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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巴塞罗那市政府选定一个改造试验区。确定试验区后，该市所有机关（规划、交通、公园、警察、经济开发等）、公共事业部门与社会福利机构会达成一个共同计划，集中精力向该区提供投资、设施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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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该市将成立一个公私合营企业，以协调投资事务。换句话说，城市改造被视为一个由投资者或股东主导的投资项目。在拉瓦尔区转型过程中，合法的股东包括市政府和区政府、电话公司、主要储蓄银行、市停车场公司以及由社区小企业主组成的合资公司。为了加强政治上的联合，董事会囊括了市议会所有的政治党派。拉瓦尔区改造项目的初始投资者一共投资了1800万欧元，如今资金规模已经达到2亿多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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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创建这家联盟公司外，巴塞罗那市政府还修改了政策，对拉瓦尔区的投资、土地使用和公共设施以特别待遇。巴塞罗那城市发展局主任加西亚·布雷戈多表示，该市逐步放开了建筑标准要求，使之变得更为灵活和弹性，鼓励人们用创造性的办法去解决社区问题。新的规划还放开了建筑权的转让，促进民间资本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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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巴塞罗那低收入地区的新法律为例。当某个财产被拍卖时，它被赋予了第一个合法的购买期权。这样达到了两个目标。它保障了长期租客的优先购买权，杜绝了私人开发商的囤积居奇，后者会通过改造建筑，将其卖给全欧洲的投机者。此外，还吸引了文化和社会公共机构的入驻。总而言之，该法律确保了市政府和公私合营公司的经济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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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巴塞罗那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或“共识协会”。该机构在社区团体和各级政府之间搭建了沟通桥梁。它正式确立了城市改造的利益相关者，以及项目执行所需的政策和商业流程，尤其在房地产领域。在拉瓦尔区，这个共识协会为租赁房制定了保养政策，对于改造过程中的居民安置和新房分配也出台了规定。“这是我们制度文化的一部分。”拉斐尔·托尔莫（Rafael Tormo）解释道，他是另一个区域改造项目的负责人。“这是达摩克利斯之剑的锋。”他继续道。对巴塞罗那而言，这把剑，就是不稳定的、决定城市建设统一性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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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框架安排下，转型工作开始了。布雷戈多将其描述为一种“有选择的、公共显微介入”过程。拉瓦尔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改造旧住房和建造新的公共住房的同时，还得修缮街道和门面，设立新的公共广场和福利设施，以及给社区带来新的商业与就业机会。市政府与建筑所有者一道投资老街区门面，使之恢复人气，其资产价值随之回升。合营公司就土地所有权进行协商，并吸引高校、博物馆和文化与研究机构的入驻。闲置土地被转让给州政府用于建设公共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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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戈多还举了该市吸引投资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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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巴塞罗那被选定为1992年奥运会主办城市时，它“并不是一个旅游城市，甚至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城市”，他回忆道。连成熟的酒店业也没有。“私人部门不相信奥运会能够在巴塞罗那成功举办，”布雷戈多说，所以旅馆老板不敢投资。于是，巴塞罗那市决定想办法振兴萧条的酒店业。政府在城市周边划出了10片酒店业开发区。接着，它保障了这些地区的产权，并向从业者提供了长达50年的租赁权。此举极大地减小了这些地区的酒店业投资风险。今天，巴塞罗那已经成为全球酒店业最发达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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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瓦尔区改造项目实施15年来，工作重心与资金投入逐渐向私人部门倾斜。建筑所有者、经营者和中产阶级居民也渐渐对该区产生了信赖。在此过程中，私人开发商重新接受了城市化教育。“目前私人开发商对历史街区的改造更有兴趣，也更愿意开发高品质多功能的建筑项目，”布雷戈多表示，“他们发现，比起传统的建设方式，市场会对这种新式开发给予更多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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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冈萨雷斯对拉瓦尔区的改造成效不甚满意。在过去20年中，当地社区的资产评估价值上升了110亿美元，“但城市本身并没有这么多的增值。”她强调。“他们做了建设规划，但那不是城市化。他们搞不懂只有居民们才了解的战略问题。”她说。由于缺乏对长期被隔离的租客与移民的关注，导致了不和谐的新问题的产生。在她看来，“战略问题”再清楚不过了：人们需要的是稳定的社区生活，以及可承受的、开放的地方经济；但是，目前建立起的更无常、更高成本的文化区，使这种愿景打了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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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区居民看来，”她解释道，“拉瓦尔区的改造是由合营公司和私人开发商主导的。现在，再没有建筑会倒塌了，但都被公寓和酒店给占了。在过去，我们要面临犯罪行为的滋扰，但当地人明白卖淫者和贩毒者都是邻居。现在，这里已经被跨国犯罪集团渗透了。随着游人的蜂拥而入，这里的公共生活正在退化。由于没完没了的繁忙与噪音，老居民都搬出去了。”其结果是，在文化机构与旅游业生机勃勃的同时，拉瓦尔区成为外来移民的临时驻扎地和疾病高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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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萨雷斯将其视为城市规划失当的产物。她表示，城市规划的前提是“我们想实现这一目标”。与之相反，城市建设涉及的是“我们怎样实现这一目标”。她在一大张纸上画了一条船。接着，她向我们展示这条船如何在暴风下接受冲击，正如一座城市在诸多压力下，往往会偏离原有的目标。“为了减少船只所面临的冲击，”她说，规划师让船越来越庞大。这即是说，项目会渐渐与当地文化和偏好脱节，因为这时候关注的是整条船的需要。她继续在纸上描画，相反，“城市建设是向所有不同的利益集团提供解决方案”。她将每个利益集团视为一条船，“城市建设是带着许多条小船向相同的方向进发”，她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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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城市建设的战略起点始终与当地价值基础保持同步，后者可以决定城市的选择、行为和功能。当城市建设与价值基础保持一致时，创造共同目标的解决方式将越来越多，战略能力将随之提升。我在巴塞罗那遇到的每一位行政人员与技术人员都明白这一点。对规划师、建筑师和土木工程师而言，没有大学课程会教这些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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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迪·坎皮罗（Jordi Campillo）是巴塞罗那环境部门的新主任。我们曾在一次偶然的会面中谈到了他的新工作，他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城市建设不应该是强加的，而应通过共识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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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皮罗的一席话让我想到了日本北九州市的成功转型。它曾经是日本历史负担最重的城市之一。北九州是战后日本主要的钢铁、化工和汽车制造中心，还“荣登”过联合国全球污染最严重城市名单。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90年代，该市发起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一次工业整顿。这场转型的源头是普通家庭主妇们发起的一场示威运动。在此期间，主要的制造企业，包括新日铁（Nippon Steel）、日立、三菱和东芝，与市政府达成了183项自愿的污染控制协议和883份行动承诺书，这一切甚至超出了法律要求。到90年代早期，北九州已经成为日本空气质量与水质最好的城市。在一度成为物种灭绝之地的洞海湾（Dokai Bay），现已有超过100种鱼类和海鸟回归。由于这些成就的取得，市长木吉光一（Koichi Sueyoshi）决定将北九州打造为世界领先的可持续发展城市。他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再造洞海湾流域的自然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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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第一次访问北九州期间，木吉市长带我去看了一条运河，它的水流像一张“工程图”，而不是自然水域。这条特殊的运河沿着工薪阶层社区流过。刚开始，我不觉得它与环保有什么联系。然而，这座城市的土木工程与重工业的转型极度微妙。我被带到河岸，仔细观察被流水敲打的边缘。一路上，木吉市长等人动员居民们填补河床上的石缝和裂口。他们还在每个社区建立了一个用于幼虫发育的苗圃。人们会将苗圃移到河边。结果，那里不仅成为昆虫生长基地，还成了萤火虫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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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看来，河边的工程建设破坏的不仅是萤火虫的繁殖场所，还是当地文化的一个珍贵部分，即一年一度的孩子们的萤火虫节。木吉知道，萤火虫不仅是河流生态健康的指示器，还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运河项目是木吉政府教育民众的案例之一，他们希望籍此让人们明白自己与全球环境问题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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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吉的终极雄心是让北九州从排名前十的全球重污染城市，转变为环境可持续性前十的城市。但他很清楚，要想实现这一目标，他需要更多的政治支持，需要一种文化动力。为此，他首先做的不是邀请国际专家来授课，而是成立了一个当地的公民委员会。其目的是通过签署自愿协议，发动民众清理洞海湾，改善空气质量。这个委员会由企业、专家、民间组织和政府代表组成，它的首要任务是就价值基础达成共识，总共包括十个原则。这些原则成为制定自愿协议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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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深层次的文化基础有着清晰理解，北九州在环境领域获得了成功，它调动了数亿美元的投资。该市的许多原则只对当地人才适用。一致的价值主张，而非技术方案，才是城市战略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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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一直在城市化的道路上探索着，它面临着一个不同的全球性挑战：创造一种城市价值主张，使价值取向相互冲突的当地社区和全球产业走向一致。巴塞罗那强大的城市化及其战略能力源自其文化同一性、区域经济和政治独立。它立志成为一个真正全球化的城市，使其进步的转型经验放之四海而皆准。在城市革命的最终阶段，它需要驾驭双向扩张——全球移民和城市学家试图强化他们在巴塞罗那的利益，巴塞罗那试图建立傲视全球的优势，这才是特莫所言的新达摩克利斯之剑。这是各国城市面临的共同挑战：协调地方城市体系与外国城市模式之间的矛盾，以及地方城市与扩张且流动的全球城市体系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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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的帕伯里诺区（Poblenou）是一个衰落的纺织与服装制造中心，一度以西班牙的曼切斯特（Manchester）而知名，城市学家们在这里遭遇了上述挑战。如今，在市政府的规划当中，它被定义为一个特别的改造区域，被称为22区（district 22）。“22区项目”（District 22@Project）是为了协调高科技（全球信息通讯、设计、传媒与数据处理产业）办公园区城市模式与亟待更新的当地传统城市体系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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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伯里诺区是一个保守的低收入社区，有6万居民。大多数家庭历代居住在工业区，其经济规划与全球早期工业区如出一辙。居民区分布在工厂、店铺和仓库里面。然而，帕伯里诺区当地还有一个独特的规划特征，即100米×100米的“岛屿”网络，一个多功能的微城市体系机构。唯一的问题是，到20世纪60年代，帕伯里诺的工业开始迅速走向衰落。22区项目希望将新的产业导入现有的城市结构与文化中。换句话说，对这个新的被称为“创新区”（innovation district）的项目而言，其挑战是将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新经济区与115个岛屿街区整合起来，在稳定当地人口的同时新增4000个住户，并拓展现有的基础设施和福利设施——这一切的前提是不破坏现有社区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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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对新产业趋之若鹜。“我们不是主要城市，”该市为指导这个项目而成立的公司的营销经理泽维尔·罗梅罗（Xavier Romero）解释道，“我们需要创造性的方法，以吸引那些大公司。与此同时，我们还得承受住来自这些大公司的压力”，因为它们会要求我们接受标准的城市模式，罗梅罗称。“我们要的不是一个闹市区，而是晚七点后的城市生活。”在典型的城市改造计划下，地方开发商“会将一切精力放在中产阶级社区的建设上”，从而引发当地的房地产泡沫，他补充道。显然，罗梅罗等人的目标是改良现有社区，而不是建设新的社区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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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罗梅罗所言，要想启动项目，必须先“建立其DNA”，即“游戏规则”。他认为规则包括以下方面。第一，要想保留作为帕伯里诺区城市基础的“岛屿”及其多功能性。必须将“岛屿”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改造，而不是其某个部分。除非某个“岛屿”60%的土地所有者同意转型，否则项目不能实施。这使得每个“岛屿”的改造都是一个基于整体的计划。第二，土地所有者必须要有同意改造的经济激励：如果参与了22区项目，他们的土地上将建起更高（密度）的建筑，这将增加土地的价值。于是，项目组成立了一个社区组织来规划、建设和维护“岛屿”城市体系，使改造顺利进行。第三，作为对增加建筑密度的补偿，每名土地所有者须将30%的土地转让给市政府。在新的密度许可下，土地所有者拥有比以前更好的机会，同时市政府将确保相应的投入：1/3的用于住房建设，1/3的用于公共空间建设，1/3的用于建设作为新兴产业支撑的教育、工作室与研究机构。第四，也是最后一点，必须为改造街区提供新的基础设施：每位开发商必须支付相应费用，用以建设取暖系统和散热系统、地下垃圾处理和转移系统以及光纤电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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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规则下，土地所有者与市政府对每一个“岛屿”的改造进行了协商。与此同时，一个特别的公民委员会负责监督保护140栋历史建筑及其他遗址，诸如老工厂烟囱和墙壁，以增强社区的历史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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