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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众多的地区的产业群中，硅谷是无可辩驳的先驱，它包括圣何塞（San Jose）、圣克拉拉（Santa Clara）、帕洛阿尔托（Palo Alto）等小城市和10余个其他区。所以，硅谷并不是集聚经济（诸如密度和规模）或集群效应（协同经济）的结果，也不仅仅是一个理想的商业场所。但我们看到的是，全球不知道有多少城市宣称要成为“下一个硅谷”。抛开错误的假设，一种城市化是无法被进口或复制的，硅谷本身仍面临着不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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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现象的出现源自帕洛阿尔托的大学城城市体系，当地汇聚了斯坦福大学、各式各样的居民区和商业区，以及不可不提的斯坦福研究园（Stanford Research Park）——这家技术产业化机构由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院长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于1951年发起成立。今天，斯坦福研究园已经有140多家电子、软件、生物科技和其他科技公司入驻，这些公司的雇员总数达2万人。然而，在管理安排上，硅谷没有适当地保护当地作为紧密的社会与商业区的优势，尤为严重的是，企业和机构无法进一步拓展它们的优势。最初的那些缔造者的理念在后来被误读了。所以这座城市扩张到了圣克拉拉山谷的果园中，并且接受了城市模式与总体规划企业园区，从而破坏了该地区的密度与规模，导致了活跃的协同经济的弱化，并带来了低效率与成本上升。交通拥堵、经济隔离、高涨的房屋与商业成本、能源供给与环境问题以及无法驾驭的地震风险——这一切促使硅谷寻求新的城市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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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上述挑战，硅谷的策略是渐进但坚决地发展区域城市体制。促使成百上千的企业领导人、公民团体和区政府组成新的管理网络（不管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这场改革始于1977年由惠普公司的戴维·帕卡德（David Packard）创立的硅谷工业集团（Silicon Valley Manufacturing Group）。许多年过去，随着区域发展挑战开始影响到它的优势，该集团（目前已经更名为硅谷领导集团，Silicon Valley Leadership Group）进一步扩大了议程，将焦点放在“为整个社会维护一个高品质的硅谷生活——通过价格适中的住房、综合的区域交通、可靠能源、中级（12年级）甚至更高级的教育体系、素质更高的工人、可持续的环境以及经济和税收政策，从而保障加州和硅谷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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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1993年，许多类似的企业与地方政府、工人、高校和民间领袖组成了非正式的联合体，他们新成立了一个名为“硅谷网络联合投资”（Joint Venture：Silicon Valley Network）的战略机构。这个名称有误导之嫌，因为它远不止一个网络，而是硅谷式的库里蒂巴城市研究所和城市规划署。该组合试图将区域内的企业和各个区联合起来，发展新的城市化。它是人们共同创造新城市的平台。联合投资促使整个硅谷重视起灾难防备，同时建立了第一个区域的预防、应对和复苏计划。它参与了城市规划，例如积极推动主干道贯穿整个区域，也就是将国王大道（El Camino Real）拓展为格兰大道（Grand Boulevard）。“格兰大道”，他解释称，“是由19个城市与县组成的联合体，由地方和区域性的机构同心协力促进国王大道的功能、安全与美观……有史以来第一次，所有的机构对这条街的状况、用途和功能负责。”如今，联合投资正在号召各个区与企业出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规划。通过发展区域城市化，联合投资为城市体制的崛起奠定了基础。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的生活质量建立在本区域独一无二的‘创新氛围’之上。联合投资致力于维护这种氛围，打造下一个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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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股复苏的浪潮中，最突出的要数北圣何塞的一个街区。它一改现有的独立的、一到两层的企业园区（大部分都配有停车场），将其变成了圣何塞规划师所言的带有公共设施的、四到八层的“增强版园区”，行人友好型的多功能创新区，从而将居住与商业生活同高科技企业结合在一起。这些街区进一步完善了公共服务，诸如公共交通和自行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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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并不孤独。它代表着一个更庞大、更有希望的潮流——通过城市体制激活城市。正如芝加哥的发展历程所体现的那样，这些新体制与之前的旧体制和精英网络截然不同。它们仍然要从精英手中获得权力与资源，但其目的已经大相径庭。它们的议程大都不约而同地涉及城市革命的未竟事业。以美国为例，为了应对城市化超越行政区域的扩张，美国目前已经形成了100多个区域联盟，其中的50个属于区域管理联盟（Alliance for Regional Stewardship）的会员单位。该组织的宗旨是“为了在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进步的同时，确保我们在美国大都会地区的地位，我们将进行跨部门的区域合作。”这些联盟是城市转型的统一体，它们从斯通所言的关系网络出发，通过渐渐形成的正式合作，走向结构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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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建立城市体制的努力在世界其他地区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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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印度的班加罗尔为例，通过一个由企业和民间领导人组成的班加罗尔议程专责小组（Bangalore Agenda Task Force，BATF），州政府邀请企业直接参与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管理。成立于1999年的BATF刚开始是作为政府的管理咨询机构而存在的。它与政府一道创造了新的会计、交通管理、税收评估和固定垃圾管理系统。在BATF的主导下，班加罗尔实施了8500个公共工程项目。在一个政府主导规划和投资的国家里，私人部门在公共事务中的大规模参与会被许多人视为追逐私利。然而，BATF与其他政府与私人组成的联盟，极其广泛的利益参与，同20世纪90年代的《地方21世纪议程》如出一辙——唯一的区别在于，开发商和建筑商加入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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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班加罗尔，BATF只是推动城市体制形成的一个部分，还有两个其他组织，即公共事务中心（Public Affairs Centre）和非盈利组织加纳格拉哈（Janaagraha）。在多年来忍受政府的腐败无能之后，它们促使中产阶级参与城市的规划与治理。它们定期对政府的公共服务做出评估，给出“公民成绩单”；通过大型的立法改革加强了市政府的权威；同时为一个新的公交系统提供了详细的议案。在班加罗尔产业腾飞之前，该市正处于高科技泡沫之中，那时它就从公民对城市事务的广泛参与中受益。后来，班加罗尔政府不仅重燃并且加强了这种参与，不仅包括建筑师、规划师和社会工作者，还有艺术家、设计师、工程师、生态学家，以及医疗、计算机和媒体产业的专家，此外新兴的产业巨头也被纳入其中。这些联盟对城市的归属权有了新的认识，它们一致认为，城市实际上是我们共同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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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是巨大的。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数据，城市占据了全球70%～80%的能源消费。城市若不转型，我们就无法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按照当前的消费速度，未来地球城市将无法获取足够的清洁水。支撑城市发展和欲望的供应链正在破坏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唯一可行的出路的是，将迅速发展的城市转变为城市体系，转变为可自我维持的生态区。没有战略性城市的涌现，没有城市学家团体纷纷促成新的城市体制，这一切将是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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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生的城市体制的成败，取决于它们能否共建起新的城市化，即通过有效的城市形式、新的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的发展、先进的市场监管以及城市文化的协调，实现共同的战略目标。如果没有一个有创意的开放机制将移民、社区、地方城市学家、投资者和政府官员团结起来，这些新兴的城市体制将渐渐丧失原本脆弱的合法性，正如今天急功近利的城市增长正在一日日耗尽城市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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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不能让水淹到你的根部来。”谈到城市战略时，戴维·龚比（David Crombie）这样对我说。他担任多伦多市长将近10年，得到了多伦多最卓越的移民城市学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2]的支持，近30年来他一直是该市的名誉市长（Leader Emeritus）。数十年以来，他一直致力于将自己庞大的非正式网络与其他志同道合者联合起来，创造一个足以改变城市面貌的体制。在这些年里，多伦多先后出台过多次举措——叫停市中心高速公路，保护社区并创造新社区，恢复公共水滨，将过度扩张的城市变为不断增长的区域体系，而不只是半授权的、有争议的行政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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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比是一名真正的城市学家型市长，他习惯于根据城市革命最终阶段的趋势，就城市发展方式展开协商与调整。在龚比掌权的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城市革命的重要性和挑战并没有完全明晰。但现在，一切再清楚不过了。城市必须知道它在世界的目标，知道它对世界的意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城市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这是龚比给我的建议。“你不能复制，”他说，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佳典范”。一个城市无法靠世界一流的名头而赢得优势。当多伦多受到来自联合国的褒奖、被其他城市仿效时，他说，“大家开始变得自满。我们最好想想我们应当怎么做到它。多伦多错失了最好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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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龚比一直在提醒多伦多努力恢复本土城市化传统。在20世纪60年代，当他看到美国的底特律、布法罗和波士顿进行城市改造时，他顺势掀起了激进的改革运动。“那时我们认为可以学习其他城市。接下来，我们目睹底特律在纵火中沦陷，而布法罗绝妙的公园体系被一条高速公路摧毁，我们认识到，我们必须寻找自己的城市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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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比表示，多伦多城市社会的功能单位是社区。它们是城市的一部分，但在很多方面是一个小世界，它们有自己的领导，它们自己创造新的解决方案和经济部门，即便其本身就存在问题。“多伦多的伟大遗产，”他说，就像一个有着全球野心的强大机构的主席，“是人们生活在一起的方式。人们很难对这里的优秀建筑感到兴奋，只是我们觉得好看而已。但人们是来这里追逐机遇的。”因此，我们必须关注他们，与他们一起工作。成为全球移民的首选城市，才是我们的战略定位。“我们很快确定了自己的定位。我们必须比大部分城市更了解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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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释道，过去人们会觉得，多伦多做得好的，也就是其优势，是“无处不在的，因而他们放下了自己的武器。”它们不再坚持自己的城市建设方式。龚比已经成为莱斯利维尔大型购物中心的死敌。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就是一场战略之争。长期以来，龚比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在研究多伦多港口腹地的开发，他们不希望用做建设高速公路单排商业区：这将是多伦多完全实现自我的又一个绝佳机会，如果抓住了，就将对整个世界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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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战略进行了反省。就像在莱斯利维尔发生的这场恶战一样，他说，“它教会了我们一些调解的智慧。调解不是妥协。你必须找出新的空间在哪里。你必须花时间弄清楚你们将通往何处。当你发现新的天地显现之时，你要帮助别人一道去认识它，”他说，“接着你们将一同迈入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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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龚比说这一席话时，仿佛一位企业战略家谈论新的市场空间或社会变革空间。当然，他二者皆有涉及，甚至寓意更深。当这位城市学家使用“新空间”一词时，他指的不仅是发现协调供求或利益集团的新手段，还包括一种物质空间安排，即建筑、道路、庭院、商店、街景和公共设施的空间形式，使之承载起所有的人类活动，让人们安居乐业。龚比所言的空间是物质的。城市面临的是全球性的机遇还是危机，取决于我们能否以不同的方式建设城市，取决于我们能否建设一个释放人类能量的三维栖息地，将人们的创造力与潜在解决方案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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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其他成千上万名坚定的城市学家一样，龚比始终认为城市能够做得更好，并试图帮助我们相信这一点。他们日夜不停地忙于探索，因为他们情不自禁：城市就是他们的激情之所在。只有接受21世纪的真实人性，我们的城市才能焕发出无尽的潜力。这些城市学家将城市视为他们真正的家园，而城市的确是我们共同的命运。在众所周知的全球性危机面前，如果我们需要的是希望、潜力和机遇，那么，我们还需要学会如何发现这些新空间，从而促进我们的城市及全球城市体系的华丽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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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他于1992年提出的“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反映了人类对地球的影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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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简·雅各布斯称得上是过去半个世纪中对美国乃至地球城市规划发展影响最大的人士之一。他那本出版于1961年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被视做美国城市规划转向的重要标志。很多人认为这本书终结了20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政府以铲除贫民窟和兴建高速路为特征的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运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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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变：城市如何改变世界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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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我们共同的宿命。越来越多的人将成为城市居民，而对于未来极少数在乡村居住的人而言，其生活仍与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主体，它还将进一步扩张。即便承认上述事实，我们对城市及其意义的理解，仍然处于极其肤浅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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