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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体系的发展往往是有机的，而非专家规划或商业投资所能决定的。它们的设计是社区居民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试错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人们为了实现某个战略目标，最大化地利用城市的密度、规模、协同及其延伸。因此，城市体系很难标准化，也不可能是成片开发或规划区的产物（全球城市目前的突飞猛进正源于此）。然而，我们似乎懂得复制的逻辑，诸如文化的遗传机制。城市体系一旦被破解，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以特定方式重复创造。今天全球的社区建设往往是将贫民窟变成移民城，将办公楼群变成多功能的中心商务区，甚至将单一文化的郊区改造为多元化的居民区。只要我们能够提供机会，他们就会取得成功。建筑师、工程师、规划师和开发商缺一不可，他们不能单方面对城市体系做出调整。如果有相应的资源，专家团和企业就能建造一座新城，但他们无法造出城市体系。城市体系生来就是为居民生活服务的，人们通过这种高效的系统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在一个城市化的世界里，城市体系是最强大的获取战略利益的方式，因为它是社区的产物，无论贫穷或富有，人们都能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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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建筑和城市体系有着显著差异，这是因为它们分别由不同的用户设计和建造。然而，当今世界最新城市景观的建设方式与上述二者相差甚远：大型居民区、购物中心和办公园区往往面向全部人群。全球最畅销的企业战略大师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曾劝诫商界，携手消费者“共同创造”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是至关重要的。但目前以政府和企业为主导的城市规划严重缺乏对居民的重视。这两种主要的城市建设方式具有一致性和相互替代性，它们可引发快速且大规模的造城运动，但无法将城市规划转化为城市社区。它们能够提供办公室，但无法形成经济共同体，更不可能带来归属感。它们可以建造公用办公桌，可以带来职业人群与贫穷移民的增加，但仍不能建立起密度、规模和联合，从而无法为城市生活提供稳定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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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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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建设方式是城市模式，它为自身的不同目的而设计。城市模式是城市的组成单元，就跟购物中心和市郊居民区一样。作为一种建筑产品，它实现了标准化和成本最优化。城市模式是城市规划师、工程师、建筑师、金融家和不动产开发商共同劳动的成果。通过紧密的设计和盈利计划，城市模式可被复制到特定的地区或社区。他们不是为了未来的房客和住户盖的，而是为了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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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城市模式利用了城市化的历史传统，例如美国20世纪上半叶的城市郊区，它们既有乡村特色，同时又像印度的马哈拉社区。它们往往被设计为多功能的社区，并支撑社区的稳定发展。今天的工业化城市几乎都摒弃了这些传统。当今城市的划分更多是一种经济上的考虑，城市被分成一个个的住宅区、商业区和工业区，同时这也是城市空间日益拥挤的产物。在此过程中，它们用购物中心取代了传统的市区零售体系，用住宅区取代了社区体系，用办公园区取代了研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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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这些区域称为“城市模式”，因为它们不仅是一大群建筑的空间配置计划，同时作为一个新的标准化的城市单元，它们还代表着一种商业模式。城市的模式化是强有力的实践，因为它将城市的空间设计与商业模式结合在一起，包括财务、风险管理、劳务合同、知识产权管理、物流、项目管理和市场营销——不仅可以复制，还能使城市发展得更快，更为标准化，更容易实现规模化。城市模式试图达成两方面的目标：一是让建筑商满意，他们希望通过工程追逐利润；其二是让政府机关满意，他们追求的是城市在监管范围内的快速发展（通常主要是指当地税收的增加）。每一种城市模式均包含着相应的规划、基础设施和技术，它们不仅要能满足功能需求，还要能吸引到足够的消费者或用户。就像快餐一样，城市模式可以为个体带来便利以及可预见的有限选择，但从长远来看，无法有效促进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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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总体规划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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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城市建设方式是总体规划。尽管总体规划既包括特定建筑，也包括城市模式，但主要区别在于，这种规划是为了创造一个特定目的区域（诸如政府行政中心或大学城），以反映出建造者（他们往往不是现有的居民或用户）的独特愿景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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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城市总体规划要求政府拥有足够的中央集权，并且能够在一个相当大的区域中调配资源。在这样一个市场导向的世界里，总体规划变得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更功利、更淡化政治色彩的城市模式。不过，目前仍有一些规划区的经典案例，如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印度昌迪加尔（Changdigarh），马来西亚新区布城（Putrajaya），以及中国上海、新加坡和斯德哥尔摩的卫星城。总体规划的街区更为丰富，决定城市面貌的基建则是由特定建筑积累而来。如果城市规划师或建筑师对优秀城市的判断是基于居民及其价值观，那么规划区还将取得巨大的社会效益，斯德哥尔摩即是模范。最糟糕的情形是，规划区造就了一座枯燥无味的城市，它适合人们工作和生存，却缺乏生活气息。比起一般的城市模式，规划区更能满足当地需求和战略需要。然而，规划区也有可能被个别意志或利益群体所左右，给予用户的重塑空间非常狭小，也就很难推动城市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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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们进入大移民的最后阶段，到2035年，还会有20亿人口进入城市。因此，我们需要理解城市建设方式的战略意义。城市建设能否满足移民们自己的发展诉求？在城市的规划和建设过程中，移民们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是简单的建筑工人还是合伙人？在移民们成为城市模式消费者之前，他们是否会被迫选择自建的简陋棚屋或是缺乏管理的贫民住宅区？在单纯注重增长或产品销售额的规划专家、建筑商和政府眼中，数世纪以来的城市体系是否被低估或被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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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如果我们想要建造一座经济蓬勃发展的地球城，如果我们希望居民热爱他们的城市，希望城市领导人能够取得社会效益，那么，我们需要找到一条加速发展城市化及城市体系的道路。达拉维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今天的城市建设很少关注整体上的生产力或效率，随着人口的增加与共同利益的减少，这些问题会日益突出。假如我们未能汲取达拉维的经验，我们在这场城市革命的最后阶段将阴影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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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塞塔石碑，1799年在埃及尼罗河口罗塞塔发现的一块石碑，上面刻有希腊文及埃及象形文字等，为研究古埃及文字提供了条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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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印度英语用法。——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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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ongal，泰米尔人的收获感恩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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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位于印度中部，首府是孟买，印度的主要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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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印度第四大城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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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阿拉伯语，意为“社区”，是中东许多地区的官方行政单位，也是奥斯曼帝国时期最小的行政实体。——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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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变：城市如何改变世界 第二部分 城变，一切还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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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新城市人的新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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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模式与城市规划区既能带来城市的有效扩张，同时还可能提升城市及城市体系的生产力，但这二者之间是存在矛盾的。有关这一点，没有比开放的亚洲城市更好的见证之地了。亚洲是地球城市革命的最前沿。2010-2035年，亚洲将新增10亿城市人口，大约占此间全球新增城市人口的60%之多。据联合国估计，到2050年，亚洲地区的城市人口将达到33亿——相当于今天的全部城市人口总数。值得一提的是，一半的亚洲新增城市人口将分布在规模不到50万人的城市当中——这些城市的名称及其现状仍鲜为人知，即便是主流的研究机构也知之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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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数十年中，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将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尤其是在亚洲，这将对全球政治、经济、环境与安全状况带来挑战。显然，假设按照现有的城市建设方式和技术，城市发展对能源的需求将有增无减，这将使人类节能减排的努力功亏一篑。我们还知道，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将成为城市发展的主战场。目前全球约有1/3的城市人口居住在贫民窟，在城市化狂飙突进的亚洲和非洲，这一比例甚至会更高。到2050年中国新增城市人口预计将达4.2亿，其中超过一半的人是来自农村贫困地区的移民。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未来的新城市人继续被边缘化，并且与此前的移民先驱一样得不到充分的城市服务，必将导致混乱的不断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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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亚洲领导人而言，这必将是一场深刻的挑战。继续采用最便捷（盈利）的城市建设方式（城市模式与城市规划区）将引发巨大的压力，他们是否有应对之策？或者说，如果他们发动大多数城市新增人口参与到城市建设中来，能否带来质变，即创造出基于文化传统的城市以及高生产力的城市体系？他们最关注的是城市的无限制扩张，还是创造一个真正发达、稳定和繁荣的城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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