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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有消息称，穆斯林兄弟会很早就听过有一个名为“德国伊斯兰协会”（Islamic Society of Germany）的组织在欧洲扎根。这个组织被认为在德国30个城市成立了活动中心，并赞助了那里的许多青年和学生组织。据《中东季刊》（Middle East Quarterly）透露，该协会还与大量激进主义的伊斯兰企业建立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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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东城市边缘地区的发展与扩张，草根团体、政党、民间武装乃至政府等，包括1990年阿尔及利亚革命和巴勒斯坦哈马斯（Hamas）的崛起，数十年来都是全球新闻的焦点。与MS-13帮和班加罗尔的软件外包产业一样，它们对国际世界影响深远，正是城市革命伟力之体现。待到全球其他地区知晓它们的名目之时，这场城市运动已经改变了这些地区最终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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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黎巴嫩首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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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委内瑞拉首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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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南非第一大城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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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波兰港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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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规定必须要带通行证的法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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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国最悠久、最庞大的恐怖主义组织。Ku和Klux来源于希腊文KuKloo，意为集会。Klan是种族。因三个字头都是K，故称三K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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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意为“黑人聚居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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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整个西方世界家喻户晓的爵士乐宗师。他对整个黑人社会、整个西方音乐史甚至整个美国历史影响深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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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爵士三女伶之一的急智歌后，被誉为“爵士第一夫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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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钢琴家，同时也是著名大乐队领班，经他培养的爵士英才更是层出不穷。——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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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伊朗在1957-1979年间的秘密情报机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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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伊斯兰教徒对精通伊斯兰神学的穆斯林的敬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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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即“正发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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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变：城市如何改变世界 05 终结专制，无法抑制的城市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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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和伊朗的城市革命吸引全球目光并改变这些地区之后，在菲律宾马尼拉的人民权力运动将独裁者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赶下台之后，同样的城市革命在南非也上演了。然而，1989年，由发生在中欧的一系列城市革命最终导致苏联走向解体，让人感到意外。这场革命最早从波兰的城市发端，地下组织团结工会拉开了“剧变”的大幕，并最终大获全胜。几个月后，柏林市民推倒了柏林墙，将墙砖拿回家作纪念品。当剧变蔓延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时，世人大跌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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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整整数代人都笼罩在苏联的权威与高压的阴影下。但不到一年，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只有2001年的“9·11”事件与2004年印度洋海啸，才再度引起全球范围内如此大的震动。然而，事到如今，人类仍未注意到苏联崩溃所蕴涵的独特的城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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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崩溃的前兆已然显现。不管是谁，只要你在20世纪80年代末与苏联的城市管理者有过接触，你一定会确信他们已病入膏肓；如果你去拜访工厂或文化团体，或者在便衣克格勃（KGB）[1]特工的带领下去见那些对现实不满的音乐家、艺术家、学者和科学家，你都会清晰地感受到，苏联大势已去。由众多极小的自治区组成的地下社会，已经在那些城市根深蒂固。在各个城市，心怀不满的市民组成了非正式团体，这些团体之间相互合作，最终将组织网络拓展到整个中东欧。当然，它们得到了来自西方的所谓兄弟城市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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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解体，乃是其中央计划模式的必然结果。政府警察试图打击每一个反抗组织，检查每一封信，记录每一场谈话，然而，就在这时，不受控制的城市生活及其强有力的协同效应，正在对体制形成包围。专制无孔不入，从审查电话、小册子，到监控人们与同事、邻居乃至配偶的聊天；另一方面，从联合会议到局部骚动，再到草根阶层忍无可忍的抗议计划，最终，城市间的云集响应使专制者的努力成为笑柄。为了在体制下生存，大部分人选择了合作，但他们早已身在曹营心在汉。当人们结束五一大游行回到家时，他们开始重新探索体制的边界，一切都在松动中，非官方的社会生活与政治思想越来越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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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工作关系，我得以经常与苏联的城市居民联系，那时我在研究非正式沟通的可能性，即在两国政府之外，为美苏两国的人民建立关系，我时不时与苏联的环保专家、受排挤的专业人士、遭到关押的民族主义者和持不同政见者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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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意识的影响下，当时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大家一致认为，权力应当由中央政府掌控，而城市生活仅仅是中央主宰市政事务的平台。从许多方面讲，正是这种意识形态，让中东的现代君主们迷失了双眼，并且使美国内陆的城市更新规划师误入歧途——他们妄想改变城市革命造就的社会政治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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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当我第一次在苏联启动城市对城市的合作计划时，走到哪里都是此起彼伏的反对声浪——客厅、咖啡馆、工作场所、高校和教堂。所有人都竭力表达他们的抵制态度。抵达莫斯科后，我一如既往地去拜访一名曾经显赫一时的音乐家。由于言论闯祸，她在艺术界的地位一落千丈，在经济上亦甚为窘迫。她每一次都会利用我到访的时机，公然要求恢复自由。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她位于莫斯科郊外的公寓里，经过这些年她已经能很从容地与像我这样的在克格勃监控下住在苏联国际旅行社（Intourist）的外宾交流。每次我们到来，她都会拿出一篮子的肉食招待我们。在当时的苏联这是很奢侈的，因为肉类十分短缺。但她总说，“什么也不能阻挡我享受更好的生活。”接下来，她还会公开接受我们赠送的网球。在苏联的其他大城市里，被剥夺移民资格的居民会请我们吃饭，并带我们到处闲逛。跟我们见面的苏联环保专家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的实验室，用于检测国营工厂排放的污染物。多年后，我们带去了他们所需要的设备。城里的人们已经大胆建立起无形的自治区，以抓住全球城市革命下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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