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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中欧的城市化带来了城市间商业与行政设施的改善，这也为行动主义网络在城市间的拓展创造了条件。一旦扩大到城市联盟成立，反抗将变得无所不在。游行示威从诺瓦胡塔迅速蔓延到其他城市，在数小时内便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那些多年来面对体制惰性孤军奋战的人们，将发现组织摩擦变得更少了，原先需要大费周章才能做到的事情现在唾手可得，例如要想聚集一群异议分子去游行，只要稍加呼吁就应者云集。狂欢中的行动分子第一次感觉到真实革命的降临。当他们觉察到这一点时，革命之火已经势不可挡地遍地燃烧起来。就在一夜间，原本态度暧昧的反抗者旋即加入革命的洪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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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律宾从美国军事控制向赞助政党的转型过程中，来自农村的商业精英占据了主导地位。奉行军事独裁的费迪南德·马科斯没能认识到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1950-1985年上升了3倍）绝不仅仅是就业、住房和道路的数据变化，而是改变社会之根本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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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马尼拉的几百个小团体（单个规模不过数百人）组织起来对抗马科斯的专政。他们的自治区域是小型的非正式网络：一个典型的小团体仅仅是由志同道合的职业者、低收入者或失业者组成的个人网络。它们相互交流协作，最后走向合并。他们很快就学会了城市革命的斗争技巧，接着在1986年导演了人民权力（People Power）运动，马科斯被赶下台，菲律宾的专制时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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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情形就不大一样了。白人政府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当他们试图独占城市时，实际上已经曲解了城市优势。其隔离政策的主要途径是将黑人从城市赶到乡村。但与此同时，政府又不得不招募大量黑人从事矿业、建筑等工业，补充城市劳动力。随着时间的推进，大规模的由工房或窝棚组成的镇区出现在城市边缘，这在无意间为城市联合创造了无可阻遏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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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高度管理化的殖民地，来自不同部落有着各自背景的人们求同存异，建立起共同的语言、立场、目标和组织，最终创造出统一的民族身份。协同效率使黑人们以政府无法完全控制的方式，通过学校、教堂、工厂和秘密党派壮大抵抗组织或行动联盟。当抵抗运动领导人遭遇追捕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会流亡国外，进而在非洲、欧洲、苏联、美国和加拿大的城市中扩大影响。将年轻领导人送到国外城市读大学成为一项长期策略，此举既能为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带来了资金和援助，同时又能向外国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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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城市革命的权力与政治的分析。城市革命往往从被排斥的种族群体聚居区开始，但有时也会由城市中产阶级发起——当他们在政治与经济上都被边缘化时。以更近的由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领导的玻利瓦尔革命（Bolivarian Revolution）为例，其支持者正是加拉加斯（Caracas）、马拉开波（Maracaibo）、瓦伦西亚（Valencia）等城市里长期被歧视的居民们。然而，在城市移民的支持下，尽管查韦斯政权控制了中央政府、军队和石油生产，但仍面临着城市反革命的威胁。如果查韦斯及其继任者不能使委内瑞拉的城市为中产阶级、产业工人、工会以及日益强大的移民们带来机会，那么，不管有没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干涉，未来一定会爆发新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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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兴的全球城市体系中，争夺城市优势的手段有许多种，但内在的权力与合法性的逻辑是不变的。当城市中一个较大群体试图使城市发展与自身利益协调一致的行动失败时，革命将不可避免。城市优势是一种面向城市所有群体的、灵活的开源公共产品。它能被占有或改变，其利用方式有无数种。任何试图操纵城市优势的行为，都反映出对城市的规则与精神的根本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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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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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七七宪章是捷克斯洛伐克反体制运动的象征性文件，在1977年公布。主要内容是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遵守赫尔辛基协约中的人权条款、公民权和人权尊严。——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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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铁幕指的是冷战时期将欧洲分为两个受不同政治影响区域的界线。当时，东欧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而西欧则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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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简称北约组织或北约，一个为实现防卫协作而建立的国际组织，成立于1949年，与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国成员相对立。冷战结束后继续存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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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变：城市如何改变世界 06 谁在创造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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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如果有将近100万名穷人来到你的城市，并且在某个街区聚居起来。或许是一场罕见的农业歉收逼迫他们背井离乡；或许他们来自某个地区的社会底层，在那里，控制城市优势的特权阶层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打压；或许他们只接受了极少的教育，他们仅有的谋生手段都是世代遗传下来的：放羊、制陶、经商、清洁、放贷、金工、缝纫和木工。现在，他们初到你的城市，根基未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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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不闻不问，不给他们合法身份，也不给财政投入，同时不采取容易引发反抗的拆迁措施，让这100万移民在三四十年里自生自灭，将会发生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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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可能认为，这些移民将会建造出一个拥挤的贫民窟，环境肮脏。他们可能会遭遇商人、雇主和政客的剥削。这个贫民窟会有流血犯罪、吸毒和流行病。他们将对城市生活毫无建树。同时，在政府的帮助下，移民们会返回故乡，这对他们以及这座城市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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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前，印度孟买率先开展了这场试验。首先是来自泰米尔纳德邦的穆斯林商人，随后是控制了孟买皮革贸易的古吉拉特邦的穆斯林，他们接连涌入孟买北部边缘的沼泽地。该地位于屠宰场和中心市场之间。这些外来商人们觉察到了商机：由于靠近（密度）有稳定动物皮供给的屠宰场，可进入对皮制品需求不断上升的中心市场（规模），再加上自身的商业技能（协同），他们将创造一个新的皮革制造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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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联合传统的塔米尔商人，开始从家乡招募低种姓的印度教与穆斯林工人，使他们加入新的制革厂。工人们居住的棚屋位于孟买垃圾场附近的沼泽地，为了应对每年都会来临的洪水，他们渐渐将那片沼泽填充为坚实的土地。商人们的大胆投资，以及工人们的辛勤劳动，使孟买市郊的沼泽地变成全球最知名的移民城——达拉维（Dharavi）。如今，这里成为孟买最具价值、争夺最激烈的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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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由于出差我曾多次造访孟买，我一方面正二八经地在正规办公室和酒店开会，另一方面则探访达拉维的非正式经济生活。达拉维的崛起是没有先例的，也没有外国资本、政府管制或投资计划，它是我们理解城市优势的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1]。在达拉维，城市建构的基础逻辑是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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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年轻的居住区，达拉维最早是一片合法的被抛弃之地，没有任何的政府投资，也从未被列入市政规划。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即世界城市革命的巅峰期，南迁的渔民、制革工人、纺织工人、流浪的手工业者以及贫民大量涌入，使达拉维从一个独特的乡村模样的移民区变成疾病横行、犯罪丛生的贫民窟。接着，在1985-2000年，凭借自身的力量，这片超级贫民窟成为一个大规模的、全球化的工业经济体。此间，政府偶尔给过达拉维很少的一些投资。现在，在拜访达拉维的过程中，我们见到了那些出口导向型公司的经理——这些公司通常是他们的父辈们白手起家创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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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一“上升”（upliftment）[2]进程仍在继续。阿鲁姆的父亲，一名砖厂工人，来自距马杜赖将近1600公里之遥的乡村，他第一个向我讲述孟买移民工人面临的机遇。“那些小伙子来自孟买，他们说那里有良好的气候和工作机会。”那是炎热的一天，他在工地上如是说。“所以每次有人跟他们过去都能找到工作。”在达拉维，总有这样远赴而来寻找新生活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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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印度之旅中，我的同事普瑞玛·葛佩兰（Prema Gopalan）带我去到移民工人宿舍，或庞伽房（Pongal）[3]——数十名泰米尔移民住在一起，里面有厨房、粮食和洗涤区。当他们结束孟买的合同工生涯时，就会从这里离开，返回遥远的家乡。普瑞玛还是印度著名非政府组织SPARC的创始人，这一组织是20世纪80年代达拉维第一家真正的人口调查机构。对我而言，达拉维是一个拥挤混乱的大杂烩。但拥有深入调查经验与本土知识的普瑞玛则不同，他能辨别出达拉维的各个种族、种姓和职业区域，并对当地的发展历程有着清晰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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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在场的几名泰米尔工人聊了起来。两位年轻的小伙子正在捆绑行李，他们将踏上长达数天的火车之旅，回家过开斋节。他们用阿萨杜拉·鲁本纳（Assadulah Rubena）预支的部分工资购买了高压锅与煤气灯，后者就坐在我们对面。1991年，刚过20岁的鲁本纳来到达拉维，他是受到作为老移民的兄长的激励。鲁本纳每月都会将一半工资寄回泰米尔纳德邦的家乡，这些钱大概是马杜赖那些每月制造6万块砖的工人的月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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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鲁本纳旁边的是印那亚特·阿拉（Inayat Allah），他的家乡与达拉维渊源颇深，那里的人们是最早迁移到达拉维制革厂务工的移民。迁到孟买后，他发现了来自海外的赚钱机会，那就是到沙特去务农和当厨师。从沙特回来后，他开始自己做起招工生意。现在，他每年都会回几次家乡，从那里招募劳动力到波斯湾务工。在乡民们看来，到海外打工是一项投资方案。年轻移民往往不得不向家人和邻居借1500美元左右的资金（比他们所在家庭的年收入还要多），用来支付签证、旅行和中介等费用。接着，根据他们签订的两年期合同，他们每天都要工作12小时，没有休息日，每月可挣到125～200美元的工资，这要高于在家乡的劳动所得。而且在国外的一切生活开支都是免费的。他们通过日益扩大的全球移民汇款体系汇出的钱，成为家里最主要的资本积累与投资渠道。如今，印那亚特·阿拉每向孟买的旅行社介绍一名出国务工的工人，就能获得75美元的佣金。在签证和劳动合同解决之前，工人们会待在达拉维旅馆；当他们从海外归来后，则会继续留在这座移民城寻找其他商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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