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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早生活在印度南部拉贾斯坦邦,后来扩散到全印度及周边国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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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南亚民族之一,印度河流域的古老民族。主要分布在巴基斯坦的信德省、俾路支省和其他地区,印度境内亦有分布。——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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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群生活在印度的伊朗先知琐罗亚斯德的信徒。Parsi的意思就是波斯人,他们是为逃避穆斯林的迫害而从波斯移居印度的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后裔。——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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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意为“贱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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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变:城市如何改变世界 04 城市民主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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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在肯尼亚的内罗毕(Nairobi)、蒙巴萨(Mombasa)、基苏木(Kisumu)、纳库鲁(Nakuru)及其他较小的城市中,基库尤人(Kikuyu)和卢奥人(Luo)之间爆发了一场骚乱,它被报导为又一起非洲政治矛盾白热化、选举舞弊与传统部族斗争的案例。然而,当我们剥开事件的表层,分明看到另一种现实:这场骚乱是城市斗争进入新时期的一个反映。实际上,2008年的肯尼亚政治危机诚然有其独特的历史与社会因素,但与从底特律到马尼拉、从贝鲁特(Beirut)[1]到加拉加斯(Caracas)[2]、从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3]到格但斯克(Gdansk)[4]的城市动乱并无二致,它们皆发生在大移民的最后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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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城市精英们仍有能力在数十年中,将日渐增加的移民拒于经济与政治权利的大门之外。但在大规模的再分配与谋杀,如波尔波特(Pol Pot)阴暗的反城市体制之外,城市革命中出现了一股不可抗拒的民主潮流,并在继续引发世界政治的革命性变化。中央集权的专制政府最终被来自乡村的恐怖主义分子所把持,人民对经济资源与国际关系的应有权利被剥夺了。在极权主义体制下,即便是最底层的人群,一旦在城市安家,也将利用城市在密度、规模、协同与拓展方面的优势,建立他们自己的经济、财富、权力与政治联盟。他们反抗的强度与弹性往往会让当权者与大众传媒措手不及,因为后二者并不了解城市优势的特性。接下来数十年中,在那些迅速城市化的国家,如果没有适当的规划和管理来解放移民,城市革命将引发进一步的反叛,甚至是政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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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63年,殖民时代的《通行法》(Pass Laws)[5]仍将大部分肯尼亚人捆绑在乡村,而无法前往城市定居。在南非、津巴布韦以及其他非洲殖民国家,移民被鼓励到城市做临时工,但他们不能完全在城市扎根。他们住在被隔离的临时工房内,只能与家乡部族的人交往,不能有其他社会关系。随着殖民统治的结束,这一切并未完全改变。在肯尼亚,移民们已经可以在城市定居,可仍要承受所有可想象到的经济门槛与社会歧视。在内罗毕和基苏木这类城市,移民们已经成为当地人口的大多数,比起殖民时代,他们在城市的根基更为深厚,但大部分移民还是在部族与城市之间过着二元生活,为在城市中安身立命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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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通行法》废止以来,肯尼亚的城市人口已经增长了11倍。由于住房、正式就业与基础服务的缺乏,在官方的规划、政策与法律之外,移民们建立了非正式的劳动力、商务、产权和管理制度。2/3的内罗毕贫民窟居民依靠非正式的地下经济为生。其结果是,每个城市都有一个与之并存的地下秩序。在肯尼亚的城市化大道上,地下城市管理所扮演的角色,比政府正规统治还要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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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的肯尼亚贫民窟居民为不到24岁的年轻人。随着正式城市中统治精英的财富的增长,年轻的贫民窟城市的贫困问题在恶化。1992-1997年,内罗毕的贫困率翻了一番。这些状况势必会引起政治上的变化。在农村地区,由于密度、规模和拓展的缺乏,穷人们几乎没有机会打造一个经济与政治基地,他们无法通过农村与当权的统治精英分庭抗礼。然而,即便在城市的一个小角落,不管是殖民时代的工房还是后殖民时代的贫民窟,移民们都足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想方设法从城市港口、工厂和富人家里获得财富盈余,逐步形成他们自己的经济基础与组织力量,他们同仇敌忾。但由于缺乏将储蓄用于投资的渠道,他们只好将这些钱寄回位于乡村的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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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基本的城乡流动解释了肯尼亚最近这场骚乱的种族特征。在大多数国家,种族团结仍是强大的社会力量,它的产生甚至要先于文明。如果城市移民处于一个良性的阶段,那么城市将成为种族融合的场所。然而,在后殖民时代的肯尼亚,一场最大规模的种族冲突席卷了各大城市。它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政府规划的必然结果。来自不同种族的移民在内罗毕贫民窟并排居住着,但缺乏深入的融合,这是因为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上讲,移民们都没有真正获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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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尼亚占据主导地位的连锁移民形式是“分离移民”(split migration)。居住在乡村的家庭规模越大,移民导致家庭分离的可能性就越大,往往是一部分家庭成员在城里靠微薄的收入维持生存,其余主要成员则留守乡村。由于缺乏在城市拥有产权和稳定工作的途径,移民们只有将投给城市的资金最小化。90%的内罗毕贫民窟居民都是租客。移民们的目标是通过城市积累储蓄,用于乡村家庭的消费与投资。我们的调查发现,内罗毕贫民窟居民将他们20%的收入都寄回乡村老家,这些资金被用来买地或改善住房条件。这样,移民们的身份、关系和经济形式仍然是种族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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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库尤统治精英日益增加的土地投机行为,引爆了贫民窟种族关系的紧张态势。基库尤人通常是贫民窟的房东。面对态度激进的统治精英的高压,种族关系与血缘网络成为最有可能引发骚乱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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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目前的速度,到2015年,仅内罗毕就将新增多达30万的移民;到2030年,增量将达到200万。肯尼亚的其他城市也将出现类似的增长趋势。如果没有自上而下的城市投资与管理的转变来保障家庭产权与小企业发展,那么,即使没有自下而上的大革命,也一定会出现更为猛烈的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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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早期,已经有一半的美国人居住在城市,那是该国城市革命的巅峰期,造就了举世无双的美国大移民。当时,除了成百上千万迁往美国的欧洲人,还有数百万美国黑人,他们从混乱且残酷的南方,赶往北部和西部的工业化城市寻找机会。这段移民史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10-1940年、第二个阶段是1940-1970年,每一次都由战时迅速增加的企业劳动力需求所引爆。此外,还与连锁移民的基本逻辑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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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球各地的移民一样,美国黑人与城市的缘分,同样是从南部周边城市的季节性移民开始的。劳动力需求改变了这些移民的迁移策略,随后他们争相涌入战时北方的工厂,那里的机会更为诱人。在第二波移民潮结束前,已经有150万美国黑人来到北方的工业化城市。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移民进入尾声,那时美国黑人已经在北部、西部和南部的城市与更早的乡村地区之间,建立起深厚的经济与社会网络,从而使整个种族的身份、资源和交流渠道得到提升,并创造出一种新的民族文化与政治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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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特律,这座20世纪中期美国的主要制造业城市,其发展历史就是一部美国黑人为自身权利而战斗的历史,底特律的政治生态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10年到1930年,底特律的黑人数量增长了20倍。随着北方黑人的收入与谋生技巧的回流,那些留守南方的黑人也开始选择离开。这股迁往底特律的连锁移民浪潮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此时,底特律的黑人数量已经超过该城来自20个欧洲国家的移民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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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黑人移民受到了北方工业界的欢迎,因为那时欣欣向荣的金工与汽车制造产业急需大量低工资的劳动力,然而,他们还是受到底特律市民的暴力驱逐。来自欧洲的新老移民想方设法排斥黑人,以巩固其现有的城市优势。对欧洲人来说,此前他们取得这些优势也并不容易。白人移民通过五种策略巩固他们在底特律等北方城市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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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白人移民工会控制了底特律的劳动力市场;第二,通过掌控社区不动产与特定贸易领域,在小规模商业领域也占据了统治地位;第三,通过上述两种优势掌控当地政治,除了影响政策之外,白人们瓜分了福利与收入(税收、贿赂);第四,在经济优势的支撑下操纵了法律,他们还寻求对城市警力的控制,包括征用南方的黑人加入警察队伍;第五,有了上述条件后,白人还控制了底特律的地下市场,尤其是私酒买卖——那是一个实行禁酒令的时代。新来的有着奴隶或佃农背景的美国黑人,往往只能从事非工会范围的工作,处于极为不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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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黑人移民的到来,为了保护自身的城市优势,白人表现出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在黑人进入的头几十年里,底特律的各个白人社区组织了所谓的“社区发展联盟”,其“发展”的主要策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将黑人家庭驱逐出去。当那些拥有稳定生意或职位的黑人,成功在白人主导的社区里买房安家时,他们将遭遇白人的群体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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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界也排斥黑人成员。在工会运动期间,企业要派人到南方去招聘新的黑人劳动力。每当这些时候,当地对黑人的反对特别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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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底特律警方积极在南方招募具有种族偏见的警员。到20世纪20年代,底特律聚集了美国北部成员最多的三K党(Ku Klux Klan,KKK)[6]。据估计大概有3.5万人,平均每个底特律黑人家庭就有两名三K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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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收入微薄,黑人移民最初与新来的欧洲移民一道住在圣安东尼街区(St.Antonie Street District),靠近底特律市区东边。欧洲人可以自由地在各个街区工作、买房或做生意,这种经济上的优势从一开始就决定了黑人无法在移民社区中成为主导。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个街区被重新命名为“东城有色街”(East Side Colored Street)。随着越来越多黑人的涌入,该区向南部扩张,人口密度也在上升。这里狄更斯式的(Dickensian)贫民窟被嘲讽为黑洼(Black Bottom)[7]。黑人们在底特律的最底层苦苦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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