，我们总是在事后才意识到其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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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60年代始于英格兰的生产商品化，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工业革命”全面爆发后才被人们接受。直到19世纪80年代，人们才开始广泛研究和探讨“工业化”的过程及其定义。此后，欧洲工业化战略的发展开始引领潮流。大约在工业革命爆发100年后，理性的工业化建设和“现代化”才成为可能。当时，人们争论的焦点是革命的从属效应：诸如土地清理和贫困增加，君主制的衰落和单一民族国家的崛起，或者是机器和技术本身及其对手工业工会的反作用。就跟我们所关注的城市污染、交通拥堵、大都市和非法移民等问题一样，这也是我们试图理解这场城市革命的突破口。欧洲社会已彻底被工业化重构，尽管我们还不能为这个新现象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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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的世界已经从根本上被城市革命所改变了，但我们几乎总在含糊不清地纠缠一些琐碎的细节，而未能真正对其展开讨论。媒体习惯于报道“当前世界一半人口都居住在城市里”，但我们忽略了事件的主体部分：另一半的世界已经成为一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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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来，一些有预见性的思想者和学者正在关注新兴的，被他们称为“全球城市体系”的东西，但它们的影响，被20世纪主流的由单一民族国家（内部的州、省和自治区）、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型军事联盟以及大公司所组成的国际体系遮蔽了。这些机构不仅试图主导全球事务，还支配着我们的研究和探讨方式。这个世界的真正秩序，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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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发生于2003年的严重且剧烈的非典型肺炎（SARS），其本质上是城市流行病，并且迅速蔓延到全球各地的城市地区，但世界卫生组织也只报道它在各国的病例和死亡人数，尽管非典病毒的变异、从动物到人的传染、最初的蔓延，根本上取决于当地的城市形态、传统、市场、气候和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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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个例子类似，当前全球事务的管理，可被视为各个国家、军事联盟和企业的团结与合作问题，诸如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同心协力”、联合国《京都议定书》的协商，或者是对2004年12月海啸灾难的反应。只要能够团结起来，现代机构之间的协作将能再造社会，并实现全球性的共同目标，20世纪60年代的绿色革命便是例证。当地的种族、文化和政治状况（如伊拉克的暴乱城市），当地的全球性城市污染物（如引起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或者是发生在特定城市中的新经济危机（如2007-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在现代机构那里，它们仍然只是次要的方面。如今，随着这座地球城难以阻遏的发展，某地的流行病、灾难、政治革命、破坏性的商业模式创新、社会和消费潮流、跨国犯罪组织和城市叛乱，往往会演变成全球性事件。这些城市的功力往往会超出当前机构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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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有10亿多人口从农村地区迁入城市。在许多人看来，这场运动除了是一次人口迁移外，影响并不大，不过是导致了住房、基建和交通拥堵等问题。但在旧有的秩序之外，一个新的城市体系正在成熟。如果我们不清楚这座城市的运转，就无法理解全球事务。如果不能规划和治理这个迅速演化的城市体系，我们将无法推动世界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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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正在研究全球城市日益显著的经济集中性，诸如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彼得·霍尔（Peter Hall）和罗伯特·科恩（Robert Cohen），他们证明了各国城市间如何相互地直接发生联系，即便是在冷战阴影下还是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行将结束之际，各国政府放松了市场管制，全球性的城市间移民、旅行、投资与信息流动出现了明显上升。彼得·泰勒（Peter Taylor）、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和罗福全（Fu-Chen Lo）等城市研究者，开始分析这些流动的组织机制，他们发现全球性活动的模式取决于城市网络。他们大力搜集这些城市的数据以论证这些模式，他们查找了电话、电报、传真和新的互联网连接，航班、移民、商品流动、集装箱运输、企业办公室地址、产品销售以及专业团体的中心。他们的结论是，城市间日益增加的商务活动，决定了这些城市的层级，并形成了新的全球经济秩序。城市及其网络体系，而非国家或个别企业，才是全球城市体系的命令和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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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的分析反映的只是一部分。在全球城市体系的经济实体形成之际，我们仍然很难理解城市化带来的生态因素的变化。长期以来，生物学家将他们的研究重心放在自然物种同化上，诸如恶劣的城市环境中的鸟类和植物。我们才刚开始探索城市如何成长，以及它们的网络如何在自然世界之外创造一个类似的生态秩序，正如在20世纪的国际体系中，全球城市化创造出一个新的社会秩序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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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革命的生态影响范围很难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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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城市的基础物料混凝土。来自水泥和混凝土产业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供应给城市的混凝土重量，是当前全部机动运输量的8倍多，相当于55亿辆丰田卡罗拉（Corolla）的运力。从体积上讲，保守估计，全球城市每年消耗的混凝土，相当于730座吉萨金字塔（Great Pyramids of Gi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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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混凝土生产取决于地方供应链及采集石灰石、页岩、沙子和砂砾的设备。我们需要这些混凝土来建设和维护城市现有的中心与不断扩张的边界。但其生产过程排放的二氧化碳是全球总排量的5%，相当于俄罗斯或印度全国的总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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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过是开始。用混凝土建成的城市建筑、道路和基础设施一直都需要维护。据估计，每年在建设和拆迁过程中产生的废料就超过10亿吨。这些废料被抛洒到地球的各个角落。在城市发展中产生的大部分建筑废料都被用于拓展水滨、填塞沼泽或建造机场。这些城市物料的全球性循环正在重塑世界海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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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生活中广泛应用的能源、水、塑料、化学物和有机物，其产生的废料也一直在增加，也会产生类似的影响。全球城市革命的影响是如此广远，并使得地球生态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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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体系的另一个效应，即其对社会与政治的革命性影响，还未被完全理解。这一次，我们当代的精英们照旧认为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变革，其主要推动力是中央政府投资与全球企业利益。当城市被描述为经济性的命令与控制中心时，世界城市的研究者们总是对商业力量的集中化津津乐道，这尤其发生在某些特定的中央商务区，或金融与商业服务行业，以及特定的人群当中——诸如白领职业者或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所言的“创意阶层”。但这仍只是城市的一个方面而已。一个更为庞大的“创意阶层”已经在建设这座城市，例如，散落在马查拉、蒂鲁布尔或毕联区等地的数以亿计的城市移民，他们在沼泽中创造了城市，在地球上的各种地带建造了居住区；他们的汇款催生了新兴产业及全球性的大规模资本流动；他们还带来了政治运动以及犯罪和准军事组织，这使得旧有的国际秩序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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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考察全球范围内草根城市建设者们每年的资金流动。2006年，全球1.5亿移民共汇出了高达3000亿美元的资金，其主要流向是汇往这些移民的祖国。这些钱大约涉及全球10%的人口。正如隐藏在城市本身之下的全球化运动一样，我们很难想象，每年移民的汇款总额，约为外国公司和私人投资者对全部发展中国家投资额的40%。这些资金流转可被视为一种地球城市发展基金，它们从家庭到家庭，从小企业到小企业。通过这种基金，移民们的后代进入城市，他们有了房子；他们的生计也被资本化了；他们会买电视和手机，以建设他们自己的城市网络。该基金使得各国政府和国际发展援助机构相形见绌。全球有43个国家的这类外汇资金的总额占到该国GDP总量的10%，例如摩洛哥、孟加拉、菲律宾、越南、波黑、塞尔维亚以及大多数中美洲国家。其中有14个国家1/4的GDP来自于本国草根阶层的境外汇款。受益于全球城市体系中市场与通信设施，平均每天都有多达410万笔（每年15亿笔）的跨境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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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移民的汇款行为，同时通过合法途径与非正式的金融渠道来进行，这意味着城市革命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如果我们还将城市视为全国性基建工程的产物，或新的全球商业秩序的一个节点，就无法有效地理解它。众多不同的势力在各个城市里交会和抗衡，从而催生了金融体系、政府、规划、企业以及维护城市利益的管制。它们在创造城市的同时，也催生出非正式的贫民窟、安全保护区、特定种族、宗派聚居区和犯罪地带。每个大都市都是如此，而且它们之间彼此相连。城市内部以及城市之间，往往会竞相成为企业选址或奥运会举办地，这看起来是场面之争，但实际上是基于经济利益的争夺。这些城市争夺的是最为核心的经济资源，而非粗放或唾手可得的资源，从而打造出一些独特的经济优势。跨国公司和侵略者的做法是相似的。他们都是外来移民，并且希望改变城市，使之符合自身利益。他们需要庞大的人口数量和金融账户，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其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利益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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