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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成都市为例,20世纪80年代该市周边乡镇发展为密集的新工业区与住宅区。90年代,随着连接这些中心区与老城区的道路的修缮与扩张,城市开发渐渐沿着这些走廊进行。1978-2002年,成都的城区面积增长了3倍。这种扩张颠覆了原有的330万人口的老城区的合法行政身份。如今,新的成都市包括4个邻近的城市、9个城区和7个县,居民总数逾1000万。在城市革命的最终阶段,成都突破了中国的省级区划限制,与省外的重庆市一道组成了成渝城市群。这一由两个大都会区组成的城市巨无霸拥有2600多万人,而两地间长达355公里的高速公路则成为开发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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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城市群还可以跨越国界,例如洛杉矶-圣迭戈-提华纳[1]城市群。这些城市群在太空中犹如一条条绵长的光带清晰可见,日本的本州岛即是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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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转变凸显了城市的范围不再受到局限。它们的发展以及大部分的贸易、疫病和水文都不只是某个特定行政区的事务,也无法以传统的手段加以管理。虽然地方政府仍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城市管理本身必须超越行政或部门限制,能够将众多的利益群体团结起来,使之成为一个城市学家团体,以便追逐共同利益。一旦缺乏这种能力,城市将变成急功近利的利益群体争权夺利的开放平台。缺乏统一标准与目标的投资开发,必然无法带来协同一致的成果。由于地方城市化的缺失,对眼前利益的追逐超过了建立共同利益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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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相同的转变证明了城市的可塑性。到20世纪末期,日本东京彻底从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中走出,成为全球最大的大都会;印度的达拉维则由沼泽地一跃成为世界知名的城市;同时美国底特律则在向大草原倒退。一个像巴西圣保罗这样的工业中心居然能在45年的时间里(1955-2000年)扩张19倍,新增城区面积达2900平方公里,新增人口达1400万。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都柏林还是一个日薄西山的老港口,一个高失业率阴影下的工业中心,但很快它就变成了欧洲最为活跃的金融与高科技产业中心,那里有包括微软、谷歌、亚马逊、英特尔、惠普和辉瑞(Pfizer)[2]在内的多家公司,发展模式焕然一新。随着经济发展与政治和解,爱尔兰的大企业提出了建立贝尔法斯特-都柏林城市群,力图将两地间164公里的走廊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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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新的高耸入云的中心商务区开始侵入全球各地的老城区,后者被毁于一旦。在日本,城市转型过程中的瓦砾碎石已经扭曲了大多数城市的海岸线。在最近十到二十年里,南欧的许多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老城区实现了修缮与再造,还形成了新的街景、基础设施以及社会和经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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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转型是城市众多变化的总和。正是因为城市的这种可塑性,即便一座城市在20年前做了错事,今天也仍然能够扭转乾坤。城市在再造的过程中可以产生突破性的解决方案,通过调动不同的经济、文化、技术与人口等力量,形成一股新的合力,以对抗贫困、不平等、不公正以及环境退化等问题。这种渐进转型的能力,引导城市向更强健的共同利益进发——这便是有效的城市战略的结果,只有极少数无可辩驳的战略之城才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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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我开始与全球各地数千名城市学家接触,他们正致力于将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全球议程转化为城市规划与管理实践,这就是《地方21世纪议程》(Local Agenda 21),它是在1992年的联合国地球峰会(Earth Summit)上提出的。最近15年来,它成为一场最庞大的试验,一场进步的城市转型。最后,全球115个国家的1万多个城市参与了进来,它们计划将不同的利益群体打造为共同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项目,以适应各个城市下一阶段的发展需求。实际上,它们试图将各自城市混乱无序的建设转变为有管制的协商过程。通过这一连串的努力,全世界的城市学家们建立了大量属于自己的组织,包括健康城市(Heathy Cities)、宜居城市(Livable Cities)、无贫民窟城市(Slum-free Cities)、竞争性城市(Competitive Cities)、卓越治理城市(Good Governance Cities)、气候保护城市(Cities of Climate Protection)和可持续城市(Sustainable Cities)。这些组织推动了地方法律与市政组织的改革。它们引导制定了新的准则,安排了程序,实施了系统性管理,同时将专业意见贯彻到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这一度很像超自治的组织方式。同时,这些组织均建立了实践记录,并在国际间进行评比,以选出最佳城市。数千个城市建设创新案例带来了空前的机会,使我们得以见证地球城市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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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人们很难注意到地方议程与地方实际发展之间的巨大差距。拜访过数百个城市的城市学家后,我意识到城市世界是多么分裂和无序。我们发现每一座城市都充满机遇:它们有能力实现共同利益,但往往在一再的内耗中延误发展时机。人们彼此争夺,试图控制城市,但城市在地理和经济上均非任何单个集团所能主宰的。原有的城市建设始终排斥新的城市化试验。在大多数地区,到底该以何种方式来架构发展与投资格局,规划师与民间领袖对此皆缺乏清晰一致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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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城市,一股影子势力主导了城市开发,《地方21世纪议程》因此被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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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奈川县(Kanagawa Prefecture)是第一批接受该议程挑战的人。这是一个大县,包括横滨和川崎,其年度预算高达200多亿美元。它的经济规模与瑞士相当。为了准备议程的实施,神奈川县计划将数千名居民、43个公民团体、37个地方自治区、6个贸易协会、商务代表、规划师与科技专家联合起来。他们举办了社区会议和地区性峰会,以制定行动准则。全体会议与圆桌讨论促使人们就重大分歧达成一致。这些举措促使了新的能源和垃圾处理政策的出台。他们明确提出让市民参与城市开发项目的规划与设计。他们建立了道路标准(诸如使用可渗透的材料)和新的雨水管理系统(例如采用雨水采集)。他们发起了新的生态住宅项目。企业同意在办公楼与厂房贯彻绿色理念。在议程实施的第一年里,该县提出了52个项目,年度总预算1.49亿美元,可能是全球投入最多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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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21世纪议程》出台后,神奈川县的城市开发,仍然体现出高效与环保理念的匮乏。在实施议程的同时,该县一如既往地规划土地改造项目、道路与港口重建及新城区建设。大量资源被用于庞大的总体规划“科技园”、“科学园区”、“新镇”以及与议程没有关联的高楼林立的商业区。可以预见的是,这些新开发的住宅、办公楼、实验室和厂房乏人问津,缺乏明确的市场需求。其中一个超级计划名为“港未来21”(Minato Mirai 21)或“21世纪未来港”(Port Future 21)[3],这是一个对针对老横滨港的改造项目。它包括打造日本最高的摩天楼,由神奈川县以国民财政出资建设。十年过去了,这个占地35.6公顷的项目有一半是空置的。它显示出城市建设机制的模棱两可,而这在当代日本的建设中占据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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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是日本最大的产业之一,一直占据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5,从业者达600万人。推动其发展的是持续不断的城市群建设及相关的高速公路和水坝建设。该产业的年产值高达10000亿美元,占据全部公共工程合同的1/3,是日本国民预算极大的一部分。由于建筑业与执政的自民党(Liberal Democratic Party)之间的密切关系,日本的建筑价格要比国际平均水平高出15%~30%。建筑商从中牟取的差价利润往往进入自民党的账户,当做其竞选资金,或者直接流入该党高级官员的腰包。他们的操纵手法是所谓的合伙串通投标(dango bid-rigging),讽刺的是,这个词还意味着讨论组——通过这种方式,垄断的建筑商巨头们拿下了每一个新的大型项目。与《地方21世纪议程》倡导的公共规划不一样,这一切均是在酒店、茶馆和高尔夫俱乐部等私人空间秘密进行的。在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经济学家约翰·麦克米伦(John MacMillan)看来,单是这些讨论组的招待花销每年就达5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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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串通投标显然是非法的,大批县政府官员和建筑商因此锒铛入狱。每年相关的贿赂与回扣总额一度超过了5亿美元,这一数据基本是真实的,因为建筑商可以通过上报这些“经营费用”获得税收减免。在整个日本,几乎所有新的道路、港口、机场和新城区建设项目,都充斥着串通投标的阴影。与这些幕后的权钱交易相比,用于实施《地方21世纪议程》的1.49亿美元预算,显得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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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南非成立了第一届民主政府,该国首都约翰内斯堡随即摆脱了危机之城的困境。突然之间,城市的规划与治理掌握在大多数人手中。新的领导人面临着四大挑战。第一,他们必须将荒芜的种族隔离区改造成真正的城市社区,为此得建设基础设施及产权市场。第二,必须在约翰内斯堡闹市区重建公共安全,恢复其作为非洲主要的金融与商业中心的地位。第三,分裂的行政区必须重组为统一、稳定的大都会区政府。第四,约翰内斯堡需要提出一套城市化实践,带领大多数人摆脱棚屋生活,以一种可控的方式,让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小型住宅或公寓,最终建立起一个可持续的中产阶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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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这些挑战,约翰内斯堡与其他南非城市发起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一场草根建设运动。在此过程中,他们接纳了《地方21世纪议程》、健康城市、竞争性城市等城市建设理念。他们的所作所为得到了南非联邦政府的大力支持,包括资金支持。然而,在重建约翰内斯堡中心商务区并引入私人投资之前,开发商们已经在杉腾(Sandton)[4]建立了一座新城,引进了金融和IT产业,还成立了证券交易所,那里原先是该市北部的住宅区。杉腾的自我定位是“南非最富裕之地”,它与周边的大城市缺乏关联,是约翰内斯堡的发展前哨。在清除种族隔离区之前,白人中产阶级已经出走,在郊区建立了一座占地数百平方公顷里的安全居住区。在新的地方民主政府对老城区进行改造规划前,城市边缘已经出现了新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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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40年的种族隔离遏制了南非城市机能的发展,其结果是约翰内斯堡陷入了无序扩张,成为一座无可奈何的机遇之城。更为严峻的是,在城市革命的影响下,来自其他非洲国家的移民不断涌入约翰内斯堡,成为贫民窟的新成员。2008年,约翰内斯堡发生了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以来的第一次严重骚乱,揭示出危机之城的原隔离区积弊爆发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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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北部钢铁城哈密尔顿(Hamilton),当地政府致力于推动另一份《地方21世纪议程》,名为《愿景2020》(Vision 2020)。该市日渐式微的钢铁企业与工人希望获得政府援助,新一代的城市学家呼吁扶植服务业与知识产业,而政府希望协调二者之间的冲突。分歧似乎再明显不过了。哈密尔顿能否通过继续发展工业、建造现代化港口以及扩建运输网络,屹立于当代世界经济之林?或者说,它能否通过自我再造,成为在公共卫生、污染控制与垃圾管理诸领域领先的中心城市?它要继续当一个忍受噪音与煤烟的重工业城市吗?或者要成为一个尼亚加拉酒(Niagara wine)与戏剧盛行的地区?在规划一条穿过尼亚加拉断崖(Niagara Escarpment,联合国世界遗产)的高速公路时,这些不同愿景发生了碰撞。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凸显出该市缺乏统一愿景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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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全球数百个城市的经验,使我们得以更现实地看待全球城市的特征。我开始反思大量的“最佳实践”案例。我不禁要问,有哪座城市能够掌握一套全新的城市化理念,在外部竞争压力、顽固的地方利益集团和城市建设方式的冲突之下,稳步推进公平、公正与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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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更苛刻的眼光考察这些城市,合格者将少之又少。他们的确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包括区域规划、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给穷人提供更多服务、减少污染和提高能源效率等。他们出台了低收入住宅或生态住宅的标准,重建了一个街区,或恢复了某个湖滨的生态。但在许多方面,这些城市仍然停留在机遇之城这一阶段,它们的发展方式与既定战略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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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城市,它们通过高效的战略性领导与城市化理念革新,实现了举世瞩目的转型,伦敦和纽约即是典型。这些城市还包括那些城邦地区,如新加坡、中国香港和迪拜,以及接受了高度中央规划与投资的地区,如中国上海及其他奇迹般的城市。这种转型以其规模、繁荣程度、经济实力和效率惊艳全球。新加坡成为世界基础设施与企业环境管理的典范;中国香港建立了最为发达的公交系统,多达80%的出行由公交完成。这些城市清理了破败的街区和污染产业。在那里,流离失所的家庭、低工资的移民劳动力及权利限制,似乎都是实现城市野心所必需的、可接受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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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我发现了一些兼顾了社会与生态发展的城市转型案例。这类城市集中在北欧地区,尤其是荷兰、德国、奥地利、瑞典和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它们受益于优越的经济基础、较低的人口增长以及地理上的同质性与稳定性。同时,由于深厚的城市化传统,它们得以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当中恢复过来,其效率与活力也不断提升。对它们来说,城市化是一种责任,包括对全球城市体系的责任。这些城市有专门的预算用于国际发展援助,并积极带头应对全球环境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就像一个单独的连成一体的区域大都会,秉承着共同的城市化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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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列了一个很短的城市清单,它们以独特的城市化形式而知名,包括意大利的博洛尼亚(Bologna)、美国的波特兰和西雅图、加拿大的温哥华、巴西的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以及日本的北九州(Kitakyushu)。它们的实践更贴近时代,并且为成长管理、环境恢复、经济复苏和参与式民主设立了新规范。但我感兴趣的是一小部分克服巨大困难后完成华丽转身的城市。它们经历了畸高增长、社会经济动摇、战争摧毁、社会分裂、经济孤立与产业萧条。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是,西班牙的巴塞罗那、美国的芝加哥与巴西的库里蒂巴,通过一系列战略的实践,描绘了超越建设与改造的城市化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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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芝加哥和库里蒂巴拥有战略之城所具备的三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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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治理联盟,权力与资源为了共同利益聚合起来,愿意规范市场与私人开发行为,共同参与城市的规划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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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清晰的城市化路径,理解并接受城市的各个部分,从而将联盟的目标与标准,转化为城市规划建设的效率与宜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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