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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发生于2003年的严重且剧烈的非典型肺炎（SARS），其本质上是城市流行病，并且迅速蔓延到全球各地的城市地区，但世界卫生组织也只报道它在各国的病例和死亡人数，尽管非典病毒的变异、从动物到人的传染、最初的蔓延，根本上取决于当地的城市形态、传统、市场、气候和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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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个例子类似，当前全球事务的管理，可被视为各个国家、军事联盟和企业的团结与合作问题，诸如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同心协力”、联合国《京都议定书》的协商，或者是对2004年12月海啸灾难的反应。只要能够团结起来，现代机构之间的协作将能再造社会，并实现全球性的共同目标，20世纪60年代的绿色革命便是例证。当地的种族、文化和政治状况（如伊拉克的暴乱城市），当地的全球性城市污染物（如引起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或者是发生在特定城市中的新经济危机（如2007-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在现代机构那里，它们仍然只是次要的方面。如今，随着这座地球城难以阻遏的发展，某地的流行病、灾难、政治革命、破坏性的商业模式创新、社会和消费潮流、跨国犯罪组织和城市叛乱，往往会演变成全球性事件。这些城市的功力往往会超出当前机构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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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有10亿多人口从农村地区迁入城市。在许多人看来，这场运动除了是一次人口迁移外，影响并不大，不过是导致了住房、基建和交通拥堵等问题。但在旧有的秩序之外，一个新的城市体系正在成熟。如果我们不清楚这座城市的运转，就无法理解全球事务。如果不能规划和治理这个迅速演化的城市体系，我们将无法推动世界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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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正在研究全球城市日益显著的经济集中性，诸如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彼得·霍尔（Peter Hall）和罗伯特·科恩（Robert Cohen），他们证明了各国城市间如何相互地直接发生联系，即便是在冷战阴影下还是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行将结束之际，各国政府放松了市场管制，全球性的城市间移民、旅行、投资与信息流动出现了明显上升。彼得·泰勒（Peter Taylor）、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和罗福全（Fu-Chen Lo）等城市研究者，开始分析这些流动的组织机制，他们发现全球性活动的模式取决于城市网络。他们大力搜集这些城市的数据以论证这些模式，他们查找了电话、电报、传真和新的互联网连接，航班、移民、商品流动、集装箱运输、企业办公室地址、产品销售以及专业团体的中心。他们的结论是，城市间日益增加的商务活动，决定了这些城市的层级，并形成了新的全球经济秩序。城市及其网络体系，而非国家或个别企业，才是全球城市体系的命令和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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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的分析反映的只是一部分。在全球城市体系的经济实体形成之际，我们仍然很难理解城市化带来的生态因素的变化。长期以来，生物学家将他们的研究重心放在自然物种同化上，诸如恶劣的城市环境中的鸟类和植物。我们才刚开始探索城市如何成长，以及它们的网络如何在自然世界之外创造一个类似的生态秩序，正如在20世纪的国际体系中，全球城市化创造出一个新的社会秩序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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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革命的生态影响范围很难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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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城市的基础物料混凝土。来自水泥和混凝土产业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供应给城市的混凝土重量，是当前全部机动运输量的8倍多，相当于55亿辆丰田卡罗拉（Corolla）的运力。从体积上讲，保守估计，全球城市每年消耗的混凝土，相当于730座吉萨金字塔（Great Pyramids of Gi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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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混凝土生产取决于地方供应链及采集石灰石、页岩、沙子和砂砾的设备。我们需要这些混凝土来建设和维护城市现有的中心与不断扩张的边界。但其生产过程排放的二氧化碳是全球总排量的5%，相当于俄罗斯或印度全国的总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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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过是开始。用混凝土建成的城市建筑、道路和基础设施一直都需要维护。据估计，每年在建设和拆迁过程中产生的废料就超过10亿吨。这些废料被抛洒到地球的各个角落。在城市发展中产生的大部分建筑废料都被用于拓展水滨、填塞沼泽或建造机场。这些城市物料的全球性循环正在重塑世界海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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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生活中广泛应用的能源、水、塑料、化学物和有机物，其产生的废料也一直在增加，也会产生类似的影响。全球城市革命的影响是如此广远，并使得地球生态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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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体系的另一个效应，即其对社会与政治的革命性影响，还未被完全理解。这一次，我们当代的精英们照旧认为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变革，其主要推动力是中央政府投资与全球企业利益。当城市被描述为经济性的命令与控制中心时，世界城市的研究者们总是对商业力量的集中化津津乐道，这尤其发生在某些特定的中央商务区，或金融与商业服务行业，以及特定的人群当中——诸如白领职业者或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所言的“创意阶层”。但这仍只是城市的一个方面而已。一个更为庞大的“创意阶层”已经在建设这座城市，例如，散落在马查拉、蒂鲁布尔或毕联区等地的数以亿计的城市移民，他们在沼泽中创造了城市，在地球上的各种地带建造了居住区；他们的汇款催生了新兴产业及全球性的大规模资本流动；他们还带来了政治运动以及犯罪和准军事组织，这使得旧有的国际秩序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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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考察全球范围内草根城市建设者们每年的资金流动。2006年，全球1.5亿移民共汇出了高达3000亿美元的资金，其主要流向是汇往这些移民的祖国。这些钱大约涉及全球10%的人口。正如隐藏在城市本身之下的全球化运动一样，我们很难想象，每年移民的汇款总额，约为外国公司和私人投资者对全部发展中国家投资额的40%。这些资金流转可被视为一种地球城市发展基金，它们从家庭到家庭，从小企业到小企业。通过这种基金，移民们的后代进入城市，他们有了房子；他们的生计也被资本化了；他们会买电视和手机，以建设他们自己的城市网络。该基金使得各国政府和国际发展援助机构相形见绌。全球有43个国家的这类外汇资金的总额占到该国GDP总量的10%，例如摩洛哥、孟加拉、菲律宾、越南、波黑、塞尔维亚以及大多数中美洲国家。其中有14个国家1/4的GDP来自于本国草根阶层的境外汇款。受益于全球城市体系中市场与通信设施，平均每天都有多达410万笔（每年15亿笔）的跨境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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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移民的汇款行为，同时通过合法途径与非正式的金融渠道来进行，这意味着城市革命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如果我们还将城市视为全国性基建工程的产物，或新的全球商业秩序的一个节点，就无法有效地理解它。众多不同的势力在各个城市里交会和抗衡，从而催生了金融体系、政府、规划、企业以及维护城市利益的管制。它们在创造城市的同时，也催生出非正式的贫民窟、安全保护区、特定种族、宗派聚居区和犯罪地带。每个大都市都是如此，而且它们之间彼此相连。城市内部以及城市之间，往往会竞相成为企业选址或奥运会举办地，这看起来是场面之争，但实际上是基于经济利益的争夺。这些城市争夺的是最为核心的经济资源，而非粗放或唾手可得的资源，从而打造出一些独特的经济优势。跨国公司和侵略者的做法是相似的。他们都是外来移民，并且希望改变城市，使之符合自身利益。他们需要庞大的人口数量和金融账户，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其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利益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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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首次从非洲迁往欧亚大陆，距今已有5万年。我们能找到的最早的城市痕迹大约在6000年前，那时人类还以狩猎和采集为生，居住在小规模的农村里。不到4000年前，地球上开始出现首批人口超过1万人的城市——乌尔（Ur）和阿瓦里斯（Avaris），它们分别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和埃及。甚至到20世纪，大多数人还是生活在农村。到2040年，近2/3的世界人口将居住在城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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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期（我们的定义是1950-2000年）的城市革命中，城市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人类的控制范围，这导致了无效率和其他诸多问题。在本书中，我们试图揭示城市失控的、被低估的成长如何埋下至今仍未解决的祸患：气候变化、跨国犯罪、政治动荡、恐怖主义、流行病、供应链的支离破碎、拥挤以及骚乱。随着世界城市人口的增加，我们很难理解推动其增加的动力。我们也未能改善城市化的基本实践——如何管理城市经济，如何发展共同的城市文化，以及如何构建城市的形式和体系以创造一个更少贫困、更平等、更环保的地球城。如今，这些问题的影响范围正在扩大，而世界城市的发展步伐不可阻挡，这就呼唤新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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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是现代国家形成的时代，那时人们凭借武力掌控一方，并接管当地贸易。到20世纪末，全球商业战略变得截然不同，人们试图在一体化的市场中确保自身的占有率。我们已经全面改良了世界农业和工业，在信息收集和灾难控制方面也更为先进，但那些最佳的城市化经验，很少能得到机构的支持，也鲜为它们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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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就未来数十年的城市革命制定出战略规划，我们将无法预测或掌握世界的演化方向。一直以来，政府和企业都被城市革命杀个措手不及，如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1986年菲律宾二月革命、1989年中东欧巨变，以及南非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的反种族隔离运动；城市灾难（2005年新奥尔良飓风灾害）、流行病（2003年非典型肺炎）、暴动（2005年巴黎、2007年加沙、2008年贝鲁特和内罗毕）以及经济危机（2007年次贷危机）。在缺乏有效经验的条件下，社会的迅速城市化，将带来社会的脆弱，以上便是证明。我们对这些事件无法做到未雨绸缪，这只能说明我们仍未抓住问题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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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舍伍德·罗兰（1927年-），是美国化学家，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现为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化学教授。他最著名的研究成果是发现了氯氟碳化合物对地球臭氧层的破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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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变：城市如何改变世界 02 在某一个不可思议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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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这一切更形象，我们可以从一个典型城区开始，理解其如何作为一个微观世界在全球城市体系中运行。刚开始，你可以想象一下从太空俯瞰地球的经典图景。你一定会看见大海和陆地，看见沙漠、极地和森林，它们是蓝色、棕色、白色和绿色的，就像通过宇航员的眼睛所看到的那样。这些自然体系和地区，就是生物学家所言的地球生物带。作为独特且复杂的动植物群落，它们各有其趋向和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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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幅图景中，有一些很难分辨的部分。你可能会指出，在这幅图中找不到你所在的城区。实际上，这幅广为人知的地球图，见证着全球城市化最为突飞猛进的一段时期，我们见到的是一个没有孤立城市的地球。这幅具备欺骗性的图广泛流传，代表着我们对城市化的刻板印象将使我们误读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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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找到你的城市，我们必须将这幅图片放到一边，从一个不同的视角去观察地球。想象一下在太空远眺夜间的地球。此时，一切的生物带都被藏在太阳的影子下，你将看到完全不一样的景象。繁华的灯光集中在陆地和海岸线上，使它们的轮廓一览无遗。美国和欧洲几乎全被点亮了。这条显眼的灯光带从欧洲和中东出发，跨越俄罗斯和西伯利亚，抵达北亚；接着，这股光亮蔓延到日本和韩国，并一路洒过东半球的中国和印尼，以及整个印度次大陆。非洲的南部和北部海岸被灯光照着，南美东部的光向西部和南部扩散，从亚马孙流域渐渐上移至安第斯山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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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片大片的灯光带是新生态秩序的证明，这就是我们正在创建的城市生物带。我们已经有一些衡量城市人口、经济、卫生、资金流动以及资源消耗的工具。但我们也很清楚，我们无法从太空中看见一座村庄的光亮。那些贯穿陆地的光点、光串或长长的光带，正是成长中的城市。陆地灯光带所代表的能源流动，意味着其他趋势的发生——使城市融入大都市圈以及区域体系，即与地球城连为一体，这是当前像大洋那般庞大的地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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