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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07-2008年次贷危机在全美范围内的爆发，戴利市长选派迈尔·布兰克（Myer Blank）稳定房地产市场。他也是一名来自体制外的人士，是芝加哥主要政府监督机关的资深分析师。布兰克等人出台了很少有人能想到的措施：使用物业税作为调控手段，应对楼市的大起大落。通过物业税浮动政策，他们很快实现了市场稳定，减少了房价进一步下跌的风险，遏制了危机影响严重地区的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抬头。这项政策似乎能体现戴利的基础战略逻辑。在戴利看来，经济活力从根本上取决于完整、可见的社区。即便阻止重要资产的下跌会使政府面临现金流危机，戴利也在所不惜。一位官员引用了联邦政府的面向低收入群体家庭的供暖援助计划，往往在冬天尚未过去之前，政府就耗尽了所有的资金。大部分城市的政府都会让居民来填补这个窟窿。然而，戴利的选择是，为居民支付剩下的取暖费，直到春天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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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见过直觉如此灵敏的政治家。”克莱普尔表示，说这话的时候他已经加入了巴拉克·奥巴马的总统选举团队。“他似乎深谙公民社会，”戴利的前办公室主任盖瑞·奇科（Gery Chico）如是说，“不管我们对他说什么，他似乎都能抓住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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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一个下午，戴利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那时他刚刚从圣帕特里克节（St.Patrick’s Day）[3]游行现场回来。那一天的早些时候，他决定继续对警察局进行改组。他看起来很疲惫，而且心事重重。在芝加哥的转型过程中，他不知经历过多少场大风大浪。很快，他开始用平稳的语调向我娓娓而谈，从一座城市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到次贷危机，再到奥运会，从亚洲城市化到教育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当谈及芝加哥时，他一再使用了“基础设施”与“资产”两个词。过了一会我才领悟到，他指的是图书馆和个人建筑用地。“你所能做的，”他越说越兴奋，“就是负担起社区责任，并将其转化为资产。一旦你接受了被抛弃的建筑，你就得使之成为一项资产。接着，你开始建造学校、公园、图书馆、老年活动中心。每次你建造一个新的基础设施，它都像是一个谜。你到处建设，突然有一天它们连在了一起。你栽种了一片树林，你安置路中护栏和花圃。”正如巴塞罗那和库里蒂巴的城市学家一样，这位美国最强势的市长向我细致入微地阐释城市体系。“接着你开始在那里建造一些房子，然后一切都开始连接起来。一旦你开始建设社区，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被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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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戴利了解上城剧院的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他的幕僚告诉我，他常常驾车到市区里逛，他对自己的所见所闻都做了详细的记录。有报道称，他曾在一个午夜，来到更换市区桥下灯具的现场。戴利亲自对我说，他曾在一个交响音乐会上，忧心忡忡地递纸条给下属：“为什么会这样？”“这里怎么会有一个废楼？”“这块空地上发生了什么？”上城剧院一直让他如坐针毡。自从一个无良房东在20世纪80年代出售了该剧院后，它就成为了一个难题，所有权争议、抵扣权和官司不断，陷入了孟买那样的困境当中。有人会想，戴利只需要叫停即可，他能在一夜之间让上城剧院重新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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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城市战略是通过数不尽的历史、细节和变数的相互作用推进的。戴利、市政厅以及史密斯议员只能渐渐让上城剧院回归，渐渐解决法律上的争议。在通往该剧场最大一扇门的罗伦斯大道上，庞大的布告牌提醒过客，规模宏大的鲍德斯书店（Borders bookstore）和星巴克咖啡即将在此开业。它们不过是跟风安洽自助餐厅，而这一切都无法取代这片街区失落的产业活力。然而，绿磨坊（Green Mill）、阿拉贡（Aragon）和里维埃拉等俱乐部，以及大量的新咖啡馆、面包店、酒店、书店和画廊均使得上城区再度成为一个居住与休闲胜地。“城市应当追随着记忆的痕迹。”勒纳曾这样说过。上城区老城市体系的许多部分已经被郊区城市模式所替代，包括单排商业区、停车场、药店和银行，但这片地区正在向TIF区转型。上城区已经将上城剧院注册为国家历史纪念建筑。由一家大型娱乐公司起草的修缮与恢复营业计划已经得到了分区与规划委员会的批准。当然，这只是这个曾经举世闻名的娱乐区的复苏计划之一。“我们的开发都是在社区主导下进行的，”史密斯议员表示，他强调了社区委员会的决策地位，“这是对我的一种约束”——最终是对戴利及其体制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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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供临时表演和短小节目的餐馆或夜总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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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两人都是欧美著名歌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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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年的3月17日，为纪念爱尔兰守护神圣帕特里克。5世纪末期起源于爱尔兰，如今已成为爱尔兰国庆节。随着爱尔兰后裔遍布世界各地，目前圣帕特里克节已经渐渐在一些国家成为节日。——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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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变：城市如何改变世界 15 一个“城市体制”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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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随着与实体经济严重脱钩的美国城市建设热潮的熄火，全球市场崩塌了。当经济危机迅速在全球蔓延开来之时，它给未能妥善应对城市革命的人类再次敲响警钟。商业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曾进行了简单概括。“障碍越少，”他在《商业周刊》上撰文指出，“关乎全局的节点也就越多。这个观点已经使得很多明智的人们犯错。”在2008年，它让整个地球摔了一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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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贷危机过后，人们将主要精力放在商业实践的反思和金融监管的争论之上，却忽视了更大的过失：在飞速发展的城市化世界中，我们缺乏对生活质量的塑造与维护。美国人可不是特例。我们如同制造消费品一样建设城市，用相同的计量方式无差别地考察，同时用可以触及人们对城市体系与社区生活之向往的名字进行包装。一个城郊居住区可能被称为“鹿野庄园”（Deer Path Village），一个超市是一个新的市中心，一个大规模的电影城就是娱乐区，一个办公园区就可以是一个创新区。然而，城市社区必须要有共同的战略和建设方式，还要能够在全球市场上保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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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面这些页的文字，我已经指出，要想避免一场全球性的危机，我们需要在有着战略目标的社区的监管下，将城市建设为一个有效的、生产性的体系。为了解决我所提到的当前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贫困、边缘化、冲突和环境衰退，我们必须将这些社区的战略聚合起来，使我们的城市在最终阶段完成过渡。但即便拥有最出色的技术和基础设施规划，这些在一个公司式的城市模式中也无法实现。要想实现城市的抱负，需要的不只是某种比用缩略尺制图更多的东西。我还强调，这指的是地方城市化的发展，它要求城市们同心协力，使生产力最大化，适应外部竞争，并且通过城市形式、市场和文化打造新的解决办法。城市生活不仅仅是规划与建设，还是一个先进的城市交往方式。在现代史上，巴塞罗那、库里蒂巴和芝加哥激活了分裂和饱受践踏的社区，将他们的城市变成了宜居、高效、有创造力的全球性变革的代表。城市生活是健康的城市文明的基础，它拥有激发人们实现梦想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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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人说，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毫无疑问的是，将巨大的权力和能力保持在单一民族国家机器之中，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实现共同目标。但是，国家及其战略机构——如联合国、国际性开发银行、国际法规和智囊团，正在逐渐丧失它们在经济、生态和政治领域的影响力。尽管大多数国家对城市的理解依然肤浅，发展的动力已经逐渐在向城市转移。国家往往试图通过干涉城市发展，以夺回战略地位。不过，放眼全球，各国均缺乏有效的城市化理念以解决问题，而不是继续添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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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战略性挑战是跨国界的，但是在旧的观念中，人们习惯于以地理意义来划分国界与国家控制范围。这个世界不是平的。但正如波特所强调的那样，城市乃至其内部的特定地区，才是新的优势资源。通过对企业园或产业群的密度、规模和协同效应的研究，波特对城市体系经济理论表示赞同。他认为，竞争优势无法通过运营效率和过度算计而获得，它不只存在于商业领域，同时没有任何基准或指数可以表明城市拥有竞争优势。各地区间的竞争优势并不具备可比性。波特指出，竞争优势来自差异化，而不是源自某个普遍性的“世界标准”。库里蒂巴、巴塞罗那和芝加哥的城市化论证了他的观点：运营效率指的是你在同一场比赛中跑得更快，但城市战略是要你选择一场不同的、适合自己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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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创意阶层的崛起》（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里详细描述了创造和保持优势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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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产业群的竞争优势不是建立在总体规划的厂区、企业园区或远郊办公园区之上的。只有在一个广阔的城市内部，这些密度、规模、协同和拓展的竞争优势才能产生、维持或丧失。当一个公司选定某个特定城市作为扩张对象时，它必须面对不一样的效率、成本、冲突、价值、文化和竞争优势。然而，一旦这些优势被彻底地获得和利用之后，企业需要适应另一个新角色：像公共产品一样维持它们。为了真正巩固这些优势，企业还必须实施城市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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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方面，企业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比国家还要大。单一民族国家主要做的是控制城市，控制它们的发展、移民、社会经济、政治、财政、警察和国际贸易。与此同时，企业必须寻找新的方式满足城市需求，为城市创造价值。在一个飞速发展的年代，城市的市场监管，应当显著促进企业在全球的战略地位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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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很少有公司能真正理解城市化。它们对城市的一个主要贡献是城市模式，在这种模式化的建设下，出现了许多缺乏效率和协同的弊病。城市模式带来的速度、规模和可预见性，是促使城市突飞猛进的重要原因。但这种城市化需要改进，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规划，需要更多的定制化，只有这样，郊区、商业走廊或办公街区才能成为城市体系与新的城市形式的发展土壤。在城市革命的收官阶段，将社区、用户和当地城市学家引入城市模式建设，是城市化过程中最为重大的挑战或机遇。换句话说，为了维持优势，企业必须参与建设一个更为本土化的城市学家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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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已经从数十年来对城市优势的追逐当中汲取教训。它们一度站在城市的对立面，它们在城市的投资已经慢慢从成本投机与争取公共补贴转向企业公民。企业通过参与解决社会问题，超越了急功近利的劣根性，加入到城市建设的试验当中，并为嵌入新的城市化和城市战略埋下了伏笔。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融入城市体制（city regime）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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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体制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其提出者是美国城市规划师诺曼·费恩斯坦（Norman Fainstein）和苏珊·费恩斯坦（Susan Fainstein），以及政治科学家史蒂芬·埃尔金（Stephen Elkin）和克莱伦斯·斯通（Clarence Stone）。他们最关注的问题是，在个人商业利益、公共利益和社区利益的相互碰撞下，城市如何变得可控。他们尤其希望理解，城市如何能在经济发展与财富增加的同时，促进城市公民的经济与社会利益。1989年斯通出版了第一部完整分析城市体制发展的书籍。该书揭示了20世纪50年代亚特兰大的白人如何与美国黑人结成联盟，共同创造出一个行政体制。这在当时普遍奉行种族隔离政策的美国东南部是不可思议的。此举还增加了城市领导层在美国民权运动中的影响力，并最终促进了城市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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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权威有限且分散的世界里，人们如何才能跨越体制界限团结起来，从而实现有效管理，达成显著的公共成效？”斯通在书中问道。他继续指出，城市是缺乏指挥架构的组织，无法“引导和协调人们的行为”。“因为地方政权是通过法律和传统来治理的……在城市政治中，非正式的安排显得特别重要。”城市体制因此上升到“一个拥有制度资源的非正式、但相对稳定的集团，它能始终影响城市行政决策……体制是有目的的、进步性的。甚至可以这么说，体制就是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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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美国学界对城市体制的研究一直在进步中。然而，与政府主导的土地控制、开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相比，我们往往只看到了城市体制的个人化与市场的一面。随着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在全球各国的推进，城市体制这一概念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可。如今，该概念及相关文献有助于我们理解城市战略的许多重要方面，即我此前谈到的战略联盟和战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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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是，在城市革命的最终阶段，城市的成功与全球城市体系的活力，要求我们快速推进城市体制的发展及其转型，使之变得更公正、环保、稳定和有创造力。没有这种体制的话，城市与城市体系的施政问题将相应上升，并不可避免地超越某个市甚至某个省的区域、权力和资源。为了发展出一套引导城市转型的体制，必须像库里蒂巴、巴塞罗那和芝加哥等城市那样推进城市化。这即是说，仅有一个战略联盟是不够的，必须有一个有能力促进地方城市化的战略机构。这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根本的战略挑战。只有在城市体制之下，才能有效管理我们的城市事务、保障公共利益、创造共同优势，并且像威廉·里斯（William Rees）[1]等学者所说的那样，将城市转变为一个更为完整而自我约束的城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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