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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变：城市如何改变世界 03 大移民，人类城市化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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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鲁姆在一个崭新的早晨醒来，开始继续规划自己的革命。他躺在马杜赖（Madurai）一间临时搭建的棚屋内。这是一座位于印度南部农耕区、拥有百万人口的历史悠久的城市。他身下肮脏的地板散发出土地的气息，勾起了他对家乡的记忆。但就在这片由废弃的木材、金属和布料组成的棚户区之外，是一座高大厚实的砖墙。越过这堵墙，不到几米，一座城市展现在人们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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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鲁姆倾听着制砖工人造砖的声音，他们在布满灰尘的院子里工作。阿鲁姆根据打砖的声响来判断时间。他们以小家庭团体的形式工作，一对父母加上一两个十几岁的男孩子，他们在凌晨一点开始工作。此后的三个小时里，整座城市在沉睡，他们在铲土、洒水和捏泥。从四点到十点，随着太阳升起，日光晒到肩上，清晨的鸟鸣声被城墙外嘈杂的车水马龙所替代，每个小组都完成了两三千块砖。到下午时分，这些砖块接受来自城市的热量和尘埃的洗礼，人们接着工作三个多小时，以便清洁和堆叠他们的劳动成果。经过12小时的辛苦工作，每个3～4人的工作队可获得不到10美元的报酬，每人每小时的平均工资仅为17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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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砖厂工人们而言，这样的收益已经十分可观，相当于淡季在家劳动所得的三倍。每年的3～9月是当地的旱季，人们不再忙于农耕，而是返回马杜赖参与城市建设。每家农户都对城外的一间棚屋或帆布帐篷拥有居住权，在这6个月里，他们将生产多达40万块的砖，用于建造办公楼、寺庙、城墙以及住房，以满足这座城市的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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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个世纪以来，马杜赖及其周边地区的这种现象，被描述为乡村与城市间的季节性移民，二者间还形成了统一的经济与文化。马杜赖以其巧夺天工的寺庙而闻名于世，长期以来都是区域节庆与贸易的中心。每年，数以十万计的乡村居民、朝圣者和商人，带着他们的积蓄、宗教激情或趋利动机，行走数百公里赶赴此地。每逢节期，商人和移民会针对马杜赖庞大的市场，专门生产礼物、传统食物以及地方特色的小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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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年来，阿鲁姆的父亲一直都在家乡和马杜赖的这个砖厂之间来回迁移。当他和妻子通过季节性的砖块制造与农耕将孩子养育成人后，他们没有将积蓄用于修缮老家房屋或添置更好的设备，而是花钱让阿鲁姆到马杜赖接受教育。如今，随着父亲年事渐高，他生产的砖块变少了，收入也有所下降。但他还要为阿鲁姆的两个妹妹积攒嫁妆，所以家庭经济能力不足以支撑阿鲁姆读书。于是这家人用仅存的积蓄为阿鲁姆租用了一间简陋的棚屋当砖厂，这样阿鲁姆就能够克服季节规律，在移民们回乡期间继续生产。当旱季结束的时候，阿鲁姆的父母返回家乡的田野，他自己则继续留在城里寻找长期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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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应该过我们这种生活。”阿鲁姆的父亲严肃且深情地说道。这个决定并不需要精心论证，阿鲁姆的家人将其视为不证自明的逻辑。他们不允许阿鲁姆像他们那样，终生造砖或成为城市建筑工人。他必须留在城市，为自己及家人的未来，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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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阿鲁姆没能与父母及其他砖厂工人住在那片棚户区中，也不敢与在建筑工地上打工的朋友们见面。当阿鲁姆醒来时，他听到了来自砖厂的拍打和灌模声。与此同时，机动三轮车、大巴和卡车的喇叭声夹杂在一起，整座城市陷入嘈杂中。他还能听到墙的另一侧，乘车去上学的男孩女孩叽叽喳喳地说笑。带着乡村气息的砖厂声响与鸟鸣声让阿鲁姆感到困倦，而外面青年们的声音却让他精神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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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棚屋里走出来时，他身着西式长裤和一件掖起来的T恤。此时清晨的太阳冉冉升起。他离开阴影下的工人营地，向我们走过来。我正同一名在砖厂院子中间休息的工人谈话。阿鲁姆的步伐轻松灵巧，与他父亲的沉重严谨形成强烈对比。这是不同文化下的走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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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有的朋友都是建筑工。”他说。我们朝一个阴凉处走去。空气闷热潮湿，我们的脚步和谈话速度也慢慢腾腾的。“但我真的不愿做那种工作。”我们身后的工人们在听。我注意到他们的身体语言暗示着不满和冷漠。“我希望我的学校教育能派上用场，”阿鲁姆说，“可以到商店去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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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鲁姆的理想是当一名店主。在我们谈话结束后，他要去和马杜赖城里遍布的小店主套近乎，他会免费为他们打工，试图与之建立关系，并收集建议或有可能为他带来门路的只言片语。“我甚至没想过从他们那里赚钱，而是希望从中学习到经营一家店铺所需的技能，这样我就能开自己的店。”他毫不掩饰地告诉我，并未太在意其余的障碍——他开启新生活所需的空间和资本。之后，他会结束调研回家去。如果赶上父亲正好醒来，还会向他讲述自己一天的收获。阿鲁姆的父母不再去找农活，而是将日渐微薄的积蓄用来让儿子追逐梦想，希望有一天他能在扩张中的城市里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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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一个流动性很强的物种。据考古学记载，史前人类就在地球上的陆地与海洋间穿梭迁移。历史很早就记录了侵略、全球贸易与劳动力迁移。大多数文化，甚至是看起来稳固的农业文化，也存在季节性的迁移。农户们往往在农忙时集体耕作，在淡季单个外出（通常到远方）做买卖。在全球很多地区，这些迁移传统体现出显著的等级、阶层、职业和文化特性。以阿鲁姆所在的印度南部为例，各式各样的社群仍然过着古老的迁移生活，例如牧民们每年都会带着山羊到远方的休耕地去，他们通过帮助土地所有者割草和肥田，来赢得后者的许可与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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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类迁移这一主题已经被广泛研究过，但历史上的大部分迁移行为并未得到系统化的梳理。对该主题一概而论是愚蠢的，除了劳役外，一切的人类迁移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便是为了逃脱天灾人祸，从根本上讲还是出于人类的求生本能，为了谋求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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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社会的采集文化中，人类的行踪与动物的迁移习惯是一致的，这样才能保障生计。在游牧社会，牧人们带着被驯养的牧群，在相隔甚远的草地之间进行季节性迁移。在更近的时代里，不同的人群依靠个人能力和关系，参与到城市工作或商业活动中来。一旦在城市立足，他们便利用在迁移生活中获得的经验进一步扩展，以寻找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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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雀替尔人（Chettiar）[1]、马尔瓦尔人（Marwari）[2]、信德人（Sindhi）[3]和帕西人（Parsi）[4]在发源地形成了专业化的商业和金融优势，此后将其拓展至印度各城镇的经济活动中，接着蔓延至东南亚，最后跨越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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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欧洲也存在这样的专业团体，例如来自热那亚附近基亚瓦里（Chiavari）地区的石匠和雕工，他们同样采取了迁移战略，将数世纪以来形成的工艺优势扩展到年轻的北美，在飞速发展且市场广阔的费城设立了据点。还有来自马杜赖南部的纳达尔人（Nadar），他们首先学会了在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当地零售业占据统治地位，接着将这种优势扩展到印度各地的城镇——与韩国便利店扩散到全美的渐进路径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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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学者亚当·麦基翁（Adam Mckeown）总结的那样，“乡村居民（亚洲、非洲和欧洲）总有一技之长，不管是金融、雕塑、信函写作或是特定产品的贸易，他们派遣移民向外扩大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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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革命之前，数百万的欧洲农民，大部分跟今天印度的阿鲁姆一样，不仅有农耕生活，还要季节性迁移至城市谋求生计。当前亚洲和非洲的移民生活，因不同地区而各有不同。正如简·卢卡斯（Jan Lucassen）以及稍后的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所概括的那样，每年当欧洲的农村家庭收割完毕后，当地贫瘠的土壤已无法提供任何经济机会，许多人不得不迁移到数百公里之外的地方，从事收割、建筑、航海、沼泽疏干、切煤等工作或做起小贩，他们的足迹遍布全欧洲。例如德国农民往往会到荷兰去，在那里收割粮食，拾泥炭，造砖块，或参与码头、沟渠和堤坝的建设。萨森的研究报告称，来自德国与挪威某些特定地区的移民，成为阿姆斯特丹人口与熟练劳动力的重要增长点，当地60%的船员正来自这些地区。萨森写道，“始自中世纪晚期的临时性农业迁移”，最终发展为永久性的移民，移民是欧洲主要城市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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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也就是300年前，欧洲大部分季节性移民开始呈现出一些非同寻常的变化，标志着人类进入一个新的移民时代。尽管移民们有很多种谋生方式，尤其是手工业者和商人，但农奴制下的欧洲农民被捆绑在土地上，不得不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随着17世纪末期农奴制的日渐式微，全球性的城市移民活动浮出水面，这一进程时至今日仍在马杜赖等地上演。在那些地区，传统的农业经济正被城市产业经济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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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世纪，欧洲农业常年歉收，经历了大规模流行病的欧洲城市着手重建，它们急需补充人口，这推动了欧洲农民与封建主之间契约关系的逐步瓦解。季节性的移民越来越多地变身永久性居民，他们试图在城市里安身立命，并获得政治权利。那些有技能的移民被邀请加入到城市公民的队伍中。“德国人书写了18世纪，”萨森写道，“举例来说，将近一半的欧洲贸易城镇的市民都是移民出身。”这些移民带来了萨森所谓的“连锁移民”（chain migration）——如果某名家庭成员在一座城市扎根，且拥有了稳定的生计来源，那么其余的亲人或家乡的其他居民，将追随他的迁移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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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世纪，随着全球商业贸易与早期工业技术的发展，城市优势开始显现出来。此后，肇始于19世纪欧洲的大规模城市移民行为，演变为20世纪的全球性城市大移民。欧洲成为世界上最早实现城市化的大陆，而且在现代单一民族国家形成之前，欧洲城邦已经体现了城市生活的先进、有效与活跃，还彰显了城市文化的丰富与弹性。19世纪欧洲现代国家的纷纷诞生，离不开欧洲城市的崛起，及其移民的积极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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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季节性移民就此尘封在历史中。作为连接城镇与农村腹地之间的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桥梁，它屡屡被大规模的事件所阻断，诸如革命、战争、殖民、瘟疫和饥荒。然而，人们逃离农村到城市重建他们的生活，这说明他们的行为并不都是被动或未经深思熟虑的。数个世纪以来至今，城市移民不是消极的受害者，在天灾人祸面前，他们的迁移既有主动因素又有被动因素。与留守家乡的人们相比，城市移民的见识、雄心以及对风险与变故的容忍度，显得鹤立鸡群。一旦某位移民拥有了谋生策略，他就为他的家庭、亲属甚至整个民族找到了一个出口。这种临危不惧的首创性与勇气，正是从古至今一切城市移民的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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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始于18世纪欧洲的大移民（Great Migration），其规模、强度和普遍性都是前所未有的，它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并发展为20世纪全球性城市移民现象，移民数量更是数以亿计。移民推动了城镇发展，促使市场更为多元化，移民活动本身也变得更加丰富多样。移民周期——移民涌入，城市市场拓展，更多的移民，更广阔的市场，是一个自我加强的过程。它带来了劳动力供给与消费需求的规模和密度，更催生了工业革命所需的商业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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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这场仍在进行中的大移民，其后续就鲜为人知了。数亿移民及其革命性影响也很难被世人所理解。与大移民相比，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以及数千万的人口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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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奴隶贸易促使2800万～4000万非洲人迁往近东、欧洲和美洲。从1519年第一名非洲人被贩卖到西半球，到1865年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在此期间，横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导致了高达1100万非洲人的迁移。大英殖民帝国的种植园取代了非洲的奴隶制和印第安人的契约劳动制度，在1834-1917年，不列颠人派出了150万人之巨的移民劳工队伍。1850-1940年，又有多达600万的印度低种姓人口通过一种名为“坎噶尼”（kangani）的劳动契约安排（债务合同），“自由”迁移到斯里兰卡、缅甸和马来西亚的种植园。类似地，19世纪约有1000万～1500万中国劳工向国外移民，他们主要迁往欧洲殖民者在东南亚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种植园或城镇，此外中国劳工还参与了北美和西伯利亚的铁路建设与淘金热。但这一切的劳动力迁移都不能与更为自愿的“大移民”相比——它以狂飙突进之势创造了全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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