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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1934年显示了上交有价物品所得金额与消费金额之间关系的变化：当年年底，民众手里留有一大笔未消费的外宾商店的钱——500万卢布（表十九）。放缓的需求是主要原因。随着饥荒消退以及需求方向转到精致熟食和紧缺日用品，人们变得更加苛求和挑剔。顾客此时不太愿意在心仪商品和提供的商品之间进行妥协：在挑选心仪商品时，他们有所摇摆，于是就放在一边暂缓购买。1935年秋天，外宾商店宣布即将关闭后，开始抓紧向民众“投放”商品册：暂缓购买存在风险。上交有价物品所得金额与消费金额之间的关系开始平衡：在1935年11月中旬，未供货的商品册结余为350万卢布，其中一半多属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8611936年2月，外宾商店正式终止运营，但是此后仍然凭留在外宾商店里的钱向人们供货，直到夏天，政府才偿清这些欠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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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外宾商店：为了工业化所需的黄金 外宾商店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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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吆喝下的定价。紧缺性、季节性、垄断性。外宾商店有没有“放过”饥荒？降价是有害的。生意不景气和“末尾”的狂热。“外宾商店”是不是一家昂贵的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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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秋天，外宾商店里一个黑麦面包值5戈比，而在莫斯科大众食品托拉斯862的商店里值2卢布50戈比。863乍看之下，外宾商店是一家便宜的商店，但是不要急着下结论，要知道，外宾商店的戈比是“黄金”戈比。政府开设外宾商店不是为了帮助饥民，而是为了帮助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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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情况决定了外宾商店商品的定价策略。在饥荒时期，苏联领导人不仅没有遏制外宾商店价格的提高，反而要求大幅提价。苏联领导人批评外宾商店“忽略了价格的主要问题”，“大意地错过了饥荒”。864为了试图获得最多的收益，政府利用了饥饿潮。当人们对外宾商店兴趣不大时,政府想办法用命令将价格维持在高位：1934年，政府无视在苏联商品供应恢复正常的情况下购物需求的下降，反而禁止外宾商店降价，并取消了其定价权，市场和政府强权决定了外宾商店的价格。对于外汇的追逐注定了用有价物品换取商品是不等价的。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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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领导人关于价格强制的主张并不意味着苏联的物价是随意制定的。相反，在1930年代及之后，科研机构和政府机构的大量人员为了计划经济中的定价问题而相互博弈。他们试图解决货币发行量、货币流通速度、商品数量和价格之间相互关系的大问题。换言之，社会主义通过核算必须达到资本主义市场化机制自主运行所达到的效果。1930年代苏联物价制定的研究者认为，除了平衡货币流通、商品规模和价格的任务，苏联经济学家还要解决商品价值构成变化的问题，以便能确保为工业化积累财富。这可以用来解释涨价趋势，这种趋势在1930年上半叶尤为明显。866当时苏联的价格制定就像外宾商店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业化飞跃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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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商店的商品价格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1931—1932年的初期是相对自由的时期。名义上，外宾商店管委会应当将价目表提交给外贸人民委员部审批，但这一规定并未得到遵守。贸易副人民委员洛加诺夫斯基“为了灵活性”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准许外宾商店管委会自行调整价格——这是计划指令经济中一个不小的特权，也证明政府为外宾商店创造了最优越的条件。867外宾商店广泛地使用了自主定价权：在观察商品需求和外宾商店地区办事处报给莫斯科的各地市场价格的基础上，由管委会负责人决定涨价还是降价868。有时，下属商店的负责人自己会有效地调整价格，但是外宾商店管委会会和这种自作主张的人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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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底，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部与劳动和国防委员会下属的商品储备和贸易调控委员会检查了外宾商店的价格，认定外宾商店没有完全利用饥荒造成的需求形势。这些指控是有根据的。外宾商店唯一的一次大规模涨价是在1932年春天外宾商店网络扩展时，即在大饥荒爆发前。8691932年是外宾商店粮食价格与国家商贸价及市场价差距最大的时期。随着1932年底大饥荒的爆发，外宾商店黑麦面粉和黄油的价格（按金卢布的面值计算）仅为国营商店的1/40,植物油价格仅为国营商店的1/60。870同一时期，外宾商店的工业品价格比普通商店或是市场高出很多。1932年春天，外宾商店里一双靴子的价格相当于5普特面粉。如果在自由市场上卖掉这些面粉，可以用卖得的钱在商贸系统里买到2-3双靴子。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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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初，当很多人死于饥饿时，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部的委员会要求提高外宾商店中基本食品的价格，并责成外贸人民委员部加强监管。872外宾商店管委会试图捍卫自己“在个别情况下，针对个别领域或个别商品，作为规定中的例外，为了更快地进行商品调动，通过内部指令更改定价，毫不耽搁地将信息报知人民委员部”的权力，但是，价格专制收回了权力。873为了落实政府要求，1932年12月在管委会内部设立了价格局：此后，只有外宾商店管委会主席（当时是斯塔舍夫斯基）有权调价，而不是随便哪一个负责人都行。政府要求外宾商店的价格要超过所有其他的开放商店和市场：外宾商店应当在商贸和市场贸易中类似商品的价格上增加“紧缺性、季节性和垄断性”的附加费用。874外宾商店被建议去关注这些商品在国外的价格。往后越来越厉害。1933年5月，根据外贸人民委员罗森戈尔茨的命令，在外贸人民委员部内设立了价格委员会，该委员会为外宾商店管委会制定价格。外宾商店价格局应至少每季度两次向外贸人民委员部价格委员会汇报价格变动和市场行情。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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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局和价格委员会的建立使价格制定过程变得不太灵活。不过，当时外宾商店价格制定权仍然在外贸人民委员部管辖之下，并辅以外宾商店的积极参与。虽然由于官僚作风和流程层级多，定价单位对于市场行情的反应时间较长，但负责定价的是贸易单位本身，而不是劳动和国防委员会或者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部这种脱离一线的中央指导单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定价符合市场情况。此外，外贸人民委员部是外宾商店的“娘家”，这造就了两家单位间亲如一家的关系。1934年检查外宾商店价格的劳动和国防委员会下设委员会证明，外贸人民委员部的价格委员会不定期地开展工作，外宾商店“仅会就某些商品”请示价格委员会，以便其随后修改此前价格委员会批准的价格。876事实上，外宾商店管委会仍悄悄地自行在商店里制定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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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的吆喝下，1933年冬天一荒最厉害的时候，外宾商店管委会两次提高了大众消费品的价格——面粉、面包和修。饥荒时期是外宾商店史上仅有的基本食品金卢布售价的名义标价等于或超过外宾商店商品的苏联卢布采购价的时期877——这是一个令人发指的事实，要知道，按照官方汇率，外宾商店的金卢布是苏联卢布6.6倍，按照饥荒的1933年的市场汇率，金卢布是苏联卢布的60—70倍！尽管价格急剧上涨，食品需求并未下降。8781933年冬天至次年春天是在外宾商店里用有价物品换商品经济上最不划算的时期：“一个标准单位的有价物品”在外宾商店史上能换到的食品最少。正是在这个时候，人们把大部分外汇积蓄拿到了外宾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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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时，饥饿造成的需求有所减少：农民市场上开始出现食物，人们已经不愿意在外宾商店按照高企的金卢布价格购买东西。为了维持需求，外宾商店从1933年4月开始逐步降低了食品售价。879同时，一些工业品的价格也下调了。880为了保护自己的价格政策，斯塔舍夫斯基写道,有一些工作人员认为降价会造成危害，其中一个工作人员说：“每天卖掉1—2瓶花露水可以进账1—2卢布，而外宾商店为此而消耗在食物定量配给、工资支出、场地租赁等方面的花费达40戈比。”881 1933年8月，因为看到收成较好，内务人民委员部价格委员会决定重新大幅降低粮食售价（9月正式实施），其中，外宾商店内基本商品黑麦面粉的售价降低了40%。882年底前，外宾商店内的食品价格持续下降，这也反映了消费市场上粮食供给状况的改善。883秋天,鞋子、服装等工业品的价格也下降了。这些措施引起了外宾商店和新开的专营商店之间的竞争，后者的售价比前者更划算，而且不需要“黄金含量”。884根据外宾商店的报告，如果把1933年第一季度的价格设定为100,那么第二季度时“加权平均价格”为80,第三季度为53,第四季度仅为43。8851933年冬天，每千克黑麦面粉价格为20金戈比，而到了年底则变成了5金戈比；886临近年底时，糖和方糖的价格下调了1/2,黄油和植物油的价格下调了2/3（表二十）。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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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领导人不担心外宾商店的售价上涨，但是无法容忍其快速下跌，要知道，贵金属和宝石的收购价并没有变化，这就意味着，随着售价下降，外宾商店要为“一个标准单位有价物品”付出更多的商品和食品。1933年冬天到次年春天的饥荒时期，在矿区淘金者可以每千克矿金在外宾商店换取3.2吨面粉，到了夏天可以换4吨多，年底时可以换9.2吨！8881934年春天，外宾商店定价相对自由的情况以及参照市场行情的做法走向了终结。政府严格控价的时期开始了。1934年3月，劳动和国防委员会的专门委员会检查了外宾商店的价格，并认定其下调价格是错误的。889尤其让委员会愤怒的是私人倒卖的盛行：人们利用不同贸易类型中的价差获利。他们把在外宾商店购买的食品倒卖到自由市场，并用卖得的“利润”在商店里购买日用消费品。890惩罚很快就来了：外贸人民委员部和外宾商店一起失去了商品定价权。891从这时起，劳动和国防委员会开始制定适用于所有办事处的每件（！）商品的最低价，并由苏联人民委员会批准。外宾商店的售价不得低于最低市场行情价。892外宾商店只有提高最低价的权力，而且需在市场行情价上涨的条件下——但这是苏联商品状况得到改善的条件下未必能实现的愿望。根据劳动和国防委员会的要求，1934年春天，外宾商店所有基本粮食种类的价格都应上调（表二十）893。正如预计的那样，在供给正常化和开放式商店得以发展的条件下，这导致了外宾商店内食品需求的进一步下降、业务停滞以及利润减少。但是，苏联领导人并没有因此妥协。1935年，外宾商店各地的办事处请求下调违背需求的价格，但政府指责办事处的负责人是“为了避开困难和麻烦”。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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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已经帮不了外宾商店，通过上级指示迫使人们高价购买东西是不可能的。各地办事处向莫斯科的外宾商店管委会和外贸人民委员部发去警报，通报了经营额的大幅下跌，在某些情况下，生意完全停了下来。比如，哈萨克斯坦来信称，1934年春天外宾商店基本食品价格上调后，其销售“一天不如一天”：之前，面粉一天的消耗为1—2吨（奇姆肯特），而现在1吨面粉需要5天才能卖完；脂油过去一天能售出100—180千克，现在一天不超过1千克；肉类原来一天能售出100—150千克，“现在完全卖不掉”；植物油原先一天能销售5—6升，现在一天仅售出半升且并非每一天都能售出这么多——“1936年之前，我们都将执行这个价格”；“伏特加制品拥有大量储备”——但在涨价后，完全没人买伏特加。哈萨克斯坦外宾商店的领导总结道：“总之，加价后，完全陷入了停滞。”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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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外宾商店的购买需求急剧下降迫使政府开始选择性地（表二十）下调基本食品的价格，随后几乎全面下调了其价格。896不得不下调食品价格的阶段一直持续到1935年12月。897然而，这一措施为时已晚，下调幅度也不够。外宾商店的经营状况从根本上并未得到改善。外宾商店的食品需求仍在下降。不同于食品的是，政府在1935年度上调了最紧缺的工业品价格，试图通过“吃饱后的需求”积蓄外汇。898随着饥荒的消退，对于日用品的需求实际上是增长了，但人们此时已经可以在百货商店用卢布购买这些商品。1934年和1935年外宾商店购买需求的下降和滞销是其关闭的主要原因之一。消费市场的规律比政府指令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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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尾的狂热”是外宾商店定价的最后阶段。1935年12月，政府发布了即将关闭外宾商店的决议。决议几乎没有改变对于食品的需求，但人们开始近乎恐慌地抢购工业品——这证明存在着延缓的需求和相对富足的生活。外宾商店管委会提醒道：“有理由进一步努力抽取民众手中积攒的外汇。”899在外宾商店经营的最后几周，当人们着急花光留在手里的钱时，政府提高了外宾商店的价格：食品价格平均上调20%,工业品平均上调40%。900例如。洗衣皂的价格从22戈比涨到了36戈比；各种香皂价格都上涨了几个金戈比；事实上，化妆品价格从5金戈比涨到了15金戈比，留声机、收音机和整套茶具的价格上涨了6—10金戈比不等。901（表二十）在人们无法再推迟购买的时候提高价格，苏联领导人再次证明了，如果“无产阶级”国家本身就是商人的话，那么市场化经营就不是社会主义的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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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证明，政府竭力在外宾商店设定垄断性的高价，而其野心仅受制于消费需求。然而，当时在苏联其他的开放式商业类型里（营利性商店、市场），价格“贵得惊人”。外宾商店和它们有何不同？外宾商店的主要优势是商品种类。外宾商店供应其他商贸机构没有的商品。随着示范百货商店和专营商店的出现，外宾商店开始失去这种优势和客户。在外宾商店购物不受额度限制，这是其较之定量配给供应单位及国有营利性商店的优势所在，在饥荒时期，营利性商店实行了“双手限额”。和其他的商贸机构相比，外宾商店的主要劣势在于需要使用外汇、有价物品支付。配给制取消后，外宾商店的这种外汇特性成了购买需求下降和其本身关闭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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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商店商品价格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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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金戈比/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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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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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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