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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片开阔的土地上，一座约36公顷的迷你郊区“城市”将会出现。它将拥有“3000名居民、1600间客房、35万平方米的办公空间、36万平方米的零售店面积、4.6万平方米的会议场所、一家3.3万平方米的医疗中心和一家1.4万平方米的文化中心”——这一系列的样板建筑希望自成城市体系。“实际上，”马来西亚商业日报《星报》（Star）写道，“预计其规模将是伦敦柯芬园（Covent Garden）的2倍，并且3倍于东京的洛庞吉山庄（Roponggi Hills），4倍于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re）。”英国《建筑师》杂志（Architects’ Journal）如是描述背后的细节：“将要入驻的建筑设计公司包括康伦（Conran and Partners），韩国的Ga.A（Ga.A Architects）和希思维克工作室（Heatherwick Studio）、美国的捷得（Jerde Partnership），日本的隈研吾公司[2]（Kengo Kuma and Associates）和WDA公司……这是一项合资项目，投资双方为日本前川公司（Mycom Bhd）和美林亚洲公司（Merill Lynch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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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以千计的跨国集团造就了我们今天的城市。它们竭力扩大自己的年度产品销售额，且力促地方房地产市场和规划调整采用他们的建设模式。据《世界贸易总览》（World Trade Atlas）估算，仅在2004年，马来西亚城建高潮使其进口了价值3.47亿美元的建筑设备，其中的80%都来自日本、德国和美国等国。因此，我们的城市发展似乎远远不只是地方政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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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看。这些国际集团及其产业的成败，以及它们的积极或消极作用，更多取决于地方上的经济状况、文化传统、底层需求、政治关系和政策（一般的监管政策倾向于使用本国资本）。目前，无论是从地方还是全球层面来看，城市建设仍然是一个雷同的过程。自上而下的城市模式和规划区的建设者追求的是产量、销售额以及迅速扩张；而自下而上的城市体系建设者则希望通过影响城市发展轨迹，使之符合自身的战略利益。这两种解决方案都不完美。我们试图将这两种竞争性的诉求结合起来，为理解我们建设的世界找到一个良好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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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决定城市发展更多的是其独特的历史和难以理解的复杂性，而非某些普遍的趋势。城市应当强化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和生态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将复杂性浓缩起来。因此并没有固定的城市类型。然而，为了搞清这个最终阶段的主要挑战，我发现考察三种特别的城市状况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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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是“危机之城”（City of Crisis）。其典型例子是底特律和孟买，不同社会经济群体采用不同方式或继承不同传统建设城市，以争夺并巩固自身的利益（参见第8章）。每个群体越是用尽全力与他人争权夺利，竞争就越是残酷。其结果可能是悲剧性的，整座城市可能陷入永久性的危机当中。危机之城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创造一种共同的城市化模式，使之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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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情况是“机遇之城”（Great Opportunities City）。如吉隆坡、约翰内斯堡和多伦多，由于缺乏统一的城市化，它们的发展显得不太连贯，因此在资金充裕和政府支持的情形下，也常常无法实现愿景（参见第9章）。特定建筑和小规模的总体规划项目占据了城市发展的主体，也就很难应对城市所面临的挑战或满足其发展愿望。机遇之城面临的挑战是建立稳定的利益团体联盟，使本地城市化的目标走向一致，并促使政府对功利且混乱的城市建筑做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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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情况是“战略之城”（Strategic City）。在这些城市中，统一的联盟已经建立，连续性的建设在整个城市有序铺开。这些城市的典型是巴塞罗那、芝加哥和库里蒂巴（Curitiba）[3]。由于在政治、制度和实践等各个层面均实现了高度统一，在过去数十年中，它们成功使得城市发展与最广大的战略目标结合起来。战略之城的挑战（参见第三部分）在于，在灾难或无法预期的全球性潮流面前，它们能否保持活力，使政治联盟、战略制度与城市化实践均成功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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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位于圣安那之南的太平洋沿岸，是热门海滨和快艇胜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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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该公司创始人隈研吾是世界知名的日本建筑设计师，国内许多建筑均为他的作品，包括三里屯SOHO。——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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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库里蒂巴：巴西东南部的一个城市，位于圣保罗西南部。该城建于1654年，但直至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才开始快速发展，当时德国、意大利和斯拉夫的移民们开始开发周围地区。人口约100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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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变：城市如何改变世界 08 危机之城，全球危机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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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拉维的一个晚上，我与孟买的同事拜访了当地的一位大腕，他旗下有个慈善基金。当我抵达时，他正在一群会计师中间，会计师们正在用便携式电脑连夜工作。他邀请我们坐下，接着就他的基金展开了冗长的介绍，包括其筹建历史，以及关于他在达拉维和家乡捐建的学校和寺庙的图片和新闻报道。在此过程中，他对达拉维人一再表示不满。他请求达拉维人捐钱，但他们非常小气。于是他只好动用自己的资源，到处筹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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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热心地向我们讲述着，他笑容拘谨，从不东张西望。我们的这位主人，曾经是达拉维黑社会的代表人物，那时他的职业是勒索。在整个交谈过程中，我们半句不离达拉维。除了他的个人经历外，他还向我们透露，他的慈善基金没有合法的注册资格，其办公室也靠近他控制过的贫民窟。该基金需要媒体报道的支持，还离不开他身边的那群刻苦的会计师，他们负责处理和运用每日收到的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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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向导告诉我们，上述这位慈善家最近遭受了来自警方的打压。这是故事中残酷的部分。除了宣扬他的乐善好施，这名黑帮慈善家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去，于是我们得以见到他的家人，还一道给他的孙子庆生。在回来的路上，我们的翻译员，一名达拉维老居民小声地说，慈善家最近让他的人用自家烤炉做面包，可见他没想象中慷慨。我记得，他家中的每个人看上去都大方得体，然而，当他切开小孙子的蛋糕，并让我们食用时，那些人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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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们访问的是一个专门对山羊和绵羊肠子进行收集、清洗和分类的工厂，它向强生公司（Johnson＆Johnson Company）在达拉维的消毒缝线厂供货。在访问过程中，我们接到一个邀请电话，邀请人穆克什·米塔（Mukesh Mehta）成功建造过不少大楼。他跟我们一样对达拉维有着浓厚兴趣，并向我们分享了他多年的研究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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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一家新开的距达拉维不远的四星级酒店见面。这家酒店是典型的孟买新建筑，豪华的高楼大厦，俯视居民区和老旧的贫民窟，依然残留着些许孟买早前的城市模式痕迹。他从一辆黑得发亮的轿车上下来，穿着一件漂亮的夹克和光鲜的衬衫。七年前，他放弃了纽约的高薪工作，返回印度，希望为祖国效命。米塔一边打电话一边向我们作简要介绍，同时点好了餐。接着，他展示了一份精致的PPT，开始讲述他对达拉维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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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安身之所，人们才有资格获得尊严。”他的话听起来好似联合国峰会上的宣言。他对“非人的处境”表示唉叹，谈到“雄心勃勃的贫民窟居民”时则感到郁闷。在引用圣雄甘地之后，他指出他的方案将“继续保留现有的住宅和企业”，并提出一份“可持续的发展规划”。他认为孟买需要更为庞大的整体规划。“一切股东的愿望，”他说，将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放权。”米塔的声音渐渐增大，他开始讲述如何帮助孟买转型为“一个新上海”。达拉维，曾经的贫民窟，将成为“世界一流的文化、教育、商业和医疗中心。”他宣称。他还让我们看了一组现代实验室、博物馆和艺术表演中心的图片，那些便是他眼中的未来——将达拉维打造为“一个首屈一指的地方”，使之成为“主流孟买”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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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他向我们详细阐述他的计划。达拉维可能会被夷平或清洗，居民们将被就近安置在附近的高楼大厦，拥有一套20平方米的两居室公寓。如果人们想住更大的房子，他们必须按市价付钱。安全的电网，以及下水道、排水管和私人厕所，将深入人们的生活。达拉维人的娱乐消遣场所将面临拆迁和升级。无污染的产业将迁入，而那些污染产业将转移到新的工业区，并且很多都不会在达拉维。对米塔来说，这个计划不仅充满人道主义，并且简单易行，更是一种双赢的方案。计划实施后，将带来秩序、清洁、基础设施和绿地空间，臭气冲天、拥挤、不卫生的贫民窟将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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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后，米塔请我们支持他的努力。实际上他在讲述中一直有些心烦意乱，甚至从一开始就对我们持警惕态度，但这时候他变得友好起来，仿佛受到了鼓舞。然后，他开始抛出一些重磅消息，他宣称：在一次封闭会议中，邦政府首席部长已经决定实施他的计划。米塔也收到过许多负面意见，“既得利益集团”——他这样称呼反对者，还有一些表示怀疑的人，他们对米塔将达拉维打造为“世界一流”城市的计划缺乏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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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盯着他PPT的最后一页——圣雄甘地的照片以及他的名言：“消灭贫民窟是困难的……将其改造为最好的郊区则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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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维，这个不为孟买所容的城市体系，将被拆迁和改造为一片郊区。我对这类言辞感到麻木。为何关注达拉维的人会忽略这样一个最显而易见的事实：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这个居住-工业城市体系每天都在证明自己已跻身世界一流？达拉维或许是人类发展史上最成功、最大规模的一项扶贫计划。对印度贫困的大多数人而言，一代又一代的达拉维移民已经创造出一个易于理解和复制的城市体系。每年都有数百万印度家庭迁往城市。毫无疑问，达拉维需要的只是政府在基础设施上的公共投资——这些资金往往被用于孟买这类城市模式建筑和郊区规划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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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许多伟大的城市化范例在现代化名义下遭遇扼杀一样（如波士顿著名的西尾区［West End］），达拉维很可能被印度的现代化推进者所取缔，而不是成功转型。米塔似乎想带着慈悲之心改造达拉维，但他的计划显示出他对城市体系和规划区的区别知之甚少。“没有贫民窟的达拉维”将被改建成一座样板城市，一座遍地是高楼大厦的郊区城市，以满足日益崛起的孟买中产阶级的需求，这与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社区的毁灭异曲同工。米塔的计划体现出人们在城市建设方式上由来已久的冲突，尽管这种冲突并未激化，但已经使孟买沦为一座慢性的危机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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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独立后的数十年间，该国城市间的竞争主要是在邦政府的层面上展开的。政府总体规划争夺的是城市定位，而部分私人开发商与贫民窟同时崛起。这种竞争还在政府内部形成了一个不正当的寻租市场，如开发权和建筑合同的内部交易，以及官僚阶层的强势索取——一个争夺贿赂与回扣的体制。政党甚至会通过内幕操作获得有利地段的开发权，接着高价转卖出去。在当前的城市开发过程中，贿赂已无孔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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