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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库尔良德的说法,早在1931年3月,他就想出了这个“重要建议”。用了半年(!),经过“无休止的痛苦”,他提出了这个建议。最终,在1931年12月,经外宾商店管委会主席莫-伊-什科里亚尔口头同意,库尔良德率先在外宾商店的百货商场里接受民众用黄金制品购买商品。在莫斯科百货商场实际启动这项业务之后数周,外贸人民委员部通过决议使之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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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材料使我们能准确认定正式批准在外宾商店使用黄金制品购买商品的日期。什科里亚尔在1931年12月口头同意库尔良德在第一百货商场开始实行上述政策,其实并非冒险,因为这个问题原则上已在“高层”得到了解决。1931年11月3日,政治局授权苏联外贸人民委员部在外宾商店下属商店用商品作为交换物收购黄金制品。“外汇”部门领导阿•帕•罗森戈尔茨(А.П.Розенголых)(外贸人民委员部)、格•费•格林科(Г.Ф.Гринько 财政人民委员部)、亚•巴•谢歹!J布罗夫斯基(А.П.Серебровский)(苏联黄金)、莫•伊•卡尔曼诺维奇(М.И.Калманович 国家银行)、捷•德•杰里巴斯(Т.Д.Дерибас (格别乌)被囊括进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应指定外宾商店在收购日用金器和结算方法的行动范围。1001931年12月10日,根据政治局的决定,形成了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命令。101命令的内容不允许公开,因为实质上就是正式承认苏联黄金外汇储备的窘况。苏联领导层显然希望关于外宾商店的传闻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播。这一步并没有走错。还在正式决定发布之前,关于外宾商店将接受苏联公民使用外汇购买商品的传闻就在全国“传播”开了。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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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开始接受以日用金器付款的命令,缴纳的黄金制品的价值取决于其纯金含量以及按照等值换算成切尔文券的价格。103“换算成切尔文券的价格”——这句话需要仔细揣摩。日用金器的缴纳人实际上拿不到切尔文券。在外宾商店经营初期以及稍晚时候,国家收取有价物品后付给上交人的其实不是可以在其他商店消费或者存起来的钱,而是短期的纸质债券。这种债券只能在外宾商店以及分散在其周围的黑市上流通。严格讲,外宾商店“金卢布”并不是实体,而是一种有条件的结算单位。起初,作为证明已上交外汇、珍宝的支付工具,在外宾商店曾使用过各种各样的替代物(国家银行外汇转账或兑换的票据、外汇卢布、外汇、外国银行的支票以及国家银行的旅行支票、沙皇金币)。之后,1931年底出现了外宾商店商品流通券,该券用以兑换上交的贵重物品。1933年,商品流通券替代了记名册。然而,上交的日用金器价格以及人们上交有价物品所获得金额都是换算成切尔文卢布的,这一事实在民众眼中比外宾商店的业务更具分量。正是因为这一特点,外宾商店卢布被称为“黄金”“外汇”卢布。即使货币流通全面崩溃,但是切尔文券凭借有保障的黄金和外汇商品依旧保住了地位。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开始接受以日用金器付款的命令把外宾商店卢布和切尔文券联系了起来,并赋予了外宾商店卢布后者的特性——受到商品、贵金属和兑黄金牌价稳定的外汇的保障。但是,这些保证并不是现实存在的,因为外宾商店的“钱”无法兑换“回”黄金、外汇和珍宝。履行外宾商店卢布商品保障的义务完全取决于国家的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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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开始接受以日用金器付款的命令使缴纳黄金者和用外汇支付者享有相同权利,即和外国人享有相同权利。请仔细思考一下,政府承诺,苏联人可以购买的东西和外国人一样!容我先说一句,这种消费者平等实际上并未实现。外宾商店专门面向外国人的商店在外观、服务内容和产品种类方面都不同于“普通的”外宾商品供应商店。外宾商店精英商店和普通商店是由需求差异决定的。大部分苏联顾客到外宾商店是因为饥饿而要购买可以果腹的东西——面包,而外国人购买的是古旧的异国物产以及那些能使他们在苏俄享有习惯的舒适生活的东西。当然,毫无疑问,外宾商店的苏联顾客中也有一些可以负担美食、奢侈品和其他“锦上添花的东西”。这让我们想起了布尔加科夫描写的外宾商店里“穿雪青色呢大衣的胖子”104或者亚历山德罗夫的电影《快乐的孩子们》中那个嗓音不好的时髦姑娘列娜契卡——“外宾商店的孩子”。不过,苏联消费者的精英商店仅仅是少数大城市里少数大型商店中的现象。在这个农民都在挨饿的国家,外宾商店作为一个大众现象,仅仅是饥饿的农民的外宾商店——不同于布尔加科夫笔下在斯摩棱斯克市场上那家奢华的“有大玻璃门的”外宾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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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能看到历史文件中有的东西,还能看到历史文件中没有的东西,这是深有益处的。要知道,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开始接受以日用金器付款的命令中缺失阶级立场!1930年代的苏联历史是一部社会歧视史、“旧剥削”阶级和“劳动”阶级不平等的历史、农村和城市不平等的历史、官僚特权和“人民公敌”不平等的历史。政府并没有花大力气进行社会划分,在外宾商店也是。限制“社会异己分子”的权利是当时的法则,不允许这些异己分子进入外宾商店、从实质上剥夺其外汇权利在逻辑上符合1930年代的等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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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没有真的发生。在外宾商店里,所有人在社会性上都是平等的。政府没有根据社会地位、出身、收入来源、革命前的活动、民族甚至是(至高无上的!)对于工业化的重要性来对顾客进行区分。关于类似的区分在设立外宾商店的命令中以及之后指导外宾商店经营活动的文件中都只字未提。谁把黄金带到外宾商店以及人们以何种方式获得黄金都不重要,只要交过来就行。不管是“被剥夺权利的人”,还是“人民公敌”,任何有值钱物件的人都可以在外宾商店用其换成商品。在外宾商店压倒一切的不是阶级,而是“金钱”。无论是无产阶级,还是崛起的“新贵”——党的官员在这里都没有官方给予的特权。对顾客的划分纯粹从经济角度出发。没有黄金——请走开,有黄金——欢迎购物;谁值钱的物件多,谁就能买得多。从这方面看,外宾商店里没有一丝社会主义,这就是一个冷酷的“资本主义”(市场化的)企业。但是,同时因为不存在社会歧视,外宾商店也是这一时期最民主的社会经济机构。向苏联公民开放外宾商店,国家为了工业化的利益不仅牺牲了外汇垄断原则,还牺牲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意识形态原则——阶级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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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外宾商店和同时期的国家配给制是平行存在的。配给制同样也没有阶级立场。政府凭卡分配食品和商品,政府根据工业生产的参与程度把民众分成不同的群体,而不是按照阶级立场划分。在国家配额供应体系中,公认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并不存在。他们被分成很多小群体,根据是否从事工业生产的原则重新安排并组合成新的群体。如果不算精英小团体,那么苏联享有最优厚配给的则是大型工业项目的工程师和工人。从事非工业生产的工人所得到的国家配给要差一些:其定量标准更低,种类更少,且价格更贵。总体而言,在1930年代上半叶实行配给制的那几年,城市优于农村,大型工业城市的居民所获的配给优于非工业城市、小城市和乡镇的居民。农民虽然为了工业化工作,但是并没有直接参与工业生产,所以他们只有在完成国家征购计划后才能指望一点象征性的国家配给。在农民配给体系中自有一套等级划分,这种划分取决于集体农庄或者国营农庄的专业化方向,归根结底取决于其商业化产品对于工业化的重要性。尤为反常的是,阶级立场的缺失还出现在针对苏联社会被抛弃者(“被剥夺权利的人”、被没收土地的人、流放犯)的定量配给中。其中,发挥作用的仍然是经济合理原则。如果被剥夺选举权的人或是被没收土地的人在类似于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体这样的大型工业项目里工作,那么按照政府命令的字面意思,这个人可以获得和自由工人相同的定额。政府在定量配给供应方面让“阶级异己分子”“社会异己分子”“危险因素”和工业精英享受了同等权利。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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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外宾商店还是配给制体系中,阶级立场都让步于实际利益和“工业实用主义”,在此背景下,工业发展利益高于一切。“工业实用主义”达到了恬不知耻的程度:任何人都可以带给外宾商店工业发展所需的黄金,但是在饥荒的年代,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领到国家的定量配给的口粮,国家只养活那些被认为有合理价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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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开始接受以日用金器付款的命令,外宾商店应该按照收购价值上交国家银行。换言之,外宾商店从民众手里收购黄金花了多少,那么就用相同的价格将黄金卖给国家银行。这一事实对我们十分重要。这证明外宾商店只是国家手里的“抽水机”,它把黄金从人民口袋里抽到国库里。外宾商店并非给自己谋利,它在外汇交易中发不了财。这笔买卖中那个走运的企业家不是外宾商店,而是国家。国家收取黄金,用可疑的纸券作为交换,再让人民在外宾商店以高昂的价格购买商品,之后就能把远多于当初换取值钱物件所花的钱返回国库。这个主意的亮点在于,国家什么都不用出口,而且有时只是换出一些质量存疑的商品就可以获取外汇和黄金。无论商品是不是被带出境,赚到苏联人交来的值钱物件的十分之一、哪怕是百分之一就算成功,同时还让人免于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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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领导层努力为外宾商店创造优惠条件。外宾商店的交易和流通免缴所有国家、地方税费。地方苏维埃和党的领导集体、国家政治总局、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国家银行的代表处都应为外宾商店展开贸易活动提供全力协助——这是有斯大林签名的特别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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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内由“外汇”部门的领导组成的委员会决定外宾商店的经营范围。106除了已经有外宾商店网络的苏联欧洲部分,在命令中实际上列出了远东、西伯利亚、乌拉尔、哈萨克斯坦、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所有的大城市。外宾商店应该使自己的商业服务覆盖苏联全境的市民和农民。但是有些地区开始时是禁止外宾商店开展经营活动的:矿区、毗邻黄金开采联合体的地方。107禁令是可以理解的,外宾商店设在邻区会刺激从黄金开采业的国有企业盗窃。外宾商店的工作就是从人民手里获取有价值的东西,而负责从个人淘金者手里收购黄金的是有色金属开采和加工总局,其拥有确定准备开采地点的设备——以防止国家的黄金被盗窃。外宾商店也不得在边境地区收购黄金,这一区域由国家政治总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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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回到叶夫列姆-弗拉基米洛维奇-库尔良德。在声明好主意出自自己的时候,他怀着怨气写道,自己还在暗处,没有因为自己的发明而得到任何奖励,要知道他的主意带来了巨大的成绩:使用日用金器结算的商品销售成了苏联主要外汇单位之一的外宾商店的主要收入项目。库尔良德希望能按照“奖励宝贵建议的原则”获得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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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到底是不是库尔良德自封的?我认为,他实际上是最早“说出”可使用日用金器进行贸易结算的人之一。他的职位使他的话能“上达”外宾商店的领导层。从另一个方面讲,这个主意并不是那么好,如果不是因为与政治局“黄金委员会”寻找的方向不谋而合,这个主意也不会得到采用。但有两件事迫使我们承认库尔良德的发明权。第一,他那封信的见证人的名字。其中包括(这些人在写完信的时候是其他职务)“苏共中央组织局成员和外宾商店组织者”伊•舒利亚平、外宾商店管委会副主席弗•卡-日丹诺夫、格别乌经济局外汇处处长格•亚•格利亚罗夫、莫斯科市贸易公司黄金和珠宝收购处负责人格伦特、联共(布)外宾商店支部书记叶夫多基莫夫,还有库尔良德第一百货商店的女同事们。108第二个有助于认定库尔良德发明权的证据是,外贸人民委员部支持他的主张。档案中保存了外贸人民委员部发给外宾商店管委会的问询函,其中库尔良德被承认为用黄金进行销售结算的发明者和“落实上述做法的真正战士”。外贸人民委员部把库尔良德的主意称为“苏联外汇贸易战线的创新”。外贸人民委员部对库尔良德的发明权不持丝毫怀疑,甚至要求外宾商店管委会确定奖励的数额:“请贵单位根据推行这一方法后所获的经济效益来确定奖励库尔良德多少金额是合适的。”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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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往书信到此为止。不过,了解叶夫列姆-弗拉基米洛维奇-库尔良德到底拿到了多少奖励倒是件趣事。根据其方案所获得的外汇效益十分巨大。进一步讲,在外宾商店存续的短短几年里,它从民众手里获取了大约价值3亿金卢布的财富,按照当时的官方汇率,大约为1930年代1.5亿美元的购买力。其中将近一半(44%是苏联公民缴纳的日用金器和金币。因此,推行库尔良德的建议给国家带来了超过6000万美元的收入,在当时这个数字足以购买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体、乌拉尔机械制造厂、第聂伯河水电站和库兹涅茨克冶金联合体需要的所有进口设备。如果出生在有知识产权的资本主义社会,库尔良德会成为有钱人,而在苏联,他可能也获得了荣誉证书,可能还有100卢布和做大衣的厚呢子衣料,但之后在“恐怖时期”他肯定会被镇压。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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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良德的信及与其相关的往来书信,不仅把一个人的名字从历史遗忘中找了出来,还让我们感到惊奇,这个奉献给国家的金点子通过怎样的努力克服了官僚障碍。从库尔良德提出建议的那一刻开始(1931年3月)到政治局做出接受以日用金器付款的决议(1931年11月)历经7个多月,再加上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布命令又过了一个多月,实际上到了12月才正式实施该项业务。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疯狂搜寻工业发展所需的外汇与官僚主义和部门利益斗争导致的实际实施时的拖沓是交织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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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与库尔良德的信有关而且值得注意的问题。接受以日用金器付款的主意来自一个贸易工作者,而不是政府官僚或者政治活动家,这是个偶然吗?显然不是。后者的职业思维是不同的。对于革命时期的国务和政治活动家,商品、市场、利润在他们看来是另一个注定要毁灭和失败的世界的概念。111他们把这些范畴的概念视作异端和背叛。理论是这样教育他们的,但是革命和内战的实践却让他们习惯使用暴力并坚信,力量是达成目标的捷径。从另一方面讲,贸易工作者每天必须点钱、考虑利润、灵活行事。只有当那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和暴力被赶进了危机的死胡同,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才开始按照经济规律行事。结果是,“对资本主义的红色攻击”和半市场化的改革相互交替。112外宾商店是最好的证明之一。外宾商店的原则与马克思主义完全相悖,是大规模企业经营的实例,国家在其间是一个商人。斯大林时期领导层的反市场化行为在现代历史研究中是公认的。然而,在涉及外宾商店时,恰恰相反,处于外汇危机困境中并被工业发展利益所驱动的国家积极扩大了合法市场和外汇交易的范围。因此,苏联计划经济中的市场是人民和国家一起发挥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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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计划经济中,任何营利性的私人企业行为都被视作经济犯罪和投机。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外宾商店中,苏维埃政府就是最大的投机者,而外宾商店的做法按照当时法律的字面表述则是大规模经济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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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商店从某种程度上讲是苏联合法外汇市场的第二次降临。有别于“新经济政策”时的外汇市场,苏联领导人在1930年代上半叶允许把黄金和外汇作为支付工具使用,即便这种交易被限制在外宾商店框架内而且需将值钱的物件兑换成“外宾商店的钱”作为掩饰。然而,在很多别的方面,1930年代上半叶的合法外汇交易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规定更为严格。事实上,在开放外宾商店时,政府就确认了人民拥有自行支配外汇、金币和其他值钱物件的权利,且在数量上不受限制。但是,与“新经济政策”时期不同的是,私人买卖黄金和外汇是不允许的。苏联已经没有交易所。国家也不会实施货币干预政策——这一政策会使民众利用国家储备积攒外汇和金币。换言之,在外宾商店存续期间,民众鲜有合法手段补充自己的外汇积蓄。其实,民众补充外汇积蓄唯一的合法来源就是境外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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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合法外汇交易市场存在期间,国家银行从民众手里收购了价值约2800万卢布的金币,而售出了价值约6000万卢布的金币(表一)。1920年代货币干预时,超过3000万卢布(按票面价值)从国家银行储备中流向民众个人。货币干预期间,民众购自国家的外汇金额更多,因为不仅国家银行在抛售外汇,财政人民委员部特别部门也在抛售。113当时从交易所买走的大部分外汇都流向了走私和无证进口,金币则被民众——主要是农民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企业主一攒了下来。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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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别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外汇干预,外宾商店致力于吸收、消耗民众的外汇积蓄。苏联突如其来的大饥荒促进了外宾商店的工作。外宾商店在存续期间,从民众手里买进了价值4500万卢布的旧金币,由此完胜国家银行在1920年代上半叶的自由收购额(表一)。外宾商店不仅把货币干预时期通过交易所经纪人售出的黄金交还给国家,还把民众更早之前积蓄的黄金也交给了国家。外宾商店在收购日用金器方面也完胜国家银行。1921年至1928年冬天,国家银行仅从民众手里收购了11吨多的黄金(表一),外宾商店在四年之中(1932—1935的收购量将近国家银行的6倍——约64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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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外汇市场致力于加强国家的货币体系,是“新经济政策”大规模市场化配套的一部分。在1930年代集中计划经济中,外宾商店是一个市场化绿洲。它运用计划经济体系的不足和缝隙获取利润,利用计划体系的不稳定和急转直下的危急局面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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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的货币关系是在相对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发展的,所以人们能看到将外汇兑换成纸币、切尔文券的意义。1920年代上半叶的外汇市场多半是企业性和业务性的。外宾商店则是在灾难中诞生的。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外宾商店是生存的手段。外宾商店之所成为这样,是因为国家想要人们把值钱的东西换成粮食和商品,而不是换成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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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加速工业化埋葬了1920年代上半叶的外汇市场,却催生了外宾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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