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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方面，库里蒂巴同样以这种渐进的、规划先行的方式实施转型，尤其是在垃圾管理与社会服务领域。经济可行性一直是贯穿库里蒂巴转型始末的理念。在对1950-2000年间城市发展的研究当中，经济学家休·施瓦茨（Hugh Schwartz）强调了库里蒂巴的这一城市化经验。“规划中的公共工程不仅仅被设定为经济建设，”他写道，“它们看起来能够更好地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品质。”施瓦茨所提的正是我所谓的潜在经济：当空间上的密度与规模经济，以及协同的社会经济效应显现时，城市生活与商业的成本（时间、精力和金钱）将会减少，还将促进新的市场与经济模式的产生和发展。施瓦茨总结道，事物“不能总是和经济相关”，正如车道规划、足球场和脚灯，它们对库里蒂巴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太大的促进作用，不能仅仅用经济因素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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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里蒂巴能够将如此之多的不同压力和城市生活细节整合为一个新的体系，揭示了城市战略的另一个关键方面：创建一个足以实现自身雄心壮志的城市体制。即便在大力推进新型城市化的多伦多，领导层的掌权时间往往太短，他们的权力过于脆弱，而权限又太过分散，也使得他们的城市战略无法战胜利益集团的阻挠。竞争性利益集团的联合，以及数十年如一日的持续努力，是城市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两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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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方面讲，库里蒂巴面对的挑战不比其他任何城市小。1965-1988年，该市市长均由军政府指派，这些人在根本上是依赖高度的中央集权的。但勒纳认为，这使得市长们更为谨小慎微，以保住自己的权位。不受欢迎的军政府的行政任命或是直接统治，都会破坏大众对城市建设的支持。同样重要的是，无论在军政还是民主政府时期，勒纳和其他所有巴西市长都只能连任一次。这些条件破坏了政策与实践的连贯性。对州政府的依赖以及领导人的潜在压力进一步加剧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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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管理创新是库里蒂巴之所以成功的重要方面。为了城市战略的实施，勒纳团队（包括后来的市长们，例如塔内古奇）成立了新型的管理机构。他们通过IPPUC和URBS将有效的权力融为一体，从而具备了长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城市战略目标的达成也就有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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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城市战略能力的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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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图12-1所描绘的，城市战略能力的形成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城市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组织与利益集团的联盟，从而将所有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力量聚合起来，以改变法律、政策和行政体制。其次，联盟必须拥有稳定的技术、财政与执行能力，这样才能在没有彻底掌握行政大权的情况下，有效地将规划贯彻到城市的方方面面。换句话说，联盟需要一个战略机构确保执行的连续性。再次是规划的明确性，正如库里蒂巴的城市发展准则一样，将愿景转化为具体的、可复制的解决方案，从而改变城市形式、市场和文化，使之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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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一个转型机制，可以从三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开始，但要想真正改变城市，必须要三者同时具备。一个缺乏执行力的联盟或许可以提出和实现一些战术上的成就，但无法改变其他势力的作为，因为没有一个战略机构来确保方案的统一实施，联盟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只能作为试点，无法普及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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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纳团队在1972年执政前，已经掌控了IPPUC长达6年的时间，后者依法实施库里蒂巴城市化指导方针。勒纳等人主导了这些方针的形成，并且在1966-1972年间将其变成可操作的准则。所以，当他们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时，已经拥有了相当的基础，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在第一个任期里，就建立了步行街和新的公园与防洪系统，同时与私人公交公司达成了协议。但勒纳团队的终极武器还是上述三方面的同时推进，这使得他们不仅改变了城市现状，还确立了全新的城市体系。他们着眼于改革，但真正的战略却是破坏性创新与转型。由于他们打造了新的竞技场，因而能够随心所欲地再造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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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变：城市如何改变世界 13 文化之城：再造巴塞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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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皮约尔（Toni Pujol）正在工作，他的任务是带我去见识巴塞罗那的城市建设项目。30年间，这座城市实现了完美转型。在20世纪80年代初，巴塞罗那已经被佛朗哥（Franco）军事独裁政权隔离了数十年，原有的产业和街区都败落了，贫困与犯罪率增加。今天，巴塞罗那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城市建设楷模。就像库里蒂巴一样，数千名城市学家和城市领导人每年都会在此济济一堂，试图破解该市的活力、创造性与转型能力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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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属于巴塞罗那最新一代的城市学家。在大多数城市，年轻的城市缔造者们——建筑师、规划师、社会工作者、工程师或环保工作者都拥有大学学位，获得过专业认证，同时在政府部门、开发公司或社会服务团体谋得了一个职位。他们在各色交易中很快明白了规划理论与城市实际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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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塞罗那，年轻的城市缔造者还要学习另外一课：学会适应所处的生活传统。这不是在教室或通过实习能习得的。他得亲自去生活，去体验周遭不断变化的城市状况。甚至当他与朋友一道喝啤酒时，也得就该问题进行讨论。这为当地媒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话题。面对新挑战，巴塞罗那从未停止过自我检验，这很像这座城市最为著名的建筑——由著名建筑大师安东尼奥·高迪（Antonio Gaudí）建造的圣家族大教堂（Sagrada Familia cathedral）。这座教堂始建于1882年，目前仍在建设当中，要到2030-2060年的某个时期才能竣工。它由成千上万的资助人、组织和普通公民出资建设，与其说它是一次建筑创新，不如说是一场公民壮举。这座将持续建设150年的项目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与圣家族大教堂相同的是，巴塞罗那的城市学家也未曾停止过学习与试验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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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参观该市的时候，托尼无意间向我们讲述了当地丰富的城市文化。表面上，他讲的是一个将机动车赶出格雷西亚区（Gracia district）狭窄街道的项目。那些街道被规划为人行道，成为学生、推着婴儿车的母亲与老人等散步者的专区。当这类人行道与车水马龙的主干道相交时，会树立栅栏将它们隔开，驾驶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卡才能通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这就是托尼所在的城市，他常常在公共广场上会见朋友，他展现了这座城市的活力与繁荣。他向我们讲述巴塞罗那的历史，描绘了今天的生活节奏，还谈起了新步行街上的小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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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0.15米长的石块均是白色的，被用来打破黑色沥青路的单调。在附近的另一条街道上，它们是紫色的。坦率地说，我并没有注意到，但它们的确是格雷西亚许多广场和报纸的热门话题。托尼表示，当地居民称呼这些石头为“口香糖石”（chewing gum stones）。这时，我才理解到，这些石头可以激发任何的讨论。我站在一条充满情调和设计感的大街上，这里没有多伦多那样的汽车噪音和不伦不类的大块建筑。这是一个任何人都希望在假期逃离到此的城市。但这里还有一个争议：这些石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格雷西亚城市化的挑战。它们也可被视为人行道上被人随意唾弃的口香糖。人们很难联想到当地辨论的热烈程度，包括政府机关与社区团体的探讨，当地警方的干预，与编辑写信交流。然而，在当地传统下，这一切正是城市协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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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讨价还价是朝着城市共同目标前进的集体过程。目标是复杂的，用当地人的说法，则是“公共生活”（espai public）。它不能用英语中的“公共空间”（public space）来概括。私人空间、生活和组织在巴塞罗那起着重要作用。通过与民营公司的合作，市政府改造了衰落的老街区，同时建立了公交、自来水和能源供给系统。诸如格雷西亚这样的街区是保守的私房房主与商人的天下。因此，公共空间并不是一个单独与私人范畴相对立的概念，它是由街道和广场组成的第三空间，私人利益集团与公共用户密切联系在一起。巴塞罗那城市建设的焦点正是这些私人与公共交叉的区域，这些区域使得其城市体系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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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自1979年西班牙恢复民主之后，大量的公共投资开始引入民间资本，用于修缮和改造大量的建筑。私人房屋的临街门面一直是共同投资。然而，这种合作并非仅仅局限于此，公共街道也是向民间资本开放的。公共生活也渗透到了这些建筑里面。为了恢复老街区的活力，市政府一直对底层的单元进行投资，他们修建了咖啡馆、休息室、美术馆和零售店，希望籍此不断加强外部的公共生活与里面的私人生活的互动。步行街贯穿了大楼的里里外外。类似地，私人生活也拓展到了外面的公共空间。他们在广场上开办餐厅，或是在市中心的步行街两边摆摊设点，这使得公共空间成为一个永久的私人市场。在私人住宅附近还配备有公共设施，老广场成为居民停车场。哪里有改造项目，哪里就有新的广场、公园和步行街。正是这种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交叉扩张使巴塞罗那始终拥有活力。回想起20世纪70年代破败的门面与萧条的大街，几乎无法想象今日生机勃勃的巴塞罗那是同一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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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公共空间同时管理这种公私交叉的社会生活，需要小心翼翼的规划、协商与设计。例如，为了建造一条新的步行街，需要将交通流量从格雷西亚区转移到其他街区，这涉及财产价值再分配与地方利益冲突，还会影响成百上千户家庭和小企业的利益。与大多数城市改造工程的粗鲁手段全然不同的是，这种再分配包括一种非常特殊的协议。“巴塞罗那是独一无二的，”巴塞罗那城市发展局（Urbanism Development）主任拉蒙·加西亚-布雷戈多（Ramon Garcia-Bragado）表示，“由于城市发展问题上公共舆论的强大，没有什么事情能轻而易举就搞定。要想做成任何事情，必须先经历大量谈判。即便只是移动一下公交车站的位置，也有可能引发人们游行示威。他们对公共利益十分敏感，城市主人翁的情怀非常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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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进格雷西亚区的一个项目，政府前后召开了六场会议，协商对象包括家庭、社区组织、企业和学校。人们通过游行表达对该项目的支持或反对。这一系列谈判耗时一年。即便这样，等到项目建成后，成千上万的汽车和摩托车沿着新线路行驶，行人有了新通道，店铺迎来了新客人，居民们开始在广场上抢占地盘，仍然会有此起彼伏的异议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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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微观层次上的反复协商，巴塞罗那完成了这场惊世骇俗的转型，背后的设计师名为萨尔瓦多·鲁达（Salvador Rueda）。他是巴塞罗那城市生态所（Urban Ecology Agency）的创始人兼主任，该机构为格雷西亚区的改造提供奇思妙想与技术研究支持。在那间临海的办公室里面，他提出了一个交互数据库模型，使我们得以一窥巴塞罗那全貌。他创办的这间机构改进了该市的交通格局，同时负责规划这座城市各个区各条街的活动类型。他建立的模型就是一幅巴塞罗那地图。他通过移动鼠标巡游该市人口密集的传统街区，可以随时锁定一个社区，甚至能具体到每一条大街小巷。只需鼠标点击一番，我们就基本明白了这座城市的概况。他的模型包括了222个不同的经济活动，包括不同的店面、裁缝、车间和家庭职业者。他的模型将其归纳为132种，比起那些总体规划而来的商业区或住宅区，这里的经济活动更具多样性。我只有在像达拉维这样的移民城市才能发现如此丰富的经济多样性。但我们眼前的是一座富裕的发达城市，一座全球最宜居的城市。鲁达很乐意接受我们的考察。这座城市保持了有机且活跃的经济特征，无论老街区如何改造仍未失去其本色。但鲁达与我们分享了他对巴塞罗那的一些担忧，与其他许多城市一样，该市出现了超级项目带来的死区，例如为了2004年的一场大型国际展览会，该市在海滨地区修建了一座大楼，引起了广泛争议。“我们考虑的是，”他解释道，“这样一个地区的组织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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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模型，他计算出了该市消耗的资源。接着，他估算一下他眼中的“可持续性”。为此，他使用了已有的衡量熵的科学模型，测量该地区的能源、信息和组织复杂性的损失。在一个稳定的系统中，资源消耗与组织的复杂性和活跃度关系不大。他指出，在这些条件下，巴塞罗那城市体系的可持续性接近于自然生态体系。这正是巴塞罗那的城市学家们一直在推进的可持续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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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巴塞罗那的同事似乎没有关注我们谈论的话题。他们不知道，与一般城市的规划部门相比，这种城市思想是多么不一样，很少有人愿意花时间思考这么复杂的系统。在其他城市，鲁达和他的模型很难被理解，甚至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更不可能得到重用。只有在巴塞罗那这样的城市，他才能被赏识，获得资助成立自己的研究机构，同时主导该市的转型大业。我们关于城市熵测量方法的讨论仅可能发生在巴塞罗那，只有在这里，人们才会普遍重视价值观，城市学家关注的焦点才是城市生活的质量和好处。因此，鲁达的模型，并不抽象或虚无，它反映了巴塞罗那城市建设的基础逻辑，并被广泛用于公共空间的塑造中。无论是广场还是步行街，我们感受到的都是低熵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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