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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约翰内斯堡市中心以西10余公里处的卫星城，是南非富豪聚居的地区，也是约翰内斯堡最安全的地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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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变：城市如何改变世界 12 生态之城：马尔山脉耀眼的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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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往库里蒂巴的航班要越过巴西沿海山脉。它们与跑道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弧。飞机快要降落时，地平线上出现一座城市，30年前它仍然只是马尔山脉的一部分。地质作用促成了库里蒂巴的崛起，同时它还是成千上万个商业利益集团不断投资的产物，但这座城市是由一小群执着的城市学家在发号施令，他们对城市战略有着罕见的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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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座举世闻名的城市，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犹如单个的、高效且宜居的建筑那样运行，是不断规划不断改进的结果。在21世纪，它并非最宏大，但一定是最巧妙的城市转型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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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所有第一次慕名而来的游客一样，抵达库里蒂巴后，我最想见识一下该市独一无二的公交系统。如果你对近20年来的全球城市有所了解，你一定听说过这座建立了强大公交系统的城市，它的公交系统不仅盈利，并且占全部出行方式的45%，摆脱了巴西城市所面临的困境——在政府财政吃紧的情况下，私人公交公司成为主体，而它们往往是由准黑帮集团操纵的。在各国城市当中，公交系统是不能产生利润的。库里蒂巴的公交份额不仅高出大部分欧洲城市，甚至高于公交遍布的东京。然而，我很快发现，出色的公交系统是库里蒂巴杰出成就的代表，但仅仅只是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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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榻酒店之后，我前去会见库里蒂巴市长盖默·勒纳（Jaime Lerner），以及负责城市转型的主要建筑师。在1965年，库里蒂巴还是一座贫穷的省城，人口仅有35万；到2005年，它已经发展为一座拥有近200万人口的大都会，并且生活水准在整个巴西名列前茅。我们在库里蒂巴城市规划研究所（Curitiba Research and Urban Planning Institute，IPPUC）见面。这家机构于1965年在勒纳的领导下成立，其使命是将该市初步成形的战略准则转化为一套城市化方针。最近30年来，经历了由军事独裁到民主政府的转变，IPPUC始终坚持初衷。它要做的不仅是规划，还包括维持经济活力，确保城市发展的和谐。由于库里蒂巴的发展速度比巴西其他任何城市都要快，甚至达到了全球城市化速度的3倍，因此，这家机构面临的挑战极其之大，以传统的视角来着手城市规划变得不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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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绍一番后，勒纳市长建议我们一起出去走走。底特律市长离不开一群保镖，大多数的市长都是坐在轿车里检阅自己的城市，与他们相比，勒纳倾向于直面城市现实。我希望他带我去体验大名鼎鼎的公交系统，但他想让我瞧瞧一家新近建成的全年全天候营业的户外购物广场。一路上，他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库里蒂巴的发展情况。勒纳的步态和样子很像一名重量级的摔跤选手。他的眼睛斜视着，仿佛一直都在沉思，他的语调则充满着自由的韵律感。“价值才是根本，”他告诉我，那意味深长的样子好似在嘱咐下属，“如果你不理解城市的结构，就很难去驾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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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了，勒纳回想起20世纪60年代初的那段岁月。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现代化规划意味着拆除历史建筑，建设以汽车产业为中心的城市。自1972年担任市长一职以来，勒纳的首要举措包括叫停原有的规划，开辟第一批6个无机动车出入的街区。那时候，他还没想到要打造发达的公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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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他把我带到闹市区的巴里吉公园（Barigui Park）。这座公园于1972年建成，里面有一个大湖，周边则是没有树木的草地。我颇为不解，这里既没有美景、树荫，也没有人气。当我们进入一条碎石路时，勒纳突然变得兴奋起来。他深沉的嗓音一下子升高，原先的老练一扫而光，代之以孩子气的狂热。他手指向地面，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向我阐述一些什么，我不是很理解。刚开始，我以为他是瞥到了一种罕见的昆虫或小动物，没准儿他是个业余的昆虫爱好者。然后，我终于知道，这位城市缔造者指的是地底下的小脚灯。这些灯被用来为夜间步行者或慢跑者提供便利。勒纳关注的是盖在每个灯上的玻璃罩。它们是用可回收的广口瓶制造的，他解释道。这些玻璃罩的制造者不是别人，而是居住在城市外围贫民窟的孩子，这些移民们的孩子是数十年来库里蒂巴人口增长的主体。勒纳将他们视为促进城市发展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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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库里蒂巴的故事渐渐展现出来。就像一条贯穿城市之布的线一样，有一股始终如一的动力将许多小块力量组合起来，共同促进城市转型，譬如这些小小的玻璃罩。在库里蒂巴，不管是微观的细节还是宏观的城市形式，均有机地组合为一个体系。无论走到哪里，勒纳的同事都一再向我澄清，库里蒂巴不是一个总体规划城市，而是一个对冲突予以协商的结果，是一个热情的定制设计的产物，其主导者则是由勒纳团队（Lerner Group）组成的新型机构。“没有理想的体系，”勒纳说，他的语调又变得像一名生物学家，“理想的体系是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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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市位于一个大型的河流盆地里。5条河流与将近2000公里的溪流经过此地。早在19世纪初，库里蒂巴还只是一个牧羊场，历史上每年都会遭受洪灾，接着是财产损失与疾病流行。1995年，一场大洪水带来了4000万美元的损失。汇聚到库里蒂巴的水流最终流向著名的伊瓜苏大瀑布（Iguacu），后者得以成为全球第二大瀑布。巴里吉公园正是位于这片大盆地的上端。我这才发现，我们所在的透光的碎石小径，不过是众多低成本的洪水控制系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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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里蒂巴的排水与防洪的主导逻辑是：建设城市，接着对河流与当地水文做出调整。这一理念还启发了新奥尔良，该市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建立了堤坝与沟渠系统。20世纪60年代初期，世界银行与国际政府希望整顿洪水泛滥的巴里吉河域，还打算建一条水泥渠加以控制。然而，作为一个贫穷的城市，库里蒂巴必须非常审慎地考虑这笔投资，尼古拉·克鲁帕尔（Nicolau Kluppel），勒纳团队的首席土木工程师有不同的看法，他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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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城市建设的首要原则是保护河流，”他对主流的逻辑不屑一顾，“一旦河流得到了保护，我们的居民将免遭洪水之灾。在规划保护区之后，这里的发展也就有了保障。在技术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将河流视为集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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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吉河流保护走廊的宽度由9米拓至1.6千米，并根据河流的延伸与弯曲而进行调整。该走廊形成了一个洪水收集盆地链。这里没有任何的总体规划，这一创举是空前的。克鲁帕尔描述了他们不断学习、调整和规划的经历。“这些工程加高了河岸，”他回忆道，“我们还认识到，一连串的河流（它们之间相互排水）可以减缓雨水对河流的冲击，促使其流入大地。它能够对水进行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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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他们在库里蒂巴建成了严密而环保的洪水控制系统，其成本比采用大量混凝土的常规方案要少得多。对我而言，这些基础设施是无形的，这正是亮点之所在：它们不仅是公共公园，还是防洪设施。接下来，勒纳没有继续聊玻璃罩，而是将话题转到了绿化带上的运动设施。他们意识到，经过雨季的洪水冲刷之后，草地很适合用来作足球场。在洪水控制系统与公园开发计划实施后，库里蒂巴的人均绿地面积，由原先的0.18平方米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的15平方米，超过了大多数西方城市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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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库里蒂巴人并不习惯公共公园的生活，他们不像里约热内卢人那样喜欢沙滩。在西方国家，这种现象更不鲜见，例如德国和日本的移民就适应了当地的文化。“库里蒂巴人拥有许多公共休闲的选择，”勒纳说，他曾在里约热内卢执政多年，“但他们更喜欢在家里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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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快速发展的城市中，任何未使用的公共土地都很容易被贫民窟占领，或是被私人开发商偷偷摸摸地占有。对此，库里蒂巴果断采取预防措施，使新公园具备另一个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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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里蒂巴为不同的种族社群建造公共设施，使他们得以发扬（庆祝）自己的传统文化。最后，几乎每一个公园都成为某个种族的文化中心，同时染上了该种族的特色。在绍克里斯托瓦公园（São Cristóvão park），分布着意大利林（Italian Wood）、教会林（Pope’s Wood）、德国林（German Wood）、耶路撒冷泉（Jerusalem Fountain）与阿拉伯纪念馆（Arab Memorial），每一个都包括了博物馆、雕刻、展厅和建筑。德国林有一个音乐厅，葡萄牙林（Portugal Wood）有一个大型图书馆。圣菲利赛戴德公园（Santa Felicidade park）则建造了18个面向意大利人的小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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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人们很快发现，这些公园还成为当地数百种物种的栖息地。如今，它们还扮演着生态教育基地的角色。这真是一举多得。刚开始，库里蒂巴没有垃圾收集车开到贫民窟，人们只好将垃圾扔到大街上，接着抛向山涧和溪流。为此，这个城市决定，市民每提一袋垃圾到收集点，就奖励其一包食物。食物是直接从当地农民手中购买的，他们的收入很低。参与垃圾收集的家庭的孩子被邀请参加环保教育项目，他们后来制造了那些玻璃罩。就这样，一个新的休闲-社会-文化-生态-教育-灾害管理系统完工了。随后，市政府还向参与垃圾收集的贫民提供公交票，鼓励这些新居民成为城市公交的用户，使他们融入中心城区的生活。从经济角度讲，公交系统要求人们尽可能住在公交线路附近，为了进一步鼓励市民公交出行，政府将沿线的土地开发权卖给了私人，这些钱被用来继续完善公园系统。这即是说，在我与勒纳第一次出行期间，他通过玻璃罩向我展示了城市转型的细节，最终通过该市的公交系统，展示出方方面面的内容。在这个城市生态体系中，每件事物都彼此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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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抵制了任何可能分裂城市功能的规划。”勒纳对我说。换句话说，库里蒂巴城市化的首要原则再简单不过：每一个解决方案都必须拥有多样化的互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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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纳和他的同事知道，城市的快速发展必然会波及其外缘，从而从根本上影响城市的经济与社会生态。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形式的扩张耗资甚大，而且还会将外缘的贫民边缘化，社会会由此失调。为了继续维持城市的优势，库里蒂巴只好接受一个清晰的形式。就像在河流和溪流走廊，人员与货物的流动自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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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套机制，使密度、规模与协同经济活跃显现，是每个城市的基本任务。勒纳团队非常清楚这一点：一般的总体规划不足以创造相应的社会生态与政治经济，以推动城市不断向共同利益迈进。为了实施一种城市化方案，必须要让人们了解它。它不仅要有明确定义，还要与当地文化与价值观相符。正如城市学家们所言，必须让人们有“想象空间”。勒纳集团与IPPUC的卓越之处还在于，他们意识到外部资源与城市发展有着微妙的联系。建设公园是不够的。公园在规划之初，就得瞄准特定人群。建筑材料、造林、命名、雕刻及其他设施都应当与目标群体协商完成，从而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单单建设中心步行街也是不行的。灯杆、长椅、垃圾桶和人行道都应当精心设计，以引起人们的共鸣。在总体规划下的马来西亚布城，“优秀城市”这一概念是抽象的，与市民关系不大，更多的是一种对外的炫耀；库里蒂巴则不然，新步行街就是为人们生活而建造的。这些举措保障了市场的稳定性与经济活力，商业集团也因此愿意参与投资。形式、服务与市场相互依存，而众多的便利设施则促进了城市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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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纳团队同样遭受过质疑，有人指责他们的城市建设路径缺乏公众参与。对此，勒纳回应称，那是在独裁统治时代，库里蒂巴的公众参与度十分有限，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就城市发展情况，为市民提供了“透明”。与达拉维总体规划的“突然袭击”相比，连续性与亲民是库里蒂巴城市规划的指导原则。新的城市形式与区域规划，要经过同土地所有者的不断试错和协商来达成。新的服务与市场的拓展同样会与商界合作。新的便民设施则大方地接受公众检验。“城市需要有记忆传承。”诗意的勒纳兴许想这样说。“除非与过往的社会实践和投资相连，否则城市是无法运行的。你永远不会撕毁全家福照片。你越是想念家人，就越是拥有认同感。”在1996年的一次联合国峰会上，勒纳做出更正式的解释：“我们必须围绕历史来开发城市，保留并发扬其固有的特色。”始终将城市现状与历史联系在一起，能够促进城市快速实施转型，帮助个人适应新的城市文化。这还有助于人们将个人战略及日常生活与城市规划理念结合起来，帮助他们优化自己的行为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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