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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80年代末，作为两种新的市场监管手段，社区组织和社区投资公司已经发展成熟。在戴利市长的主导下，社区组织渐渐取代了区领导人成为政治权力核心。如今，市政府的宗旨是为社区组织提供解决方案或中间协调。新的市议会机制，从街区到社区到市议会再到市长办公室，均是城市转型的直接领军者。尽管旧有的保护人机制已然式微，但规范与忠诚的文化仍然长存，这为城市改造的稳定延续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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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戴利市长新政的还有一个较早的例子——邻里空间（Neighbor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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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空间是市政府创立的一个非盈利的企业，其宗旨是将该市被废弃的大量居民区改造为新的社区公园、运动场和花园。邻里空间以一个很低的价格从政府手中买入那些土地，接着通过一个管理协定，联手社区组织进行规划、开发和维护。为了促进这些空间的转型，它提供相应的财产保险，并给付必要的环境清理资金，还安装了消防栓。邻里空间的例子说明，在市政府和社区组织的同心协力下，可以将资产与市场价值从萧条的城市中拯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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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利领导下的芝加哥，其最引人注目的引导城市转型的机制是税收增额融资（TIF）。该制度是芝加哥对郊区城市的补贴与政策优惠的回应。那些投资持续缩减的区域被规划为TIF区。在TIF区，任何由开发或市场估值引起的税收增长都能进行单独的融资，用于土地改造。基础设施建设和私人部门合作。这种补贴政策吸引了更多的投资，促使当地物业价值进一步增长。物业增值又能为TIF基金创造更多的收益，反过来鼓励进一步的投资。就这样，TIF机制重塑了城市与郊区的竞争格局，城市也通过补贴挽回了优势。今天，在芝加哥一共有136个TIF区，占据该市土地面积的30%。它们引入了超过4亿美元的投资。在1986-2005年年间，这些TIF区域的物业价值增加了114亿美元，增幅达160倍，体现出强劲的复苏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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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TIF机制的基金也发挥了市场监管的功能。有了投资基金支持政策，比起传统的城市规划，TIF更能促进城市的活跃发展。然而，TIF的广泛运用不是没有风险或成本的。TIF使芝加哥丧失了很大一部分的税基。这还给戴利政府带来了政治风险，尤其是那些见证过旧体制的阴谋诡计的人们，更是充满怀疑。不过，在史密斯议员等政治改革家的推动下，随之建立了一种确保TIF战略责任的社区监管机制。60多个社区、租户、公寓以及当地企业协会加入了她的分区与规划委员会，由该委员会监管一切发展规划，包括TIF项目。史密斯的草根委员会取代了旧体制的官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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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导向型的政策可视为新政的另一个特征。其典型例子是市政府为杜绝高利贷，出台了新的银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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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戴利市长和议员们注意到低收入社区的房屋空置问题。“我们发现了一些闻所未闻的抵押贷款公司，”马克斯基回忆道，“它们的贷款利息很高，首付极低，而且是基于房屋的评估价值，而不是借贷人的实际偿付能力。”那些空置的房屋成为高利贷主的抵押品——这正是次级抵押贷款的前身，并于2007-2008年引发了一场波及全球市场的次贷危机。在危机发生之前，芝加哥是第一个禁止政府机关与这类业务沾边的地区。尽管有银行巨头的游说和施压，芝加哥还是通过了相关法令。而银行们不久就为次贷危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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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对抗次贷危机的先见之明还体现在“家庭房屋保护计划”（Home Ownership Preservation Initiative，HOPI），它是在2003年由市政府与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提出的。HOPI通过财务援助及时挽救了5400名房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高利贷的牺牲品。在2003-2007年间，该计划冻结了1500起取消房屋赎回权的活动，同时赎回了300栋房屋。为了推进这一计划，市政府划定了一条抵押贷款危机红线，同时号召各区领导人和社区团体劝说受困家庭寻求帮助。2000-2003年间，芝加哥的取消抵押品赎回权活动一直在增加，到2004年已经回到了1999年的水平。在此期间，芝加哥郊区的取消抵押品赎回权行为上升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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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政府能像芝加哥市政府那样改变得如此深刻和迅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特里·克拉克（Terry Nichols Clark）说道，“并且这种转变是静悄悄地完成的。”克拉克可不是你想象中的普通学者。数十年来，他一直是芝加哥城市规划与政治变迁的当事人。他指出，芝加哥政坛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变化，“在很多方面堪比发生在东欧、拉丁美洲和亚洲的革命”。当理查德·M·戴利向市政厅讲述他的雄心壮志时，他传奇般的父亲理查德·J·戴利（Richard J.Daley）刚逝世不久，许多曾试图将芝加哥从旧体制中拯救出来的人一度感到这不过是王朝更迭。但是，新市长的一些作为出乎人们的意料。他彻底打破了旧有的党政体制，建立了一个更广大、兼容并包、以改革为导向的体制。他是一位天才政治家，他洞悉了芝加哥的权力与解决方案的逻辑，将它们还给了社区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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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革命”和“体制”与反民主的领导人和国家控制的社会协会联系起来，看起来显得有些夸张，因为这一切也离不开强力领导人和官方组织的参与。但这两者均体现了城市战略挑战的一个关键特征。一座城市的转型，尤其当危机来临之时，要求竞争性的利益群体团结在共同目标之下，矢志不渝地努力推进。在多元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个人商业主义与种族忠诚的传统，达成团结难上加难。如果有一座城市能够克服自身缺陷并力挽狂澜，那无疑是芝加哥。在紧张和分裂的局面下，芝加哥的这场似乎不可能的转变具备了革命性意义。在芝加哥的危机当中，这种团结是在社区层面实现的，草根组织、公民联盟、立法议员和冒险资本家使当地市场恢复了活力。这些基于社区的组织和创举是戴利新政的基石，使他获得了大众的支持，从而与旧体制划清了界线。戴利从为数众多的社区网络中招揽出了试图改造城市的人才，组成了一个新的选举联盟。他进一步将该联盟打造为沟通社区团体与市政府的纽带。时至今日，这种基于社区的体制有力地约束了党派余孽与选举操纵。戴利有效驾驭了这种互动与平衡。正如一起并购案的负责人，戴利完成了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将两个相互竞争的城市体系整合为一个进步的政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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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戴利身上，还体现出了兼容并包的政治特点。他于1989年以压倒性优势赢得选举上台，他获得了除美国黑人区之外所有区的支持。他之所以能够当选，要归功于史密斯这类社区候选人的支持，他很快从现有体制外挖掘了年轻并且富有改革精神的官员。他毫无保留地要求他们清理寻租体制，并倡导他们服务社区，推动进一步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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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看看芝加哥的公园区（Parks District），它是全美最大的公园系统，管理着价值25亿美元的不动产，包括550个公园、540个休闲建筑、数千个运动场、1个大型动物园和露天体育场以及50公里的密歇根湖岸线。今天，芝加哥公园的用户比美国任何城市的都要多。但就在不久前的20世纪80年代，许多公园被帮派把持着，“更像是鬼镇”，弗里斯特·克莱普尔（Forrest Claypool）说道，他是由戴利选定的负责清理公园区的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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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初，公园区由埃德·凯利（Ed Kelly）控制，他在当时是一个著名的党魁。凯利负责监督民主党候选人在郊区的选举，他籍此获得了4000多个职位，并将其赏给了他的效忠者。在他的操纵下，公园区负债累累，即便它拥有专属的市政税。公园区曾经由于种族隔离遭到联邦政府的检查。凯利及其附庸主宰了该区，为所欲为。举例来说，在大部分的假日里，当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进园游览时，凯利之辈为求一己之便关闭公园大门，将游客拒之门外。克莱普尔仍然记得公园区的一个官员的话：“难道你不明白吗？我们的工作就是无所事事。”一项研究指出，市政府后来耗时一年，使用了84种行政手段，才将这些非法上位的寄生虫清理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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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戴利的安排下，克莱普尔后来被任命为公园区的主管，而史密斯议员则成为市议会公园区委员会的主席。他二人均来自体制之外。克莱普尔深谙改变市政府是一项复杂的任务，他从上司戴利市长那儿获得了信心。在克莱普尔眼里，公园区是稳定芝加哥社会的“最后一根稻草”，戴利委派他全权担纲。史密斯也因此得以在市议会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他二人对于重振芝加哥社区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正如库里蒂巴的勒纳团队，克莱普尔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为创新留下了空间。他将公园区的许多设施私有化，从而增加了它们的使用效率，进一步打破了党派控制。他还将民间顾问引入组织，减少了2000多个冗余职位，重组了预算与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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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区也是如此，戴利通过他的联盟，使改革在一个又一个区铺开。通过笼络体制外的改革运动者、进步商人和新一代经理人，他使芝加哥发生了企业式的转变。他从一家大银行挖来了社区贷款负责人，委托他们改组房屋署。当戴利于1995年接手摇摇欲坠的芝加哥教育体系时，他让预算主管和办公室主任亲自上阵。在他们的领导下，市政府斥资30亿美元，用于500所学校的改造，同时新建了71所学校。学生成绩在戴利接手后的6年一直稳步上升，暑期教育项目也发展了起来。金融体系恢复了稳定，劳资纠纷渐渐停息，原本井水不犯河水的各市政机关，也前所未有地团结起来。以公园区为例，区政府与各学校董事会合作，在校园里建设了数百个公园。克莱普尔再一次强调了新体制的作用，他将这种合作视为“使学校成为社区资产一部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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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07-2008年次贷危机在全美范围内的爆发，戴利市长选派迈尔·布兰克（Myer Blank）稳定房地产市场。他也是一名来自体制外的人士，是芝加哥主要政府监督机关的资深分析师。布兰克等人出台了很少有人能想到的措施：使用物业税作为调控手段，应对楼市的大起大落。通过物业税浮动政策，他们很快实现了市场稳定，减少了房价进一步下跌的风险，遏制了危机影响严重地区的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抬头。这项政策似乎能体现戴利的基础战略逻辑。在戴利看来，经济活力从根本上取决于完整、可见的社区。即便阻止重要资产的下跌会使政府面临现金流危机，戴利也在所不惜。一位官员引用了联邦政府的面向低收入群体家庭的供暖援助计划，往往在冬天尚未过去之前，政府就耗尽了所有的资金。大部分城市的政府都会让居民来填补这个窟窿。然而，戴利的选择是，为居民支付剩下的取暖费，直到春天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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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见过直觉如此灵敏的政治家。”克莱普尔表示，说这话的时候他已经加入了巴拉克·奥巴马的总统选举团队。“他似乎深谙公民社会，”戴利的前办公室主任盖瑞·奇科（Gery Chico）如是说，“不管我们对他说什么，他似乎都能抓住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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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一个下午，戴利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那时他刚刚从圣帕特里克节（St.Patrick’s Day）[3]游行现场回来。那一天的早些时候，他决定继续对警察局进行改组。他看起来很疲惫，而且心事重重。在芝加哥的转型过程中，他不知经历过多少场大风大浪。很快，他开始用平稳的语调向我娓娓而谈，从一座城市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到次贷危机，再到奥运会，从亚洲城市化到教育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当谈及芝加哥时，他一再使用了“基础设施”与“资产”两个词。过了一会我才领悟到，他指的是图书馆和个人建筑用地。“你所能做的，”他越说越兴奋，“就是负担起社区责任，并将其转化为资产。一旦你接受了被抛弃的建筑，你就得使之成为一项资产。接着，你开始建造学校、公园、图书馆、老年活动中心。每次你建造一个新的基础设施，它都像是一个谜。你到处建设，突然有一天它们连在了一起。你栽种了一片树林，你安置路中护栏和花圃。”正如巴塞罗那和库里蒂巴的城市学家一样，这位美国最强势的市长向我细致入微地阐释城市体系。“接着你开始在那里建造一些房子，然后一切都开始连接起来。一旦你开始建设社区，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被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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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戴利了解上城剧院的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他的幕僚告诉我，他常常驾车到市区里逛，他对自己的所见所闻都做了详细的记录。有报道称，他曾在一个午夜，来到更换市区桥下灯具的现场。戴利亲自对我说，他曾在一个交响音乐会上，忧心忡忡地递纸条给下属：“为什么会这样？”“这里怎么会有一个废楼？”“这块空地上发生了什么？”上城剧院一直让他如坐针毡。自从一个无良房东在20世纪80年代出售了该剧院后，它就成为了一个难题，所有权争议、抵扣权和官司不断，陷入了孟买那样的困境当中。有人会想，戴利只需要叫停即可，他能在一夜之间让上城剧院重新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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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城市战略是通过数不尽的历史、细节和变数的相互作用推进的。戴利、市政厅以及史密斯议员只能渐渐让上城剧院回归，渐渐解决法律上的争议。在通往该剧场最大一扇门的罗伦斯大道上，庞大的布告牌提醒过客，规模宏大的鲍德斯书店（Borders bookstore）和星巴克咖啡即将在此开业。它们不过是跟风安洽自助餐厅，而这一切都无法取代这片街区失落的产业活力。然而，绿磨坊（Green Mill）、阿拉贡（Aragon）和里维埃拉等俱乐部，以及大量的新咖啡馆、面包店、酒店、书店和画廊均使得上城区再度成为一个居住与休闲胜地。“城市应当追随着记忆的痕迹。”勒纳曾这样说过。上城区老城市体系的许多部分已经被郊区城市模式所替代，包括单排商业区、停车场、药店和银行，但这片地区正在向TIF区转型。上城区已经将上城剧院注册为国家历史纪念建筑。由一家大型娱乐公司起草的修缮与恢复营业计划已经得到了分区与规划委员会的批准。当然，这只是这个曾经举世闻名的娱乐区的复苏计划之一。“我们的开发都是在社区主导下进行的，”史密斯议员表示，他强调了社区委员会的决策地位，“这是对我的一种约束”——最终是对戴利及其体制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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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供临时表演和短小节目的餐馆或夜总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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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两人都是欧美著名歌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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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年的3月17日，为纪念爱尔兰守护神圣帕特里克。5世纪末期起源于爱尔兰，如今已成为爱尔兰国庆节。随着爱尔兰后裔遍布世界各地，目前圣帕特里克节已经渐渐在一些国家成为节日。——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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