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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欧洲人禁止黑人在东城建房,原有的房主开始将房间隔成多个小间,租房生意发展起来。房东们开出的价格是市面上白人社区的3倍。一份报告显示,1915-1920年,黑人社区的房租上涨了5倍。租房市场是如此之火爆,以至于房东无须维修房屋仍能吸引到新租客。为吸纳更多租客,房东将房间一分再分,加了一层又一层,地基一改再改,甚至乱搭小屋。为了支付不断上涨的租金,超过一半的东城居民只好将自家房屋租出去,这进一步激起民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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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黑人的进一步涌入,拥有租客的黑人中产家庭搬迁到市区西边。即便这些居民组织起来改善社区环境,包括与白人交涉,要求降低房价,但残酷的现实是,这些熟练的职业黑人被迫放弃通过合法渠道获得大部分欧洲移民所能享用的资源。在白人主宰的体制下,他们受到次等公民的待遇,只能获得次等公共服务与政治权利,尽管他们在自己的岗位各尽其职,他们买房,他们创办企业、商店和报纸,他们交税。各个黑人阶层或社区受到看不见的白人网络的限制,包括白人社区联盟、商业组织、政治团体和警方。这些网络在任何时候都能引发群体袭击,而且往往会得到警方撑腰,在1925年、1942年和1943年,底特律爆发了大规模的反黑人暴乱,在此期间一些较小的骚乱更是不计其数。大量黑人因此被害。白人还针对雇用黑人或主张种族平等的工厂发起“敌意罢工”。1943年,为禁止黑人进入一座主要城市公园,白人掀起了一场骚乱,最终迫使州政府出台戒严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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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还联合起来采用一些狡诈的种族主义策略。白人通过一系列法律和商业上的安排,使黑人无法拥有自己的住宅。白人业主相互签订法律协议,禁止将房屋卖给美国黑人。房地产中介出台准则,要求不得做黑人的生意,或不能带黑人到优质社区去看房。银行和保险公司对黑人的抵押申请征收高费率。政府还通过《分区法》(Zoning Laws)禁止黑人在“白人区域”附近建房。黑人政治领导人向美国最高法院申诉,要求废除不合理的种族歧视规定,但很快会被奉行种族隔离的白人用新的花招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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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是,除去工作不稳定且待遇低下的制造业工人,一般黑人只能去少数几家城市医院。在1940年,底特律近一半的黑人均集中在该市22家公立医院中的3家,黑人占到在那里求医的总人数的2/3。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不到人口1/4的白人移民却可以自由穿梭于任何一家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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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哪里,移民种族团体都倾向于选择集中居住,以充分发挥密度、规模和协同经济优势,从而在所在街区立足,进而在整座城市范围内寻找成功机会。这些种族会控制移民社区的主要产业,例如金融、珠宝、木工、石工、清洁和皮革制造业。移民家庭会集全家之力,用于在小区做生意或投资教育,接着进入整座城市,在一个广阔的天地中获取新的资源。但对底特律的黑人移民而言,他们的资源范围被局限在隔离区。他们想拥有产权或银行贷款并不容易,也无法进入白人社区或市场,他们沦为租客阶层,为了在日渐破败的社区中拥有产权而苦苦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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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不妨将美国历史上的黑人城市移民,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的棚户区移民相比。不管怎样,美国黑人最终还是进入了全部的发达城市社区。他们并不需要在沼泽地或山坡上的棚屋里开始他们的城市生活。但这种表面上的优势也带来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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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典型的亚非拉贫民窟(虽然每个贫民窟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和现状),当移民们抵达那里时,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肮脏穷困的社区。但就像马查拉的“入侵者”那样,由于贫民窟的生活成本低,他们得以稳步积累财富。从踏上城市的那一天起,亚非拉的移民就开始积累第一笔资产。他们利用城市优势的第一步是占有土地——实际上,是占有那些无人居住的低质量土地,诸如陡峭的山坡、分洪区或沼泽地。通过定居,他们获得了非正式的土地使用权。面对自然灾害和暴力拆迁,他们往往会选择“抱团取暖”——与其他移民一道重新选择一个阻碍更少的地区,并且不断投资予以改造,使之从不毛之地变为更有保障的自有地。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会就近建一个小作坊或加盖一层楼用于出租。随后,他们还联合其他贫民窟邻居修筑公路、公用的自来水和下水道设施,并提供其他临时性的公共服务,如垃圾收集和志愿消防队。凭借这些方式,贫民窟的移民们得以利用微薄的剩余收入,改善自己的“家园”。他们将一片片乏人问津的土地变成有价值的资产,通过合法交易或地下市场,最终在市面上获得一个有利可图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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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国黑人面临的是截然不同的经济环境。他们改变命运的途径更具偶然性,也更为刻板。公路、下水道、多层建筑、电力和水管系统都要花钱,而且这些设施的维护也要费用。这些移民的收入加在一起也不足以承担上述成本。此外,他们想要修筑这些设施和集资,都离不开市政当局的配合——这无异于痴人说梦。用于社区升级的公共资源流到了别的地方,包括被欧洲人或白人视为势力范围的市郊。私人筹资受到限制,往往只能通过高利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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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高成本和体制的不重视,数十年过后,黑人社区走向破败。那里从未得到过改善或修复,其资产价值也下降了,从而导致了至今仍在困扰美国社会的结构性贫困。2007年,一项针对全美境内黑人群体的研究显示,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稳居中产阶层的黑人移民家庭(与底特律西边的白人移民一样,他们曾是大移民时代成功故事的一部分),他们中的近一半都在40年后的今天沦为贫困阶层或在贫困线上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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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受到重重阻碍的黑人移民只好退守他们所在的贫民区。到20世纪50年代时,这些贫民区已经形成独立的世界,拥有与外部城市并行不悖的城市形态,并且悄悄播下了20世纪城市革命的第一批种子。这些城市有自身的经济体系。那里有黑人控制的商业与社交俱乐部,有非法买卖烟酒、赌博和卖淫市场。他们还形成了区域性的经济专长与竞争优势,尤其是在娱乐和音乐产业。尽管越来越脏乱,但由于布鲁斯、大型乐队和爵士乐的存在,以及一大批如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8]、艾拉·菲茨杰拉德(Ella Fitzgerald)[9]、贝西伯爵(Count Basie)[10]等优秀的演艺人的涌现,底特律的黑人社区依然成为全国著名的休闲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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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黑人在他们的贫民区中找到了密度和规模,但他们无法利用这些优势获得更大的机会,至少在合法的经济体中不行。他们的联合,以及向白人社区的扩展都受到严格限制。结果,他们的雄心壮志只能通过非政治和非主流的联合,从贫民区到贫民区,从城市到城市,并且沿着移民链条向美国乡村地区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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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回顾了20世纪后期两场主要的政治革命,它们是独立发生在不同国家的事件,但仍有一些城市骚乱的共同特征。这些国家未能对大移民做出适当的反应,因而引发了城市骚乱。新的移民,正如我们最后一章中将看到的那样,并非任意挑选一个城市,改头换面做一个泛泛之辈;他们是带着明确野心与创业精神的主动型移民。在迁移过程中,他们创造了精密的关系网络,以及新型社会组织的潜在形式。为了公正与和平共处,经过数十年的斗争,黑人城市移民终于摸索出两套主要的夺取城市优势的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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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套策略要从黑人们创立的当地机构开始,包括教堂、公民权利组织和专业协会。这些机构在全国范围内拓展,广泛结交盟友,联合发起活动,进而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掀起了多场民权运动。“黑人城市化(Black urbanization),”历史学家杰克·布卢姆(Jack M.Bloom)写道,“将黑人从乡村地区普遍存在的严密的社会控制中解放出来,为更多独立领导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运动将移民们非正式的联合组织打造为纪律严明的政治团体,他们能够团结起来在许多城市静坐和抵制。问题的核心在于投票权,反种族歧视法,废除学校、公共服务和商业活动的种族隔离。他们赢得了划时代的民权法的通过,以及最高法院的裁定;他们还借此培育了新一代的黑人城市政治领导人。一般来讲,他们的第一个政治目标是将黑人选进市政府。为争取在当地的代表权,他们成立了大量的政治组织。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许多城市出现了黑人市长,促使黑人在全美范围内拥有了政治话语权。底特律市首批黑人议员中的许多人,后来都跻身美国最资深和有影响力的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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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新的法律和政治上的胜利,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黑人社区的贫困状况。进入白人政治圈并不意味着那些法律和规定的贯彻实施。甚至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到美国南部的小城市去采访当地的黑人活动家,他们还在为有效的投票权与代表权而奋斗(在大多数乡村地区,黑人们还是没有政治代表权,并且仍然面临着三K党等臭名昭著的组织的骚扰)。政治领袖、商业集团和城市规划师对黑人贫民区实施拆迁,打压他们的发展;联邦政府通过公共住房和公路建设项目,迫使黑人搬家。这些清洗活动毁灭了黑人社区的资产、市场和社会生态。无家可归的黑人家庭利用新的权利迁移到其他种族社区;有些人则被分配到新的公共住房居住,那些高楼大厦很快变成新的贫民窟。白人警察局则经常向他们找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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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民权运动已经取得了最令人瞩目的胜利,但黑人们的生活仍在继续恶化。随着运动的中坚领导力量的衰落,新一代的黑人领导人出现在各个城市里。他们发明了第二套策略——“黑人权力”(Black Power),即以暴动作为威胁。他们的焦点不再是立法或争取合法权利,而是基层事件:与警察和其他政治机器斗争,在新的黑人社区取得控制权。这些年轻的移民领导人不仅以公开斗争作为威胁,并且试着在中间调停。但正如当时《生活》杂志(Life)封面所提到那样,当地基层斗争呈现出“可预见的暴乱”。仅在1967年,美国128个城市就爆发了164场骚乱,还出现了局面紧张、必须要有国民警卫队(National Guard)控制的斗争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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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特律的骚乱描述了这类令人震惊的暴乱的典型演进过程。底特律黑人拥有比美国其他城市黑人更高的收入。由爱尔兰裔人控制的市政府是民权的支持者,于是有了黑人警长、议员和法官。但在1962年,底特律那片曾被强制毁灭但仍有生气的黑人社区,成为该市所谓的“城市更新计划”的一部分,黑人40年来的投资被推倒重来。但此时,已经有一部分黑人搬到了市区东北部的第十二街区,而该区中产的犹太人家庭此前搬去了市郊。随着黑人中产家庭的回归,该区的店铺重新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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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的迁入很快使第十二街区变得人口密集起来,其人口密度上升到底特律平均水平的两倍。在那里,黑人社区的传统又复活了:毒品、私酒、卖淫以及房屋的分隔。一个盛夏的夜晚,当警察对一家地下酒吧进行突击检查时,他们感到措手不及。“底特律黑人觉得他们居住在占领区中,”1965年1月出版的《底特律自由新闻报》(Detroit Free Press)写道,“黑人没有任何警察必须尊重的权利。”由于他们的密集居住与被迫联合,黑人社区获得了一项特定的优势:网络效率。骚乱本身并不一定需要一些新的“黑人权力”组织。尽管联邦调查局和政府委员会随后被派去调查骚乱原因,以揪出那些别有用心的领导人,但最终一无所获。白人企业和住宅成为主要攻击对象。2000多栋大楼被烧毁,43人遇害,467人受伤,7200人被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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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席卷全美的骚乱,发生在那些曾有黑人社区存在但随后被清洗的地区。然而,在暴动的几年内,城市社会学家马克斯·赫尔曼(Max Herman)写道,“小企业的所有权从白人手中转移到黑人手中。黑人居民搬到白人曾禁止他们进入的地区。黑人警察和消防队员越来越多。”这起暴力骚乱提供了一个“种族恐怖主义”的“成功”案例——赫尔曼如是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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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美国是一个稳定的发达国家,其城市革命的规模是如此巨大,政治组织乃至民权运动领导人都无法预料它的影响范围。1964年,暴乱从费城、纽约和罗切斯特(Rochester)开始;1965年,暴乱转移到洛杉矶;1996年,转移至旧金山、克里夫兰(Cleveland)和奥马哈(Omaha);1967年,底特律、纽瓦克、巴尔的摩(Baltimore)出现暴乱;最终在1968年,暴乱又一次在纽约、华盛顿和芝加哥等地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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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市中心到市郊,针对白人居民区和企业的暴乱及后续斗争,导致了至今仍未得到解决的新危机。然而,对美国黑人而言,大移民史上最重要的一章宣告结束。不到几年,在数十个城市革命发源的城市,从民权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黑人领导人掌握了它们的政治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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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的失败发生在相对年轻的美国城市。在地球的另一端,有着500年专制历史的伊朗国王,被一场爆发于1978-1979年的城市革命所推翻,此举震惊了国王本人,更引起举世轰动。国王控制着伊朗的金融体系、石油生产和工厂。在美国政府的援助下,这名国王掌控了军队,并成立了一支残忍的秘密警察部队(SAVAK)[11]。野心勃勃的国王希望凭借专制力量将伊朗改造为现代化国家,但他的计划有一个重大的致命缺陷。国王计划将乡村地区的资源和人口送入城市。国王和他手下的官员天真地相信,这样便可以控制城市的生活与发展,从而控制乡村、工厂、油田、政府机构和高校。与充当指导的美国专家一样,国王及其属下未能理解城市生活最重要的本质——城市优势的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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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国王的军队越是加速将乡村城市化,国内反对力量就越是会为自己的革命性目标,而被迫利用城市优势。他们最强有力的优势是联合。在将街市(bazaar)上的传统商人打入冷宫,镇压城市里的激进学生、工会会员和保守教士,控制新的城市阶层——中产职业者和失地移民的崛起之后,国王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全部城市团体的集体倒戈所推翻。这些团体的联盟持续不到一年,但已经足以使国王狼狈地流亡国外,一蹶不振。在新联盟的形成过程中,也埋下了伊朗后革命时期冲突与危机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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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即是说,伊朗的这场群众革命引爆了整个中东的城市革命浪潮,但其主导者不过是一群激进的毛拉(mullah)[12]。与新闻记者和学者所坚持的不同,中东的暴乱和政治变革其实与伊斯兰教关系不大。它们还与这些地区失败的城市移民运动有关,往往是移民们无法忍受城市优势被控制而揭竿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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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革命联盟首先在街市上找到了成长土壤。这里的街市不只是市中心的市场所在地,它很早就是商人、小生产者、店主、放贷人、教士和乡村地主的交汇处,是城市优势下有形的商业与社会产物。伊朗街市使得革命联盟变得有效起来,不同的人进入不同的组合,它们有各自的规则、标准和形式;志同道合的人们合伙经营;大家庭的各种关系潜入商界;城市生活在此与乡村对接。街市既是商业文化的产物,又是精心设计的城市空间。街市是城市优势的体系,也是城市权力与财富的积累和分配场所。在伊朗革命爆发前的几十年中,国王的改革计划打击了街市,也打击了传统的乡村贸易与商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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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市的最小单位是商人本身,也就是所谓的“bazaari”。商人们并不是独立自主的,他们的势力取决于他们的经营状况,以及与当地教士的关系。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Kaplan)于1996年写道,当时的伊朗是“一个商人的世界”,街市与清真寺仍然依照传统紧挨在一起。伊朗商人和教士往往来自相同的家庭,而商人的利润很多时候也会用于教士的宗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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