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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如果谢泼德与他的土地使用教育与研究中心（Center for Land-use Education and Research，CLEAR）的同事是对的，情况可能会更糟。他们的研究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区域将增长3倍。这将是城市革命最终阶段的基本事实。未来数十年，大温哥华将是地球城市可供复制的一个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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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估算未来城市的增长，谢泼德与规划师什洛莫·安吉尔（Shlomo Angel）、自然资源专家丹尼尔·施瓦克（Daniel Civco）以及土地使用教育与研究中心团队一道调研了全球近4000个城市，采访人群达10万人。他们通过卫星图片与地球表层灯光强度来跟踪1990-2000年间地球城市的物理发展。尽管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密度要比发达国家高3倍，他们研究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城市密度一直在稳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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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泼德继续写道，“如果平均密度像过去十年那样继续下降，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建设面积将由2000年的20万平方公里增长到2030年的60余万平方公里，城市人口将翻倍。”在当前的建筑格局下，城市边缘的“外溢”增长会是现有城区“内向”增长到7倍。我们以中国上海市为例，该市每年都会新增36平方公里的城市建设用地，相当于洛杉矶15个闹市区街区的面积。全部发展中国家城市（不低于10万人口）的扩张面积将大于日本或德国的面积。为了减少这种城市化转型对自然景观的消耗，我们迫切需要借鉴大温哥华的宜居城市建设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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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教育与研究中心项目组的卫星图片分析指出，城市的地理扩张由人口与收入增长所推动。然而，越是仔细考察城市，这一结论就越是显得笼统，它掩盖了城市体系本身的复杂性。土地使用教育与研究中心的模型揭示了城市革命最终阶段的某些趋势。不过，我们现在知道，这种转型趋势也是混乱无序的，例如非典的一系列突变与扩散，就是以当地特定的实际为基础。城市景观，例如城市自然景观，其消长取决于不同的城市体系、城市模式或总体开发规划。城市景观的命运取决于我们的所作所为。温哥华的克里斯蒂娜·德马科等城市学家一直试着引入新的发展模式，以调整城市的形式与增长方式，应对人口变化带来的目标与价值观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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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海拔较高的佛蒙特州格林山脉（Green Mountains）工作，在那里，温带阔叶林被密密麻麻的常绿的冷杉与云杉所替代。在那样的高度上，寒冷的气候与表层的酸性土壤造就了南部独有的生态体系，迥异于佛蒙特北部的北方气候带。那段时间，我在格林山脉上上下下，学会了区分温带与北方气候带，甚至能预报天气——从白喉雀与簇山雀的叫声中判断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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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雀与山雀分为许多种类。与所有的雀类一样，它们高度敏感，一旦有新的居民进入，或是天气将要发生变化，都会发出叫声提醒人们。举例来说，1986年以前，矿山开采过程中一直会用到金丝雀。当二氧化碳数量临近危险水平时，它们会发出警告声。达尔文和他的继承者研究了外来的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雀类，它们在严酷的微生态环境中仍然保持了强大的物种形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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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要想研究麻雀与山雀的适应性，不必像达尔文当年那样借助于贝格尔号（HMS Beagle）皇家海军战舰漫游世界，你在全球任何城市任何地方的窗台都能找到它们的影子。在密集的城市里，这些鸟儿在特定（有人认为是严酷的）的环境中显示出强大的适应能力，它们见证了这场改变世界的地球城市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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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说明的是，城市消耗了大量土地，改变了我们的政治、社会与经济。此外，城市还改变了人类及其他物种的生物特性，甚至改变了地球的生态。这完全符合事实。随着城市在地理上的扩张与聚集，物质、能源和物种的不断交换，再造了自然生态。直到最近，还是很少有城市学家能够理解城市及其在地球生态中的作用。如今，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致力于解释城市与全球城市体系，并将其视为一个生活体系，视为地球上的一个基本的生物事件。他们的研究指出了未来数十年中主要的生态挑战，尤其是我们发展生态城市的能力，这将决定全球城市能否发展为一个真正的功能生态体系——城市体系与自然体系的关系即使不是协同的，也应当是稳定的。不然的话，城市体系将继续作为一个寄生体系，破环地球自然环境的新陈代谢，引发混乱的生态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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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更认真地聆听大山雀的歌声，这一挑战将很快变得清晰起来。在21世纪初，丹麦生物学家汉斯·萨拉博库恩（Hans Slabberkoorn）与阿戴·邓·波尔菲瑟（Ardie den Boer-Visser）发现，在阿姆斯特丹、伦敦、巴黎、布拉格等欧洲城市里，大山雀为吸引配偶及捍卫领地而发出来的叫声，与它们在农村或森林地带的同类的叫声截然不同。从音调频率上来看，生物学家断定，大山雀为了应对音调频率较低的交通噪音，使自身的叫声发生了变化，否则它们的声音将淹没在车水马龙中。他们继续指出，环境会影响物种形成，甚至会导致特殊的城市鸟类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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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环境中，动植物群体即使尚未开始形成新物种，也已经适应了当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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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在全球各地的城市中均分布着颜色多样的鸽子，它们是家鸽的后裔。在自然环境中，这些野鸽会重新变回自然的灰色。在城市中，它们的不同颜色体现出新的城市生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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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的择偶行为与农村居民是有差别的。科学家发现，城市居民越来越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具有相同背景和性格的人，这在生物学中被称为选择性交配。这一趋势有利于发挥城市协同经济。人们通过新的方式互相见面与配对，甚至结婚，因为城市的密度与规模使得这种特定选择成为可能，而且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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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人类择偶有着许多显著的特征，包括共同的亲族关系、文化与宗教团体关系、居住地邻近以及旗鼓相当的嫁妆规模。在某种程度上，诸如亲族关系、文化与宗教团体关系等，是一种乡土文化促使择偶变得经济的方式，并且往往通过现有的人际网络来实现。然而，在研究了全球许多地区的城市居民择偶之后，却揭示出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择偶经济学。以美国为例，生物学家凯文·麦格劳（Kevin McGraw）研究了23个美国城市的女性选择男性配偶的方式，结果显示，在生活成本更高、人口更密集的城市里，传统的男性选择特征，诸如共同的籍贯、宗教、个性、兴趣和身体素质成为次要因素。城市女性普遍更看重男性的收入潜力。相反地，她们较少强调男性的情感特质与个人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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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在俄罗斯的城市，学历已经成为比种族和籍贯更为关键的择偶因素。在中国，1995-2001年间结婚的夫妇有10倍的可能性拥有相同的学历，而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可能性为7倍。目前不能得出相同学历配偶的增长与中国经济改革相关的结论，但它确实与城市移民紧密相关。另一份对中国五个城市的研究显示，夫妻受教育年限越高，家庭收入也就越多。这种基于教育水平的男性配偶选择在苏丹首都喀土穆（Khartoum）也较为普遍，在那里，传统上女性受教育水平无足轻重。同时，新的约会方式应运而生。最近几十年来，我们见证了城市男性自我展示方式的变迁，包括个人广告、单身俱乐部与网络约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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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迹象，但尚不能盖棺定论的是，男性选择在城乡之间的差异，可能较国家与文化之间的差异还要大。同样，研究显示，在美国城市，新的城市男性选择特征归因于不同的社会结构。埃里克·古尔德（Eric Gould）与丹尼尔·帕瑟曼（M.Danielle Paserman）在《城市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中撰文称，女性在选择男性配偶的时候更注重收入潜力，导致了美国城市婚姻率的下降。为了理解城市收入不平衡对女性婚姻选择的影响，他们调查了美国321个大都会，统计了30万白人女性的婚姻数据。他们的那篇名为《等待如意郎君》（Waiting for Mr.Right）的文章指出，在职业人群中间，配偶的协同经济要求，降低了整体婚姻率，因为女人花更多时间用于寻找具备经济吸引力的男性。除此之外，经济学家拉克尔·费尔南德斯（Raquel Fernandez）与理查德·罗杰森（Richard Rogerson）警告道，基于收入潜力的婚姻选择越来越普遍，“这将显著增加（美国的）收入不平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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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城市并不只改变了配偶选择，它们还创造了新的物种与亚种。城市有着与乡村全然不同的物种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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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多伦多的办公楼与酒店已经成为游隼的栖息地，在杀虫剂的摧毁下，这种鸟类一度濒临灭绝。每逢春天，多伦多都会是加拿大最大的一片游隼繁殖地。游隼对筑巢区极度挑剔。在多伦多，闹市区的喜来登酒店似乎是游隼们最热衷的地方，最近又有一对游隼将爱巢从贝尔公司大厦迁移到这座玻璃塔楼黄页大厦（Yellow Pages）。在高楼密布的城市，松鼠等啮齿动物的聚集，非常有利于游隼的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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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量与影响上变化得更为明显的是城市浣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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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近，浣熊成为一种主要的森林动物。野生浣熊的数量随天气和食肉动物的数量而变化。平均而言，乡村地区每10公顷的土地上就有一只浣熊。但在多伦多，浣熊的密度却是乡村的5倍，每2公顷就有一只浣熊。一份针对多伦多社区的研究称，浣熊已经在当地形成了自己的“村落”，每个“村落”的平均规模为1000只。为了应对浣熊的先天病毒，人们专门出台了浣熊疫苗接种计划。因此，与游隼和山雀一样，这些浣熊体现了城市生态社区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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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家直到最近才开始对城市地区的生态复杂性进行长期研究。1997年，50名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的科学家开始研究“人类主导的生态体系”，实际上就是研究菲尼克斯（Phoenix）。在生态意义上，菲尼克斯本身就是一个新近的事件。一个多世纪以来，它由一个仅拥有3100人（1890年）的乡镇发展为拥有370万居民（2005年）的大都会。菲尼克斯消费得如此之多，以至于其生态足迹——满足城市资源所需的自然区域有希腊或宾夕法尼亚州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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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座城市一直在发展中。”上述项目的主要研究者、动物学家南希·格里姆（Nancy Grimm）表示。“就像当地的这条河流，菲尼克斯人从中取水，接着分配到一个非常非常广大的区域。在飞机上你可以看清楚——你会看见我们拥有更多的植物生物量，更多的树木。这里缺乏覆盖全境的湖泊。然而，在斯科茨代尔（Scottsdale，亚利桑那州的一个郊区城市），小型湖泊的数量已经由1940年的零个增加到目前的167个。”“实际上，你所看到的是，”格里姆的同事、考古学家查尔斯·雷德曼（Charles Redman）补充道，“一个城市生态体系的出现，与大自然相当不一样，但未必就不是生机勃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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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科学家不认为城市能代表自然生态体系中的任何同类。生物学家通过他们所谓的营养结构来描述生态体系，即关系网络，有时被称为食物链——在这样一个链条中，每一种生物都能向其他物种提供能量和营养。随着某个自然生态体系的成熟，它对外部世界的能量（太阳辐射）和营养依赖越来越少，这是因为其现有营养循环越来越有效。这也正是大自然可持续发展的根源所在。亚利桑那大学的研究揭示了菲尼克斯是如何发展出独特的物种群落与营养结构。不过，正如我们的城市自身一样，这些城市生态体系是年轻且不稳定的，它们需要大量来自外部的水、土壤和肥料才能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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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不可辩驳的城市生态研究给了我们一些希望：城市形式和区域既不是统一的，也不是固定的。通过精心规划，人们可以使之向大自然的效率和生产力看齐。我们一直在重构城市生态体系，举例来说，通过不断试错我们了解到，一个不可持续的单一城市模式是如何转变为一个更能自我维系的生态城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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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菲尼克斯的物种群落和营养关系为例。不管在哪个社区，它们都随人类城市的经济状况而变。“植物多样性，”格里姆说，“与城市家庭收入紧密相关。家庭收入越高，植物多样性越丰富；反之亦然。”换句话说，特定城区的建筑类别与社会关系从根本上决定着物种数量，正如在自然生态体系中，水资源或季节性天气决定着物种的数量与多样性。我们的城市建设方式造就了新的区域性微气候（通过建筑规划与材料选择），新的水文（通过水资源供给、路面和下水道设施）、新的物种群落、人类文化、市场及其资源消费模式。这一事实正越来越多地被诸多领域的科学家所证实。他们还强调，它或许是城市革命最终阶段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如果城市是地球上发展最快的体系，尤其在自然生态体系不断衰落的地区，我们拿什么去驾驭它们对整个地球生态的重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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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地理学家安德鲁·考特斯（Andrew Coutts）和他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的同事提出了一个测量二氧化碳（CO2）的方法。二氧化碳是引发全球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他们的研究基于对墨尔本两个郊区的考察。他们终年不分昼夜地测量二氧化碳水平，希望通过收集足够的数据，以揭示一种特定的城市模式与这种全球问题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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