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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只是冷战年代草根阶层力图重建城市秩序、恢复城市间联系的一个缩影。总而言之，我们公然越过了威权的界线，并将其称为“城市外交”（city diplomacy）。在20世纪80年代，各地政府宣扬通过激进的地方法律实现独立，包括“姐妹城市”、“同盟城市”、团结运动、核心自由区等“地方外交政策”，非政府组织也因此首次获得政治地位，并在随后的90年代蓬勃发展起来。美国对冷战的抵制态度，在中东欧国家以及苏联深入人心。这一切均是历史学家帕德里克·肯尼（Padraic Kenney）所言的“革命的盛宴”——高涨的反抗激情与城市革命的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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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是历史的见证者。20世纪80年代，在民间运动遭到军事镇压后，身在波兰读书的肯尼开始思考中欧的现实，他发现的不是坚如磐石的极权主义体制，而是一个公开游行、政府失控的社会。他的《革命的盛宴》（A Carnival of Revolution）一书描述了从地下的不满到公然激进抵制的转变。这种新的公开的激进主义，采取的是正面冲突较少的方式，如街头庆祝会、游行、摇滚音乐会、诗歌朗诵会、艺术演出、职业交流、社会援助委员会与合法的援助基金等，它们与西方国家的和平运动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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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各种民间活动在中欧各国城市全线铺开，如病毒般蔓延。根据肯尼的描绘，这场革命的主角并不是工会主义者或持不同政见者，而是“激进的环保主义者、嬉皮士、表演艺术家与和平主义者”，他们的活动异彩纷呈。肯尼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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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之间相互吸引，只要有可能，他们会不顾边境守卫或卡夫卡式的护照管制，拜访其他运动组织。这种互动是狂欢事件的核心特征……在主要城市中，抗议贯穿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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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些现象都是合理的。中东欧的体制从一开始就背负着改变战前各国落后状况的使命。尽管这些体制缺乏效率，但却带来了城市的飞速发展，以及当权者无法掌控的城市社会组织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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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拥有全部的城市土地、金融和产业，社会体制能够以很快的速度，仿照西欧社会建立起城市文明。在35年间，波兰得以从一个60%的人口直接靠农业为生的国家，变成1965年一半人口居住在城市的工业国。1985年，革命的前夜，城市已经在波兰的经济与文化中占据主导，大约有60%的人口为城市居民。类似的，匈牙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仍是一个农业国家，贵族阶层居于统治地位，犹太人成为城市精英，仅能维持生存的广大农民举行示威，要求进行土地改革并打压犹太人。1947年，一场大规模的针对农村与城市社会的改造兴起。此举也引发了意想不到的城市社会流动与融合。农场集体化与强制工业化创造了城市移民，原先的地方农民加入到工会与专家的队伍中。总体而言，中东欧国家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从1950年到1985年，城市人口占比从61%上升到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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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内部，还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变化，原本互不相干的村庄、地区和阶层被打造为新的城市组织——正式的政党组织、联盟、文化与学生团体、住房与车间委员会。所有这些组织都有自身的管理、服从与控制机制。在适当的时候，他们将拥有忠实信徒，并在城市就业、晋升、住房与文化的机会方面享有一定特权。尤其是不断发展壮大的占人口大多数的产业工人与自由思想的专家，通过体制内的官方协会，他们越来越丧失了对新城市秩序下社会福利的所有权——但别忘了他们具有利用城市优势达成自身创业目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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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社会被改造为城市群与城市网络，体制面对权贵精英的崛起开始力不从心，领导阶层对社会自组织的潜能也在失去控制。密度与规模使得体制无法掌控组织的联合。被边缘化的占大多数的城市居民终将联合起来，确保他们自己的城市优势，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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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免于被驱逐、流放、拘禁甚至是遇到更坏的结果，一些低调的联盟在体制范围内为改变而努力。其他组织则在交际、会议与日常工作之余，建立起独立的非正式体系。随着安全部门对这些组织的镇压，许多人遭到惩罚或被流放，残存的力量转入地下，并形成了非正式的联盟、报纸以及由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诸如波兰的劳工保护委员会（Worker’s Defense Committee）、前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运动（Charter 77）[2]。当体制对这些组织进行分割、打击和控制时，新的抵抗网络随之诞生。体制无法理解的是，唯一能制止人们联合的，只有将大量人口送出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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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越是试图控制城市人口，人们在试错过程中形成的自治区域就越是宽广，并且免遭体制干涉。即便在体制内，城市社会的各个方面，经济与就业、警察与法庭、电话线、社区公寓、工作、医生、特许部门、护照和监狱——都被用来阻遏人们的自由，但仍然无力回天。控制城市与城市本性是相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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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的反应逐渐从严厉和悲惨走向滑稽与可怜。对行政体系的各个等级而言，且不说残酷镇压，体制具有惊人的渗透性，是因为此时社会组织网络已经如脱缰之马，无法被控制住。1984年，我曾给苏联的多个城市的市长写信。但在当时，美国城市与苏联城市的任何联系都是非法的，美国在1979年终止了两国间的所有文化交流。所以直接联系在铁幕（Iron Curtain）[3]两侧都是被严令禁止的。我的信件设法抵达了爱沙尼亚、立陶宛、哈萨克斯坦与亚美尼亚，在发往俄罗斯的信件中，仅有一封成功了，接收城市是杜布纳（Dubna）——苏联境内最安全最少限制的核研究中心。几个月后，我收到了回信，那些市长要求与我们建立正式关系，并且无须莫斯科当局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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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流亡者和保守的学者们认为我们很天真。所有这些回应都会被莫斯科清洗殆尽，他们如是说。回信来得这么快，充分说明了苏联中央集权体制的高效，因此我们应当守口如瓶，不能轻举妄动。苏联人可能在利用我们，他们警告称。然而，历史表明，世界已经变了：冷战双方城市之间以及铁幕两侧的合作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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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商与政治访问之后，正式交流水到渠成。我们合作的第一个尝试是要求对方豁免被剥夺移民权的犹太家庭，他们是我们第一次造访苏联时遇到的，这也成为确立双方关系的条件。这是对我们合作自主性的首次考验。几个月后，那些犹太人顺利返回以色列。我们之间的活动全部是公开的。我们并没有独立的诸如互联网这样的交流机制。所有这一切都是由美苏两国的智囊机构在操作。而且，我们还帮助苏联的环境学家发起独立的调查，矛头直指苏联体制内的污染企业。犹太人团体借助姐妹城市，与国外的民族主义者和宗教人员建立联系。这些举动并没有多少革命性，但每一次反抗都在突破自治联盟的极限。通过这种方式，中东欧的革命在不断的突破中最终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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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人来讲，使之由积极尝试的激进分子走向公开反抗的，是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能事故，还有1988年12月的亚美尼亚地震。这场地震夺去了2.5万个生命，并使近50万人无家可归。天灾人祸让人们痛定思痛，他们感到自己并没有太多可失去的东西了。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出现在城市中，公民们要求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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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主张的细节难以一一道尽。在中欧，每个城市都有一个代表民众发言的草根团体。波兰人举行艺术表演，为被拘禁的抗议者组织起声援委员会，他们还发起宗教复兴和禁酒活动。波兰人成立了学生俱乐部、社会救济团体和退休人员协会。在东德，人们组织和平研讨会，并在教堂举行集体祈祷。在捷克斯洛伐克，人们秘密进行礼拜活动，并组织朋克音乐会和学术讨论会，还成立了一个反对建设河坝的团体。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环保团体在社会主义国家遍地开花。在体制面前，这些团体显得微小、分散并且离心，但在不同自治区的庇佑下，它们可实现同步行动，从而汇聚起强大的抵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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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的每个隐蔽角落，都有各式各样的组织在那里活动，它们努力揭发体制的问题。尽管不存在团结一致的社会运动，但它们是一个难以驾驭的“自由动议网络”（Network of Free Initiatives）——一个捷克的组织这样概括自身。对讲求整齐划一和官僚掌控的体制而言，这种现象是令人困惑的。对官员们而言，这种情形比公然反抗更接近无政府状态，而这正是关键之所在。以地下音乐为例，肯尼写道，“其本身并不是一种反抗形式”，政府能够在适当时候采取适当手段制止它。但它“是一种氛围，人们可以发现反抗以及反抗的源头……任何独立的活动，不管它与政治关系有多大，都能削弱体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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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擦边球”的试验让人们渐渐读懂了反抗“地图”，自治空间与可行的联合形式变得清晰起来。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些手执“地图”的团体重组为更加开放和尖锐的反对力量，例如捷克斯洛伐克的请愿运动以及布拉格“和平联盟”（Peace Association）的形成。在匈牙利，反对党派在各个城市中纷纷涌现。在波兰，军队中的反对分子掀起运动，填补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团结工会遭到镇压后的政治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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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的运动演化为和平与人权组织——“自由与和平”（Freedom and Peace），并且开始与西欧和其他东欧的组织积极互动起来。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反抗网络一直在稳步拓展，最后变成横跨几大洲的运动。地方反对联盟四处游走，传达民族主义诉求；活跃在国境线上的组织将来自地方的反对声浪继续传播，最终引起了来自西方的和平与人权组织的呼应，并获得西方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的支持。1987年，波兰自由与和平组织在东欧发起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欧洲和平会议。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勇敢的人们在试错的反抗狂欢与活动中的蜕变。接着在1988年，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接踵而至。各地草根阶层联合行动起来，发挥了无穷的威力，远非单个不同的小规模运动所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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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美国大移民中黑人的联合那样，几乎没有人预见到中欧城市间联合的力量。同样相似的是，与20世纪60年代美国城市的黑人骚乱一样，中欧革命进入到最终阶段，乃是由政府对众多自治区的盲目镇压以及对民众内在情绪的误判引起的。在波兰，发生在克拉科夫（Krakow）的罢工引爆了革命。在斯洛文尼亚，对新闻记者的审判引爆了革命。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运行都是在探索城市自治空间的极限。此时，在这些事件面前，人们首次发现他们是彼此相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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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数十年的低效投资与带补贴的生产和消费之后，很多国家普遍出现经济危机，这是1989年中东欧剧变的前提。实际上，它们的经济很早就迈入了步履蹒跚的停滞阶段。1989年事件的发生还需要另一个不为政府所觉察的因素。当然，导致苏联阵营突然垮台的，也并非戈尔巴乔夫这类新型政治领导人的崛起，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4]的咄咄逼人，抑或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密谋。至于戈尔巴乔夫所鼓吹的“开放性”，也并非他成为苏共总书记之后才有的，在此之前就已存在于中欧的一些城市。草根阶层的开放运动在不知不觉中引发了体制的变革。戈尔巴乔夫大胆地将苏联新现实告知了党内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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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仅有激昂的工会主义分子与和平主义者的众志成城，也不足以带来这场革命性的剧变。其实，投身运动的草根阶层也未能料到后来的革命成就。革命爆发，进而集中在当地城市，并持续下来。乡村居民始终保持较为积极的态度，因为他们本来就对城市抱有无法扑灭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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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裁与极权的体制下，没有诸如互联网这样的信息或通信技术，革命的可能性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城市网络效率的根本逻辑——我称之为“协同效应”。人们之间协同的方式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传统、社会惯例以及人们见面与协作的动力。文化、风俗与个性是决定协同方式的核心要素。但从根本上讲，协同的可能性，取决于拥有不同动机、利益、知识和硬件的人们的效率。这种协同的成效可用简单的算术题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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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有5个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面包，但没有人完全明白该怎么制作面包。让我们假设面包的加工需要20个环节，但每个人都只懂其中的4个环节。所以他们必须采取面对面的交流，互相学习各自的加工步骤，才有可能生产出面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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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面包制作就是我们待解的问题，让我们估量一下密度在问题解决过程中的作用。假设每个面包师的住处相隔1公里，但由于时间限制，他们每天的位移只有0.5公里。而且他们每天晚上都得回家，因为只有家里才具备生产条件。与正常人一样，他们的生活中也有时间和联系能力的限制。不管他们遇到一个多么热心的面包师，每次都只能从他那里学到一个步骤。在最乐观的情形下，他们每天都移动0.5公里，然后在中间相遇，每个人每天就能学到4个面包制作步骤。因此，在第四天晚上，每个人回到家之后，都将能生产出自己的面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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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实生活从来就没有这么简单，尤其是在高压体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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