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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我说，“在我还是一名儿童的时候，就对西方世界充满了向往。”我们在位于高速公路出口的宜家家居咖啡厅会面，在内城区或郊区都能找到这种最便利也最廉价的场所。“我认识的一个人去了澳大利亚的悉尼，并且在那里找到了工作，他干得很棒。”吉里什如是说。那个人后来介绍他给澳大利亚的一家创业公司做会计，该公司正在研发出租车的信用卡支付系统。就这样，他拿到了一张临时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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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悉尼，吉里什克服了异国他乡对妻儿的思念之苦，与一群同样来自印度南部的年轻单身汉在一起。那是一个与该市利物浦镇关系紧密的社区。利物浦镇还居住着来自塞尔维亚、斐济、越南和意大利的移民。“那是一个绝佳的地方。”他回忆道。他在那里见到的南印度人并不像他那么专业，他们是印刷工、建筑工和装配工。“但是他们都是很优秀的厨师，也很好客。”吉里什说。“他们中四个人住在一间只有一张床的屋子里，晚上轮流睡觉，并且共用一辆汽车。”他认识了很多工作上的朋友，同时计划进一步的移民。“这是一件很值得去做的事情，”吉里什如是概括他在移民社区的生活，“在那里，你可以与任何人交谈和学习。”有了这些人脉关系，吉里什不久后就跳槽到甲骨文工作，再后来去了康柏电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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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成就鼓舞了吉里什，随着临时签证的到期，他面临着选择：回到印度重新进入软件业，或把家人接来成为澳大利亚永久性移民，又或者去悉尼的一个朋友给他联系的城市——多伦多。他首先试着在澳大利亚定居，但在该国严密的移民政策下，他没能拿到签证。他于2001年回到了班加罗尔，由于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当地经济正处于低潮期。工资在下降，比他更年轻的职业者占据了有限的工作岗位。“于是我申请来加拿大，为此还花了500美元。”他回忆道。“5个月后，我被叫去参加一个面试。数周后我的签证获批了。我能跟你在这里聊天纯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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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里什一家迁移到位于米西索加（Mississauga）[3]的一座公寓。米西索加是一座无序发展的城市，它野心勃勃地想要超越多伦多，同时是该地区最大的印度社区。不久吉里什发现，这里并不承认印度学历，而特许会计师资格也被垄断了，于是他只好应聘那些更初级的职位。“我投了150个岗位。我认为我很适合它们，但我连一个面试机会都没接到。”他解释道，他在多伦多最初的失意与在悉尼的风生水起形成强烈反差。“我来到社区的援助组织，但他们对我没多大用处。他们会说‘你可以加入这个行业’或‘为什么你不考加拿大的注册会计师（CPA）’，但七八个月过去了，我还是没找到工作，我的储蓄日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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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应聘，不断等待，这真叫人沮丧，于是最后我去找了一家临时劳工机构，随即进入一家烤肉厂的生产线。那工作还不错。至少每周末我都能拿到工资。那里的每位工人都有自己的专长。其中有一名来自古吉拉特邦的工程师，一名来自菲律宾的技术员，以及一名印度退役军人。我还在想，我是那里唯一一名获得认证的会计师。但在一天之内，我们中的三四十人就被解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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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我见到吉里什的时候，他已经当了多年的出租车司机。“我在那家工厂有位同事，他的一位朋友曾在英国做过系统分析员，之后到多伦多当了出租车司机。那个人教我到米西索加市政厅领到了我的出租车经营牌照。后来有一天，我参加了所得税报税员课程，籍此认识了一位经营机场大巴的人。他带我到机场，还帮我在那里谋到了一份工作。这个工作机会挺不容易的，因为那是被旁遮普人控制的行当。”他说，同时告诉我们，旁遮普人素来以连锁移民而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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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吉里什的过程中，我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拜访了其他许多机场大巴司机。那位朋友本身就是一位移民，来到加拿大后不得已放弃了原先的职业，开起了出租车。尽管面临来自校园和职场的诸多限制，这些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和非洲国家的移民还是找到了自己的路。他们中有的是计算机工程硕士，有的是管理咨询师，还有的曾担任过工厂经理。相同的是，他们接受的工程学或会计学教育不被多伦多的专业机构所认可。于是，他们只好当保安、工厂工人或仓管员。有人曾告诉我，在一家工厂的生产线上，工人基本全部是来自印度的天体物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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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现象可以用数据来说明。最新数据显示，在加拿大占绝对少数的移民，其中拥有大学学历的人要比加拿大本地人多出20%，但这一群体的失业率反倒是后者的两三倍。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移民，其薪水要比同等教育程度的本地人少一半。在2005年，拥有大学学历的移民的平均收入为24636美元——稍高于多伦多一套公寓租金的一半。过去十多年中，受过教育的移民与本地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还在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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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多伦多移民在个人发展方面遇到的问题，加剧了城市地区空间上的差距。位于市中心的老城区越来越容不下他们。历史上，多伦多中心城区主要是来自加拿大本土的移民的据点。如今，第一代移民仍旧占据多伦多中心城区人口的一半，自1980年起已经有100多万人在此定居。随着移民的不断增加，那些无法找到工作或没有安身之所的人只好转移到郊区。目前，多伦多边缘三座城市的移民集中度反而要高于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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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老城区的工作岗位日渐稀少，失去了为移民们提供发展机会的能力。那些能力突出但收入微薄的移民，如果想留在中心城区，就必须接受拥挤的大家庭居住形式或争取住房补贴。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府发起了一系列的城市改造运动，许多移民趁机蜂拥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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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索恩克里菲公园社区（Thorncliffe Park）为例。该社区的规划居民数量为1.25万人，但至今已有3万名居民，其中的2/3都是移民。他们的生活通常处于贫困线上，并且依靠种族关系才能谋得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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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的劳工与商业行为是多伦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多寻求置业和少一点拥挤的人，只能选择到郊区满足这种愿望，那里会有可供交易的小块土地、购物中心和工业-办公园区。尽管摆脱了大家庭和种族网络，但他们进入的是流动的生活状态，以及缺少社区气息的社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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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的社会地理对多伦多的政治格局也产生了影响。好消息是，与新的郊区城市相比，老城区维持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数据显示老城区的人们很少迁移，他们已经安顿了下来。同时，老城区的移民似乎与老居民并不冲突。今天，移民最多的地区恰恰投票率最低。决定老城区投票率的是移民数量，而不是教育、收入、种族背景或租房形式。在2003年的选举中，移民集中地区的投票率仅为10%～20%，比移民集中度较低的地区要少。然而，在同样的选举当中，城郊的移民社区就积极选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多伦多基于社区的城市化传统看来对移民并不适用。多伦多基于公民行动的社区建设手段似乎并不可行，相反，作为消费社会的城郊为移民提供了住宅产权。尽管它没能提供有效的生活与社区环境，但至少了给了移民一笔可观的个人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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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柏东村（Sheppard East Village）是多伦多的一个移民社区。在六车道的主干道旁边的是零售店与汽车服务点。这里距多伦多闹市区有32公里。这片中产阶级移民社区到处是独栋住宅、高层公寓和轻工业区。路边灯柱上的标语是：“停车，购物，参观雪柏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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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改进城市化手段，多伦多的发展一定会输给郊区。四十年来，多伦多的城市学家始终没能拿出一套新的社区（地区）规划，使之既具有商业潜力，同时在政治上能够被理解，从而克服城市模式的竞争压力。1960-2000年，多达100多万的诸如吉里什这样的移民，成为郊区城市的一分子。然而，城郊移民社区的政治诉求仍然屡遭挫折。我从受访者那么得知，他们希望减少交通拥堵的时间，希望有更多的基础设施，他们对所在“贫民区”“缺乏适当规划”以及城市的“疯狂扩张”表示不满。我问吉里什及其他出租车司机，他们最喜欢多伦多地区的什么地方？他们无一例外地选择了闹市区。吉里什喜欢在摩天大楼的中厅闲庭信步；另一个人喜欢闹市区餐厅的气氛；还有一个人渴望在夏天的时候到闹市区的湖滨地区生活。即便感到城市抛弃了他们，他们仍渴望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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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的流动生活人口越是在多伦多占据主体，往返于中心城区的人也就越多，这些人是全天候出入的司机、通勤者和顾客。郊区建设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生产线，这使得多伦多的城市学家与城市化传统边缘化了。在现有的城市规划格局下，大多伦多地区的大部分人口沦为流动人群，他们有了新的生活标准。“闹市区生活”，开发商这么命名，但它其实是另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对大多数人而言，“去闹市区”不过是去拜访一座主题公园。它不再是一种城市建设和生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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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正面来讲，工人在中心城区和边缘城市的流动，给多伦多带来了好处：每天都有大量通勤者进入中心城区工作，同时中心城区的人大量离开，使得多伦多的城市优势得以延续。然而，早高峰期进入中心城区的车辆一直在稳步增长，从1985年的13万增加到2004年的21.3万。这体现了郊区居民对便利的私人出行工具的需求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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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抵御这种潮流，多伦多的建筑师、规划师和开发商开始着手更新老城区的城市体系，通过新的建筑和街区规划，恢复城市的密度、规模和协同的经济效益。传统2～3层的店面加高到4～6层，成为现代的零售-办公-居住三用建筑，它们面对着宽阔的人行道和自行车道，汽车通道变窄了。这些新的走廊带来了投资、街头生活以及老城区文化的复苏。那里的主要人口为当地老居民和个体经营者，他们不依赖于长途的通勤者。这是城市学家对堡垒般的公寓大楼的回应，这样不会使当地居民生活走向收缩，也不会使老街成为通勤者的专用走廊或被交通工具所占领。这类城市学家如今得到了社区人群、市长和市政府、商务部以及一个新的闹市区商业与城市开发联盟（即城市峰会联盟，the City Summit Alliance）的支持。因此，城市学家们计划将老城区的街道网络延伸到港口腹地、老工业区和一个20世纪50年代建的公共住房园区。一旦他们成功了，郊区的某个部分也将被改造为一个完整的城市体系。但如今，他们要争夺的是老城区的心脏与灵魂。就在不远处，主干道沿线分布是单排商业区与摩天大楼，成天都是往返于老城区和郊区的车辆，闹市区的空间正面临挤压。目前，多伦多的商业零售客户主要是随机的开车经过的远途顾客，与附近社区的服务联系越来越少。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城市形态在莱斯利维尔（Leslieville）社区狭路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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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斯利维尔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截至目前，它是多伦多最缺乏活力与和谐的地区。在那里，居民区与商业街是附近城市体系的一部分，包括一家铸造厂、一家炼铁厂、一家很大的制革厂以及其他一些制造企业和仓库。20世纪90年代，这些老工业中的大部分都倒闭了，许多企业的场地也被清理掉了。随后出现的是仓库、保养场和汽车维修店，但它们很难取代那些企业的经济价值。社区收入被掐断了，住房破败了，零售商苦苦支撑，唯一繁荣的是新出现的毒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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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郊区城市建设模式已经侵入闹市区。当这座距中心商务区8公里的郊区风格的商场被证实将开工时，当地建筑师将其视为一个人性化的内城区“镇中心”，而不是标准的商场。由图片可知，这个大商场是许多标准部件的组合，包括巨大的停车场和宽阔的人行道走廊。它将会是一个新的交通拥堵中心。莱斯利维尔的那个备受争议的商场正是由这家开发商主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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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接下来城市体系开始重建自身，证明了与城市生活文化相关的特定发展模式的持久活力。小型的电影、唱片和艺术工作室，印刷和木工店铺，租用了过去的旧仓库。它们的这种特定集群又吸引了为其服务的餐厅和零售店。投资者看中了当地建筑的升值潜力，并对其进行改造升级。年轻的上班族和艺术家们买下了社区里的住宅，随后进行装修，他们还带来了新的商业机会。越来越多的电影公司在这片空闲且廉价的工业用地上成立工作室。相应的，迁入的影视与艺术产业从业者也越来越多。当地的二手家具和服装店也有了新客户。许多新的面向这些从业者的餐厅、咖啡馆和店铺开张了。一份2006年的区域研究指出，十年来当地经济重新活跃起来。老工厂与老仓库之所以能继续存在乃是由于历史惯性。影视和媒体公司在莱斯利维尔的集群能产生独特的经济优势，因为熟练的产业工人就住在社区附近，同时，他们的这种集合又为当地经济提供了大规模需求。莱斯利维尔当地将这种变革称为“绅士化”（gentrification），但这种转变实际上是一个工业城区的重生。莱斯利维尔再次成为一个城市体系，并且跻身北美最大的电影生产中心。在数公里以外的一个更为富裕的社区，多伦多的城市学家正在想方设法去改造它的主干道。正是由于转型的成功，莱斯利维尔不可避免地成为下一个投资与规划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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