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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席卷全美的骚乱，发生在那些曾有黑人社区存在但随后被清洗的地区。然而，在暴动的几年内，城市社会学家马克斯·赫尔曼（Max Herman）写道，“小企业的所有权从白人手中转移到黑人手中。黑人居民搬到白人曾禁止他们进入的地区。黑人警察和消防队员越来越多。”这起暴力骚乱提供了一个“种族恐怖主义”的“成功”案例——赫尔曼如是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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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美国是一个稳定的发达国家，其城市革命的规模是如此巨大，政治组织乃至民权运动领导人都无法预料它的影响范围。1964年，暴乱从费城、纽约和罗切斯特（Rochester）开始；1965年，暴乱转移到洛杉矶；1996年，转移至旧金山、克里夫兰（Cleveland）和奥马哈（Omaha）；1967年，底特律、纽瓦克、巴尔的摩（Baltimore）出现暴乱；最终在1968年，暴乱又一次在纽约、华盛顿和芝加哥等地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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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市中心到市郊，针对白人居民区和企业的暴乱及后续斗争，导致了至今仍未得到解决的新危机。然而，对美国黑人而言，大移民史上最重要的一章宣告结束。不到几年，在数十个城市革命发源的城市，从民权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黑人领导人掌握了它们的政治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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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的失败发生在相对年轻的美国城市。在地球的另一端，有着500年专制历史的伊朗国王，被一场爆发于1978-1979年的城市革命所推翻，此举震惊了国王本人，更引起举世轰动。国王控制着伊朗的金融体系、石油生产和工厂。在美国政府的援助下，这名国王掌控了军队，并成立了一支残忍的秘密警察部队（SAVAK）[11]。野心勃勃的国王希望凭借专制力量将伊朗改造为现代化国家，但他的计划有一个重大的致命缺陷。国王计划将乡村地区的资源和人口送入城市。国王和他手下的官员天真地相信，这样便可以控制城市的生活与发展，从而控制乡村、工厂、油田、政府机构和高校。与充当指导的美国专家一样，国王及其属下未能理解城市生活最重要的本质——城市优势的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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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国王的军队越是加速将乡村城市化，国内反对力量就越是会为自己的革命性目标，而被迫利用城市优势。他们最强有力的优势是联合。在将街市（bazaar）上的传统商人打入冷宫，镇压城市里的激进学生、工会会员和保守教士，控制新的城市阶层——中产职业者和失地移民的崛起之后，国王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全部城市团体的集体倒戈所推翻。这些团体的联盟持续不到一年，但已经足以使国王狼狈地流亡国外，一蹶不振。在新联盟的形成过程中，也埋下了伊朗后革命时期冲突与危机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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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即是说，伊朗的这场群众革命引爆了整个中东的城市革命浪潮，但其主导者不过是一群激进的毛拉（mullah）[12]。与新闻记者和学者所坚持的不同，中东的暴乱和政治变革其实与伊斯兰教关系不大。它们还与这些地区失败的城市移民运动有关，往往是移民们无法忍受城市优势被控制而揭竿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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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革命联盟首先在街市上找到了成长土壤。这里的街市不只是市中心的市场所在地，它很早就是商人、小生产者、店主、放贷人、教士和乡村地主的交汇处，是城市优势下有形的商业与社会产物。伊朗街市使得革命联盟变得有效起来，不同的人进入不同的组合，它们有各自的规则、标准和形式；志同道合的人们合伙经营；大家庭的各种关系潜入商界；城市生活在此与乡村对接。街市既是商业文化的产物，又是精心设计的城市空间。街市是城市优势的体系，也是城市权力与财富的积累和分配场所。在伊朗革命爆发前的几十年中，国王的改革计划打击了街市，也打击了传统的乡村贸易与商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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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市的最小单位是商人本身，也就是所谓的“bazaari”。商人们并不是独立自主的，他们的势力取决于他们的经营状况，以及与当地教士的关系。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Kaplan）于1996年写道，当时的伊朗是“一个商人的世界”，街市与清真寺仍然依照传统紧挨在一起。伊朗商人和教士往往来自相同的家庭，而商人的利润很多时候也会用于教士的宗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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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中东研究专著《中东城市骚乱》（Urban Unrest in the Middle East）一书中，作者圭雷恩·诺伊艾克斯（Guilain Denoeux）所写的那样——“伊朗商人的自我容纳世界（self-contained world）”是底层民众社会活动的核心场所。“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伊朗街市仍是城市志愿组织、宗教团体、同业公会、体育馆、传统咖啡馆、茶馆和餐厅的主要所在地。街市还是传闻与信息的集散地，人们在那里彼此交流。单纯的亲缘关系被打破，社区团结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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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末代国王妄想打造一个现代化的中央集权社会，他伙同非街市商人的基督徒、巴哈教徒（Bahai）和犹太商人以及西方工业家，强制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向街市交易征税，以及遏制商人、教士和地主之间的金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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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商人与教士抵抗运动的兴起，草根教士出身的什叶派领袖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影响力日渐上升，此人并不满足于推翻国王专制。从1890年起，伊朗街市一直是政治抗争的中心。通过街市，教师、神学院学生和工人，组织了众多的游行、罢工和政治运动，街市还是他们筹集资金的渠道。在国王政府的高压下，人们利用街市发布斗争消息，但从未获得完全革命性的影响。商人与教士的历史性联盟无法使他们的力量持续发展，尤其是在国王秘密警察部队的镇压之下。这个联盟后来演化为三个新的组织，它们创造出新的革命联合，并且由于国王对城市现实的片面理解，它们得以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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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国王的现代化建设很快造就出三个新阶层：产业工人、技术或管理类的中产阶层以及大群穷困的城市移民。许多工人都不熟练，他们都是来自乡村的移民，他们试图寻找期待已久的权利与尊重——这种渴望在农民生涯中被长期压制。当20世纪50年代工会被剥夺合法权之后，这些移民转而进入地下联盟以及类似的政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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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1966-1976年，伊朗核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数目从41.6万人上升到150万人。他们也没有什么政治地位。国王早就颁布法令，禁止他们组织独立政党、非政府组织（NGO），禁止他们发行公开出版物，他们的联盟活动也被迫转到地下。但国王政府并没有注意到这个群体的蓬勃发展，也没有与之展开协商。就这样，高压专制迫使中产阶级与商人和教士联盟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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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想最终颠覆伊朗专制政权，还需要一场更大的变革。1962年，国王实施土地改革计划，引发了大规模的城市移民，造就了这场大变革。对国王而言，土地改革似乎是明智之举，他本人也对此寄予厚望。土地改革可以避免穷困乡村地区的共产主义暴动，可以带来机械化的大规模生产农业。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大批农业劳动力将得到解放，从而满足城市工业和基建项目的用工需求。此举还能帮助国王解决困扰已久的政治难题——许多传统的地主进入城市，成为街市商人或教士。就这样，通过削弱地主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国王的中央集权得到了加强。但这场改革将土地与农场全部交给了农民阶级。这群新地主成立了机械化的农场，并雇用他们的家人，从而迫使大量失去土地的阶层流向城市谋生。其结果是，伊朗社会出现了第三个权力被剥夺的阶层——城市移民，其数量在短短15年间增长了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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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75%～85%的城市移民背井离乡，希望到城里寻找收入更高的工作。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中的不少人被快速扩张的建筑行业的高薪招工宣传所打动。在革命风暴的中心城市德黑兰，截至革命前夜，其人口数量已经增加到400万。国王的土地改革制造了移民，但未能妥当地管理他们，因而招致了经济与政治的解放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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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移民来自不同的地区，有着各式各样的种族、宗派和语言背景。当他们在新的社区相邻居住时，并没有多少团结精神。有些群体甚至怀着历史性的排斥心理。他们一道居住在伊朗城市边缘，形成了一个庞大、密集且扁平的低收入社区，这使他们之间有了共同利益。突然之间，这些原本相互陌生的群体，感受到了普遍的贫穷，点燃了移民们对土地改革的愤怒情绪。他们对流离失所朝不保夕的生活深恶痛绝，最终揭竿起义。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次信贷紧缩拖累了建筑行业的发展，同时生活成本出现上涨，处境恶劣的移民很容易就加入了反对派。这些反对派在城市里“潜伏”，例如下层的宗教领导人通过当地清真寺和福利项目与穷人联系。最重要的是，活跃的消费合作社（consumer cooperative）将他们的援助之手伸向了移民社区，它们在革命的最后阶段及罢工期间为移民提供食品和燃料。为了应对革命形势的变化，这些合作社出台了一项新策略：伊斯兰政治团体向低收入移民提供住宿和工作，以最大限度地扩大革命的群众基础，这项策略迄今仍在中东被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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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一系列的经济举措，有着不同背景、需求、议程和政见的组织，联合成规模庞大的共同体，从而创造了真正革命性的影响力。原本孤掌难鸣的神学院学生、街市商人、高校学生和工会会员团结起来，聚合为规模达数十万之众的混合部队。此后，罢工工人和失业移民加入了他们的街头活动，游行队伍发展到上百万人。这是前所未有的，除了彼此相连、高效且蓬勃发展的城市，没有任何地方能使如此庞杂的人群结成政治联盟。革命联盟在伊朗全国遍地开花，在首都德黑兰更是达到高潮，这真令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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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的联盟成为引发整个中东政治改革的动力。从自身利益出发，精英统治阶层试图将中东地区的城市改造为世俗、现代和西化的中心，他们竭力争取经济和政治上的主导地位，以对抗商人、教士和地方豪强等传统势力，此举损害了新移民与中产阶级的利益。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期间，中东城市化进入高速发展期，但不同利益集团的争夺带来了城市管理的失败，继而导致革命组织的崛起。诺伊艾克斯写道，政府对可见的罢工、游行和骚乱采取了遏制措施，这反而促使“革命进入地下。在现有的体制下，存在着众多反对派用以组织城市革命力量和建立‘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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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新的“自治区”，革命运动以三种不同的形式在低收入社区扩展开来，其代表分别是发生在黎巴嫩的民兵运动、发生在开罗的分散的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运动，以及1994年成功在土耳其城市选举中获胜的穆斯林党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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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黎巴嫩，权力一直都由城里的豪强所把持。他们通过地区性的血缘、宗派和保护人网络建立了以区为单位的体制。豪强们对所在地区的服务和收益具备支配权，常常用它们与其他地区的豪强相互交换。“社会仅提供极少的公共服务，”德诺伊艾克斯这样写道，“地区民间组织应运而生，它们替代豪强履行了公共职能”，包括“分配水、清扫街道、提供照明以及社会治安”。此外，随着工业与全球贸易的发展，黎巴嫩新政治势力开始浮出水面，诸如工会和代表中产阶级的党派。这些自我保护的地区性组织主宰了黎巴嫩政坛，一直到1975年内战爆发。与伊朗街市一样，这些组织的运行不只是靠忠诚，还仰仗地区性的城市体系——它们割据一方，有自己的民兵武装，有提供征税、教育、卫生、商业、广播、电视乃至港口服务的官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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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农业机械化，以及发生在黎巴嫩东部和南部的与以色列的冲突，大批什叶派（Shiite）移民进入首都贝鲁特。在此期间，南部60%的人口都流入了城市，主要是贝鲁特。他们住在东部和南部市郊的贫民窟，这些地区后来因被称为“灾难带”而出名。旧有中心城市的豪强无法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贫民窟。两种社会政治运团体填补了这一真空，一是左倾的民兵、政治领袖及党派的联盟；另一个是以教士为基础的穆斯林组织，尤以当前的真主党（Hezbollah）最为人所知，他们得到了来自伊朗穆斯林共和国（Islamic Republic of Iran）的援助，后者为其提供活动资金和军事培训。从1975-1990年的15年间，这些民间武装为控制贝鲁特展开了斗争。虽然他们破坏了城市，并在城里建立了自己的战争基地，但他们向民众提供福利、教育和广播。举例来说，到2000年，真主党已经开办了20家医院，并建设了一个由商铺、加油站和建筑公司组成的经济体系。他们修筑了新的基础设施，包括真主党人独有的光纤网络。2008年黎巴嫩政府试图攻入他们的网络，最终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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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区域基础经济的直接控制，这些民间武装力量发展壮大起来，并形成了准军事化的政治联盟。在1998年的选举当中，真主党在市政府赢得了大多数席位。黎巴嫩国内的民间武装纷纷与叙利亚和伊朗结盟，并且获得了西方犹太人组织的“慷慨相助”。这些组织在流离失所的移民社区根基深厚，它们籍此获得了影响全球城市体系的能力——挑起国际性的战争，从事贩毒和走私交易，并在三十多年中影响着全球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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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尽管有统一的中央政府，但类似的低收入地区的非正式自治也是既定事实。正如中东问题专家阿瑟夫·贝雅特（Asef Bayat）阐释的那样，穷困潦倒的移民、努力挣扎的年轻中产职业者、激进的穆斯林分子和慈善组织发展起一套“实用的政治机制”——他们相互帮助，各取所需。被政府取缔的政治组织向穷人提供福利服务，从而换取他们的支持，以隐藏自身。被法律禁止且遭到暴力镇压的穆斯林激进组织，在政府治理糟糕的低收入地区取得了合法性，他们不仅在物质上努力提供服务，还在意识形态上与其他慈善团体、志愿组织和专业机构达成了共识。它们的活动范围都是在非正式的移民地区，它们的学校和诊所的服务水平超过了政府正规机构。而且，它们的诊所、住房和灾后救援都是合法的。它们还与具备政治影响力的专业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后者派出年轻的专家驻扎在这些区域，向人们提供健康保障、资金和培训。就这样，在低收入地区，出没着各种不同的组织，它们追逐各自的利益，并且互不侵犯。1950-2000年，埃及城市人口占比从32%上升到57%，新增2200万人，由移民构成的低收入地区迅速增加。在自治区的规模、密度和协同作用下，这些移民居住区时不时成为警察暴力搜捕的场所；与此同时，政府投入大量社会建设资金，以防止革命力量的突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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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来自草根城市移民的选票改变了土耳其政局，伊斯兰的繁荣党（Islamic Welfare Party）赢得了安卡拉和伊斯兰堡等多个城市的选举，这一结果令原有的政治势力倍感震惊。与黎巴嫩和埃及相似，非正式的伊斯兰社会福利团体向移民提供的医疗与教育服务深得人心，为他们在政坛上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1996年的选举当中，福利党一举夺得了总理席位，随后在1997年被军队赶下台，并于次年被取缔。然而不久该党领导人卷土重来，重组为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13]，并在2002年变身为执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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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巩固城市根据地，土耳其的伊斯兰组织将它们的城市优势与政治运动推向国际，获得了欧美犹太人的广泛支持。举例来说，繁荣党的创始元老们直接发起了或许是西欧最大的一场伊斯兰运动——“族群视点”（Community View），他们在德国成立了300多家清真寺，并宣称在12个欧洲国家拥有8.7万名成员。福利党的网站还声称，其运营着1833个服务点，向妇女和年轻人提供援助，并向大众提供体育和教育服务。“族群视点”后来被德国安全机构列入“威胁”范围，并成为荷兰反移民与金融论战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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