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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视角下，项目已经取得了成功。数十年的萧条后，巴塞罗那终于迎来私人投资浪潮，超过60%的街区（共115个）都进入了转型之中。多达80%的开发商与过半的私人投资均来自本地。然而，22区项目仍未完全解决其挑战。我们拜访了一个已经完工了的街区。那是一个典型的多功能社区：IT公司办公楼附近是教育机构，附近还有优质的酒店以及公共住房。在所有“岛屿”的中部，都有一个小巧精致的公共广场，一个新的公共空间。然而，这片死寂的新“岛屿”与尚待改造的旧“岛屿”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旧“岛屿”，你可以看见孩子们在大街上玩耍，看见人们在街边的公共场所进行交易。在改造后的新“岛屿”，唯一在运营的公共空间是桌子很少的临街咖啡厅，它们在等待前来吃晚饭的顾客。简而言之，旧“岛屿”的人们热爱住在家里。他们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在那里吵闹和挣钱，也在那里休闲。转型后的新“岛屿”既不是社区，也不是闹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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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区项目能否解决地方“岛屿”城市体系与全球城市模式之间的矛盾，我们拭目以待。但毫无疑问的是，帕伯里诺区的确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22区项目为城市革命的最终阶段开辟了一条道路，它必须承受19世纪帕伯里诺区走向现代工业生活的那种苦痛。巴塞罗那的20年转型是一项雄心勃勃的创举，有利于全球城市找到正确的城市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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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巴首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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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地首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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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变：城市如何改变世界 14 复兴之城：芝加哥再度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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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芝加哥百老汇（Broadway）与罗伦斯大道（Lawrence Avenues）交叉处的商业区中央，有一个名为“上城”（Uptown）的老剧院。它被认为是全美最大的电影院，比纽约市著名的无线电城音乐厅（Radio City Music Hall）还要大。然而，从1981年起，上城剧院被封，从此再未对外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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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堵大门的夹板上，有人贴了一张该剧院的开业计划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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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往事，那是在1925年8月，当时的上城剧院红火非凡，那里进行管弦乐队、合唱团、爵士乐、舞蹈和舞台表演。多达1.2万人排队购票。那年夏天，200辆彩车汇聚于此，盛况空前。该剧院开放了4400个座位，点亮了1万个舞台灯，通过一只20米长的管风琴招呼观众，同时在业内率先安装了空调系统。后来，上城剧院仅周末一天就卖出了2万多张电影票，这是芝加哥城市体系的商业巅峰，同时引领了美国电影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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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一个世纪前，芝加哥还是一个沼泽遍布的偏远小城，仅有少数的商人和农民在此聚集。但从20世纪开始，它已经成长为全球十大城市之一。在上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作为芝加哥第二个闹市区的上城区崛起了，它改变了美国文化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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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一场大火灾过后的芝加哥迎来一次重建浪潮，人口上升到50万人，但那时的北部林区（包括后来的上城区）仍然不在城市范围内。该林区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被开垦为芹菜种植园。从19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随着有轨电车和铁路线路的北扩，投机的开发商在这些农地上建起了住宅区。于是，这片社区开始形成了，尽管尚未完全竣工，它还是吸引了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德国和爱尔兰的移民，他们抛弃了贫民窟般拥挤的市中心。在开发商的推动下，新的住宅区在1893年正式融入芝加哥，并且一下子成为独立的市中心。这得益于芝加哥自来水和下水道系统、警察服务和消防系统的北扩。1901年，这里建起了新的高架铁路站。不过，没有人会想到接下来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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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谈谈芝加哥的经济。上城区很快形成了一整套产业价值链，从生产、销售到消费，其影响波及全国市场。经过20年的发展，它成为美国新的电影与唱片工业中心，是美国最早的“好莱坞”。到1920年，上城区自身俨然是一座城市，并且屹立于全美最大城市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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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城区崛起的第一步，是在20世纪末，它被确立为湖滨避暑胜地。前来避暑的客户给餐厅、酒吧和娱乐场所创造了需求，并且拉动了当地就业。由于娱乐产业人才的集中，美国第一家电影公司埃森内工作室（Essannay Studios）于1907年在此诞生。埃森内工作室反过来吸引了更多人才和技术人员的加盟。像葛洛丽亚·斯旺森（Gloria Swanson）这样的知名演员是从芝加哥当地挖掘出来的，也有许多艺术家，诸如查理·卓别林是慕名而来的。20世纪初的美国出品了五部无声电影，其中有四部是出自埃森内工作室之手。上城区还搭建了美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电影销售模式。不久，第一部有声电影也于上城区诞生了。接着，美国第一家唱片公司在此出现。超过480个电影和电视节目在这里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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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佩里·杜里斯（Perry Duis）写道，在20世纪20年代，“上城区40万人口中的大多数都是单身或无子嗣家庭，他们白天工作，晚上则频繁进出剧院、俱乐部和舞厅，他们一般不在家里用餐。”一位名叫玛丽·达顿（Mary Dutton）的企业家为这个上升中的城市体系注入了新元素，她开办了一家拥有1226个座位的安洽自助餐厅（Ontra Cafeteria），主要面向年轻的居民和娱乐业从业者。达顿小姐后来将她的自助餐厅开到了新兴电影产业中心洛杉矶。上城区城市体系一直在自我完善中，同时不断影响全美的经济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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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职业者、工作室、公寓式旅馆和餐厅的集群进一步促进了娱乐产业的发展。像其他地方一样，随着工会合同的普及与工作时间的缩短，休闲与消费文化更加发达了。每到周末，上城区剧院，包括上城剧院、德鲁克斯剧院（Deluxe）、湖边剧院（Lakeside）、里维埃拉剧院（Riviera）和名流剧院（Pantheon），以及舞厅和卡巴莱酒馆（cabaret）[1]都人满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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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1981年，在鲍勃·马利（Bob Marley）和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2]的那几场炙手可热的音乐会之后，上城剧院的大门就永久性地关闭了。该剧院是上城区最后的荣光，如今10年过去了，居民们和企业仍被夹板拒之门外，苦等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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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0-1970年间，上城区的中产阶级开始逃离此地。那时候，贩毒、勒索、帮派暴力和卖淫已经侵蚀了该地区。当警察抓到作奸犯科的居民时，会问他们：“像你这样的当地人在做什么？”芝加哥警方和消防队也离开了，市政厅不得不出台法律收紧户籍制度。繁华过后的娱乐街区被新的产业和商业模式所替代。公寓式旅馆今非昔比，低收入的养老金领取者、成千上万名出院的精神病人、刚出狱的不法分子以及来自古巴越南等地的贫民成为常客。银行拒绝接受这里的资产作为抵押品。恶劣的房东收回了房屋，将它们租给帮派成员和毒贩，后者控制了当地的公园和街道。当房东从他们的危房中榨干了最后一滴利润时，这些建筑又被赋予了新的生意机会，这种机会在芝加哥普遍存在，当地人称之为“发纵火财”（arson for profit）。有一次，上城区24栋公寓楼同时失火，因而赢得了“纵火联盟”（Arson Alley）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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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工业城市芝加哥，上城区的这种危机到处存在。原本彼此相连的社区城市体系崩溃了，芝加哥沦为一个由数十个破败社区组成的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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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过去25年间，上城区和芝加哥的社区面貌已经有了明显改观。芝加哥再度崛起，成为美国最繁华的商业、会议、旅游和娱乐中心。这与底特律形成了强烈对比，尽管二者有着共同的背景，包括相同的制造业历史、水运、移民、种族隔离和产业萧条。底特律无法通过一种新的城市化再造自身。芝加哥则不然，它通过渐进且彻底的转型，重新成为全球最具生产力、最具创意和最活跃的城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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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当地已经形成健康且高效的城市体系，上城剧院还是没有恢复营业，它是当地城市经济依然脆弱的象征。它代表着城市在转型中要面对的第三大挑战：通过规划与市场监管，驾驭城市的经济冲动。上城区是最好的例证。实际上，每栋建筑都会面临这一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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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市场，最好先明确我对市场的定义。市场可以简单理解为买卖双方之间的一个有规律、成体系的交易机制，人们基于共同的价值判断做出交易决策。这是人们对市场的一般看法。这种看法将市场视为一个普通的交易机制，但事实绝对不是这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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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城市里有不同的市场，包括鱼市、住房市场、停车场或工程合同，它们由当地和区域内的顾客、法律、规范、惯例、基础设施和空间关系所决定。塑造市场面貌的不仅仅是买方和卖方，还包括许多不同的力量。反过来，每一个市场都能决定商业模式能否在城市取得成功。通过限制成功商业模式的种类，市场可以改变城市的发展模式，正如上城区后来所经历的那样。当这些商业模式发展到最成熟的阶段时，不同的地方市场行为聚合起来，将给城市体系带来独特的效率与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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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究市场的地方性，我们以某个居民区的住房市场为例。从理论上讲，住房市场涉及的也是普通的产品单位，即每平方米的居住空间。单位价格由供给、需求和产品成本决定。需要一个协调双方交易的房地产中介，它会收取一定费用。还要有一家银行，它提供按揭贷款，同时收取费用和利息。但在现实生活中，产品的性质、市场价值和交易方式取决于当地众多的文化、政治、法律和制度因素。社区的文化与社会背景决定了该区的住房能否获得溢价；还决定了房主能否开办家庭企业或出租房屋，从而影响其活动范围与收入状况。政治与法律因素决定了房屋能否继续扩建，以及扩建所需的相关成本（包括合法费用和非法贿赂）。制度因素决定了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及其成本，还可以决定房主是否得自己负责自来水系统维护与保洁服务。上述因素都是住宅市场的一部分。它们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住房的价格和性质，包括它们的所有权结构、流动性和销售状况。它们决定和影响着市场，正如市场关系到城市的转型成败一样。从这个角度讲，城市可以塑造其市场，也能塑造自身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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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自由市场经济下，地方市场也要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不同城市的市场有着巨大的差异。你很难将北美服装店的固定价格、成衣以及无特性的购物方式，与伊斯坦布尔和德里（Delhi）的传统服装街相提并论，后者经常得讨价还价，并且人们会注重商家的殷勤程度以及衣服的个性。不同的市场使用不同的建筑，有着不同的活动和外部性（诸如垃圾和噪音）。它们是这一系列因素的妥协产物，包括不同的种族和经济群体，以及宗教、商业、劳动力和政府制度等。一个没有文化、历史习俗和制度的市场，只能存在于教科书或臆想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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